田野调查手记｜我曾与巴基斯坦红灯区的“第三性”一起生活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我买了甜甜圈去看“妈妈”，照常在“食街”的漂亮大门前下车，在出租司机的惊讶目光中隐身进对面肮脏的小巷子。跳过横流的污水，躲开嚼着青草的山羊和它们的排泄物，抬头看到卡米在某个小楼里探出头叫我过去喝茶，她的“男友”也挤过窗边来好奇地打量我。我说“下次”，他们便又回去继续亲热了。

家门口站街的姑娘换了个新的，伸手来要钱。我说“我是阿希的女儿”，她便嘻嘻地笑了，给我让出条路来。摸着黑爬上“妈妈”家的小楼，进屋发现房间收拾过了。之前住在家里的那个病弱的我不知道名字的徒弟已经死了，她躺过的地方显得空荡荡的。

“妈妈”老了，我很担心她生病。自从我不住在家里之后，她便把我睡觉的那一小片地给了隔三差五上门的徒弟们。不过，她们都很快病死了，没了。

红灯区里的“第三性”

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妈妈”住的这条街是历史上闻名的“红灯区”。当地人谈到它的名字便露出尴尬的笑容，男人们更是会个个指天发誓说从小到大从未去过那里。这是老城的中心区，紧邻着辉煌的巴德沙大清真寺和“食街”五彩斑斓的店铺招牌。城里的有钱人和游客们会坐着观景大巴来游玩，却没有人带他们去仅一街之邻的“钻石集市”——所谓的红灯区。

这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开放的声色犬马之地。人们迢迢地来看舞女表演，漂亮的舞女们每人拥有一个小隔间请客人进去观赏。舞跳过之后，便可能做更进一步的肉体买卖。但自从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愈发强硬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跳舞的小房间被政府拆除了，舞女们也散了。听说她们隐藏到了更自由的富人区，剩下来的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暗娼和数不清的“第三性”性工作者们。

我研究“第三性”人群，“妈妈”是我的主要报告人。2011年，当我第一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看到“第三性”跳舞的时候，便被她们迷住了。（虽然讨论超出了男／女两性的藩篱，在英文中已经不用he/she来指代了，在中文语境下我还是愿意用“她们”来称呼）屡次想接近而不得时，我的朋友拉希德向我介绍了阿希。

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夜，坐在拉希德摩托车的后座，呼啸着掠过拉合尔堡投下的巨大阴影。夜风灌进我的夹克衫，满街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好奇地盯着我看。阿希是个微胖的漂亮大妈。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她更好，她娇嗲地说话，但声音是男人的低沉。

我想提问，她却开始抹着眼泪哭起来，诉说她们多么不幸。虽然日后我逐渐明白了哭是她得心应手的技术，当时却很是手足无措。拉希德给了她一千卢比。她接过钱，迅速在我们面前掀起上衣，露出了巨大的乳房，“真家伙！”她很得意。拉希德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小声咒骂着，说再也不要来看“希吉拉”的胸。

“希吉拉（hijra）”是南亚地区国家对这群“第三性”人的通称。她们被认为非男非女，大部分自幼离开原生家庭，和同伴共同生活。她们有着自己组织严密的小集体，由一个年富力强、人际关系畅达的首领作师父。不同师父的弟子数量不同，多的达几百，少的仅一两个。她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在结婚典礼和男孩的生日宴上跳舞。当地人相信她们的舞蹈有祈福和保佑的神秘力量。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卖春，只不过没有人坦率地承认她们确实做这些有失体面且违法的事。

阿希是红灯区里最著名的师父，她有无数的徒弟和通向社会各阶层的人脉。

2013年，我又去拜访她。我和她聊民歌，聊舞蹈，把我有关旁遮普民俗的平生所学都搬出来找话题。我敲塔布拉鼓，她跳了一段舞。必须走的时候，我送了一个救生哨给她，从我自己书包上当场摘下来的。我不喜欢给报告人钱，自己没钱，也不觉得花钱是一种好的方式。她看着哨子微微笑了，“你就当我女儿吧。”她说。

此后，从2015年开始，我便断断续续以女儿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和她住在了一起。不知不觉时光荏苒，最初的恐惧、兴奋和局促感都消失了。她也在我面前随便地骂街、放屁，光着身子冲凉。她教我她们的秘密行话，我们一起讲最脏、最黄的骂人话取乐。她愈发胖了，也更不爱出门。

走到外面，街上男人们猥亵的目光似乎会穿过我们的长袍与盖头。“妈妈”装作没看见，我则常常反瞪回去。“妈妈”很喜欢跟人炫耀我说，“看我女儿刚来的时候可小了，跟我一起这么久，现在都长大厉害了。”对她们来说，每个人都只有短短几年的好时光，此后便是百无聊赖的无人问津。

她似乎忘记了我最初来找她的研究目的，我们俩常常会坐在床上接受其他当地研究者的采访。“妈妈”在旁边抹着眼泪诉说，我在心里偷偷地笑着那些认真记录的同行。同行们往往以为我是个新来的徒弟，因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也有长相接近中国人的少数族群。他们拿不准我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也往往对我投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怜悯目光。“妈妈”拿了他们的钱，客气地送别之后便会和我笑作一团，招呼芒买炸鸡肉碎来吃。

魔术师徒弟

好几天没见“妈妈”，我没有告诉她去国外开研究会了，做关于她们的报告。去年以来，我不再和她一起住了。房间太小，我需要一张桌子写我的论文。睡在地上总被臭虫咬得睡不着。但“妈妈”和芒从来不被咬，我怀疑是臭虫看着她们结着黑皮的脚难以下口。

突然，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徒弟。她端端正正地穿着袍子，戴着严严实实的面纱。看到我显得十分兴奋，念了一通咒语，变出四十卢比送给我。“妈妈”说你拿着吧，我便接了过来。“妈妈”夸说，这个徒弟特别擅于变魔法。

正说着，她接了一个电话。某家有人生病，请她说些祝福语。她深蹙双眉，一只手伸向远方，抖下奇怪的粉末，一边对着电话说着我从其他姐妹那里都没听过的冗长连贯的祝福语，说了足足五分钟。挂了电话，她又凝了会神，像是练完气功收势一般慢慢回过神来。

我问为什么之前没见过她，她说自己云游四方，去各个地方的苏菲圣庙祭拜——当地对苏菲圣人的信仰非常浓厚，虽然伊斯兰教不拜偶像，但逝去的苏菲圣人的坟经常被人们供奉起来，修建大大小小的庙参拜。最著名的一个圣庙在信德的一个小镇，每年到了纪念日都拥挤得水泄不通。

我曾经跟二十多个“第三性”组团去参拜。从拉合尔出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在那里驻扎十天，支起大棚来跳舞。远道参拜的人们向她们抛洒纸币，我和其他不跳舞的徒弟们负责捡钱。那是最热的季节，平均每天气温都在42－45摄氏度之间，停水停电加之酷热，不免让人产生幻觉。

我们的团队从夜里跳舞到凌晨，一晚上的收入能达到十万卢比之多，得到的钱会拿出一部分为圣庙捐一面旗，表达大家对圣人的敬意，也希望圣人保佑。这位徒弟听说我也去参拜过信德的圣庙，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大为赞扬，耐着酷暑去参拜这些圣地，対当地人来说是了不起的行为，去过圣地本身似乎让人也带有了几分“圣人”的味道。她伸出手来按我的头顶，这是她们对人进行祝福保佑的标准姿势。念念有词地讲了一通，她说：“你是我师父的女儿，就是我的姐妹，我要送一套衣服给你。”

作为仪式的阉割

魔术师让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要送衣服给我便出门去了，说是给我拿衣服。“妈妈”插好门，开始用各种脏话骂不在场的芒。边骂边嘟嘟囔囔去厕所小解。从我来了之后，“妈妈”已经去了三次，我追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下边”痛，每次只能尿几滴。各种病的可能性在我脑中回旋起来，不会得了肾病吧。

“腰痛不痛呀？”

“没事，我已经看了哈基姆了，吃点药就好。”

哈基姆是江湖医生，会抓草药和奇奇怪怪的东西给病人吃，他们抓的春药被当地人广为推崇。我腹泻的时候也被迫吃过他们的粉末，可是始终不敢太信任他们。“妈妈”对我的各种检查建议很不屑，说吃了药就会好。我再三劝说，她叹一声道，“又不是第一次了，我这两年没犯过，但以前也偶尔有。我们这样的人都有这毛病。”

我这才想起，“妈妈”的身体并不是完全的女性。很多“第三性”做过阴茎切除。和现代变性手术的理念不同的是，很多人并非在医院接受正规手术。她们把阉割当作一个仪式，觉得完成仪式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第三性”。

早年间，很多人被师父执行阉割。徒弟们把人绑在椅子上，师父用烧红的剃刀割下男性生殖器。众人迅速在伤口上抹菜籽油并任由血流淌不止。她们认为血带走了身体中的男性部分，使她们的身份得以转化。如果一直血流不止，说明不具备完成仪式的条件，只能等待死亡而后收敛尸体。成功完成仪式活下来的人则会被供给甜食，每天在家中涂油，休养，一个月后以新的身份示人。

接受过阉割的人在群体中地位高，也更具有神秘力量。徒弟的仪式由师父安排。近年，很多师父选择送徒弟去保密的私人医院做手术，也有人选择保留男性生殖器，穿特殊的贴身内衣遮掩。

我并不了解她们在仪式后可能终身遭受的病痛。“妈妈”没有特别讲过这些事。她们总是表现得很光鲜，穿最美的衣服，画浓妆，卖力地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

能恋爱但无法结婚

“妈妈”第四次去了厕所，终于决定不再等芒。她打电话叫钱达过来给她买药。钱达和几个姐妹住在离我家隔一个巷子的地方，她以眨眼之间的速度跑来了。

钱达喜欢每天把脸涂得惨白，穿着漂亮的礼服，我也估计不出她的年龄。“妈妈”问她在忙什么。她用行话说，“刚刚在接待客人，还要赶着回去。”“妈妈”挥挥手让她快去，转头对我比了一个手势，嘟囔了一句“肮脏的妓女”。这也是一句玩笑，谁都知道在这里每个人都靠这个生活。对她们来说，卖春不只赚钱，还能获得一时肉体的温暖。

“第三性”无法结婚。她们爱男人，但没有人娶她们回家。即使再漂亮温柔，不能生育的妻子也毫无价值，更何况这些人并非真的女性。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一段撕心裂肺的恋爱史，之后便不再相信爱情。

某天清晨，“妈妈”的一个徒弟上传了把手臂划得稀烂、鲜血淋漓的照片。“妈妈”见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大家都这样，过一阵就好了。”“妈妈”自己也爱过不少人。据她说，她最爱的男友带她回了在意大利的家，但家人不同意，被迫分手。我追问那个人现在如何，她只是回答了一句“他死了”。比起贴感情还贴钱的爱情，卖春更为简单实惠。不少客人还能成为朋友，当然其中不乏恶棍。强奸、抢钱的黑色新闻不绝于耳。

小不点是一个姐妹的仆人，也是“第三性”。她没有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在家庭的压力下和女性成了婚，但每天晚上都出门去卖春。

有一天，我看着她努力地对着镜子涂白粉和腮红时，忍不住问“你老婆不知道你每天晚上干什么吗？你不觉得这样对她不好吗？”一向沉默寡言的小不点却突然滔滔不绝起来：“她不知道！我也不想娶她啊，可是我们这里的家庭就是这样啊，我不结婚家里人不同意，她家里人也不同意。您看看，我每天要挣钱，挣的钱要养她。我不想跟她做，可她要跟我做啊！您看看，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被男人用，用过之后回家还要被老婆用。我都不想啊，我也想要个男朋友，可是……”

小不点哽咽了。我以为她哭了，可是转眼却看到她拿着我刚刚买的漂亮裙子比比划划，在我阻止她之前已经飞快地套上了身。

钱达买回了药。“妈妈”刚吃下，一个徒弟风尘仆仆地跑进来说，“莎丽死了！”这个徒弟是莎丽的好姐妹，她是来报信的。

莎丽也是“钻石集市”的一员，来自费塞尔巴德，死后需要钱下葬。徒弟向“妈妈”讨钱买裹尸布。“妈妈”给了她一千卢比。“师父，您是好人！”徒弟点头致意，飞快地跑了。“裹尸布要多少钱？”我问。“没多少钱，可还得送莎丽回家啊，大家都没钱，互相接济吧。”“妈妈”说。她没有什么表情。

这种事发生得太多了，连我也看惯了。这条街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为艾滋病而死去。如同开头提到的，在我搬走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睡过的被褥上睡了很多“妈妈”的徒弟。上个月回去的时候，见过一个非常瘦弱的人。我忘记了她的名字，或许她也根本没提起。她躺在地上，眼睛还一闪一闪的，看起来有点精神。她按我的头，谢谢“妈妈”带她上医院看病。但这次回来，她已经死了。一切东西都没留下，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她们说，作为“第三性”，这就是命。

但事实上，无知才是最大的敌人。因为无知，她们并不了解要保护自己，NGO和卫生机构分发无数免费的安全套，却很少有人使用；因为无知，她们对艾滋病、肝炎等各种性传播疾病的严重性毫无所知。这种无知又造成了更多人的感染。就连“妈妈”在照顾生病的徒弟时，也没有动过丝毫自我防护的念头。行走在刀刃上，却丝毫感知不到痛楚与恐惧。我对这种无知的无畏感到深深的绝望。

同样是性少数者人群，巴基斯坦也有LGBT组织。那些受过学校教育、可以讲英语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向人们传播性向和性别多样性的知识，维护自己的权益。某著名组织领袖本人也是HIV阳性，但生活得很健康。很多海外组织建立基金帮助性少数者建立正常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健康和生存状态。而这些，看似都是受过英文教育、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的人的权利。

尽管LGBT组织也数次联合“第三性”展开各种集体活动，却被彼此看似“传统”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立深刻地隔绝开来。所谓的互帮互助最终都是浅尝辄止。

无家基金会

魔法师回来了。但是她两手空空，并没有拿衣服给我。我毫不意外，说空话是这里的常态。她又长篇大论地赞扬了我，拿了“妈妈”一千卢比走了。“大家都穷，互相接济呗。”“妈妈”还是那句话。

芒也终于回来了。照例又是一阵互骂，这也可以看作一种无聊的消遣。被骂过的芒乐呵呵地拿钱出门，我们终于吃上了炸鸡肉碎。“其实今天有好事呢！”“妈妈”说，“我们的空调要到了！”把我啃剩下的半块肉塞进嘴里，还在舔着手指的芒也高兴地说，“一会拿到空调就送去‘无家基金会’办公室咯！”

“无家基金会”是“妈妈”的杰作，是她一手建立起来的NGO，专门收留50岁以上无家可归的“第三性”。“妈妈”说，她很久以前就有一个理想，建立一个大家庭来帮助大家。多年以来她一直在筹款。巴基斯坦在2009年正式成为南亚首个承认三种性别的国家，身份证中的性别项有三种选择。

从那时起，“妈妈”等师父频频曝光于媒体，“妈妈”用她拿手的哭戏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也帮助她建立了不少人脉。她的旧男友们、慈善家们、虔诚的穆斯林信徒、热爱施舍的人们纷纷向她捐款。她用这笔钱买了一块地建房子。去年年中，房子彻底建成，她在当地人最爱用的Facebook上发布了落成消息。她安排一批自己选中的“第三性”住进了新房。

最近，又有实业家为装修和电器捐钱，今天运来的这个空调便是用一笔善款买的。拉合尔的夏天从3月底一直持续到11月，漫长的炎热天气里，没有空调简直无法忍受。我充分体会过那种酷热，满目白光，无边的热浪似乎把口耳鼻舌全堵住了，头晕目眩，气也喘不出来。每年都有很多体弱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热死街头，其中不乏“第三性”。

“妈妈”边在空调发票上签字，边喜滋滋地说，“这下可凉快了。回头你也到那边住去。”我苦笑，我怎么可以利用这些救济“第三性”的资源呢？虽然是捐给“妈妈”的，但也并不是她的私人财产。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对秩序和公义的忽视、对人治和私情的认同时，又怎么可能强求她考虑那么多呢？

望着芒抱着空调、坐着电动人力车兴高采烈地驶去办公室，我看了看表，快六点了。一个下午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同千百个普通的下午一样，这就是“妈妈”的普通生活，也是我熟悉到懒得记下来的生活。

但随手写了两句发在朋友圈之后，却引起了一片“是不是小说”的疑问。有些人过着在我们看来比小说还离奇的生活，而我们自己看来熟悉自然的生活，却又是她们想象皆不可至的故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