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与房山石经及西藏古建筑研究

【编者按】本文首刊于《北京青年报》，题为《痛悼恩师宿白》。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现题目为作者写作本文时的原题。

虽然早几天已有思想准备，但闻知宿先生噩耗，心里仍然一下子空了。房山石经研究事业失去了支撑我们将近四十年的后盾，今后需要后辈自己往前走了，我的心里怎么能不空啊！

宿白先生

一

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学习中国佛教史和佛学。此前，仅仅是因为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才接触了一点佛学方面的粗浅知识，但一部佛经也没有见过，“文化革命”前的学习又完全和佛教不沾边，“文化革命”中更没有机会看到佛经。现在读了佛教的研究生，能够看佛经了，但对于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却茫茫然。正在这个时候，学兄丁明夷告诉我，宿白先生在北大要为他的研究生开“佛经版本与目录”课，可以去旁听，他要去听课，建议我们一起去。那时我还不认识宿先生，仅仅是“文化革命”前在北大38楼楼道里张贴的历史系老师开课表上看到过宿先生的名字，此外一无所知。丁明夷一再说，宿白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于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跟着他一起去北大旁听。为此，我永远感谢丁明夷！

宿先生讲课极其认真，事先写好讲稿，授课时几乎是一字一句按讲稿念的，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我们听课的学生全都抓紧记笔记，常常下课以后还要对笔记，相互补充，怕漏掉什么，因为学生们很快发现，宿先生讲的很多是他个人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出版），是他长期在北大图书馆以及云冈、敦煌、龙门等石窟积累的“干货”、真才实学，一股脑全摊给我们了。四十年过去了，作为旁听生的我，是宿先生这门课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饭碗”是宿先生给的。

讲到房山石经，宿先生整整讲了两次，大约讲了五个多小时。在全部课程中，只有房山石经这一个具体的实物对象，让宿先生费了这么大的精力，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讲完以后，他还想办法带我们去云居寺和石经山现场参观实习。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参观实习，我才认识了吴梦麟大姐，才和云居寺有了接触，才让我和房山石经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房山石经

这一次参观实习，除了学业上的收获，还有两件具体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

回北京的路，司机没有走来时的绕行路线，直接开上了盘山道。没有想到，要翻两座山，比来的时候花了更长的时间。在从第二座山顶下来的时候，宿先生好像考虑了很长时间，转过身来，非常认真、口气又特别委婉地对我说：“罗炤，你能不能给××说说，让××到历史博物馆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小声补充说：“要还是在历史系，他就窝着了。”××是我的同窗挚友，当时他是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之一，历史系的老师们都知道。过些时候我见到××，和他说了，他非常当真，因为××在“文化革命”前和“文化革命”初曾经和我们年级在一起多年，他在逆境中仍然坚持钻研业务，大家都知道，很佩服他。不久××进了历史博物馆，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文物考古界一位建树卓著的学者。这是我亲身见证的宿先生关爱人才、扶植学生的事情。

在1978年找一辆汽车往返云居寺，很不容易。当时听宿先生课的同学中，有一位原来是医生，她帮助我们找的车。为了感谢宿先生和司机，同学们事先凑好钱，晚上在西单鸿宾楼聚餐。没有想到，吃完饭，宿先生拿出100元钱付款。我们大家忙说已经准备好了，您带我们参观、爬山，已经很累了，不能让老师花钱。宿先生不由分说，必须由他出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还不够这样的两顿饭钱。可是，最后还是他付了。

1981年3月16日，我到云居寺保管所写毕业论文。真是天意，由于前一年建成了新的石经库房和展室，以及吴梦麟大姐等北京市文物专家的关心、支持，前一天刚从孔庙把“文化革命”中从上方山抢救出来的佛经运回云居寺老的石经库房。我一进保管所的大门，迎面就看到正房堆得像小山一样的佛经，中间还有不少用黄表纸包着的经卷。宿先生教我们的知识，此时立刻触动了我的神经，很快想到应该先放下论文的事，帮助云居寺保管所整理这些经卷。保管所负责人听我说了想法，非常高兴，全力支持，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不到半个月，那件在藏学、西夏学和佛学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最早的藏汉合璧印刷品，两万多卷明朝珍贵的佛经，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件孤品，以及包括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卷录副的四千多件沈家本手稿、札记，露出了它们的真容。我是一边翻检这些宝物，一边查看宿先生的讲课笔记，完全是靠着宿先生传授的本事，大致理清了云居寺现在收藏的纸本文献。

这是第一次实际应用宿先生教的知识，初战告捷，在云居寺和房山给我带来了信誉，为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此事让我对宿先生的学问有了初步的体认。

二

1982年初夏，经过八年的修复和研究，应县木塔里发现的那批瑰宝在历史博物馆展出，并在《文物》月刊发表了简报和论文。参观的时候，宿先生教我们的本事又用上了，我看出当时用来认定《契丹藏》刊刻时间和木塔中《契丹藏》数量的那卷经，不应当属于《契丹藏》的版本，当即向史树青先生说出我的看法，根据就是宿先生教我们的判定大藏经版本的相关知识——在讲完敦煌写经、《开宝藏》、《契丹藏》和其他宋、元版大藏经之后，宿先生特别带我们到北大图书馆善本室参观、实习，仔细地看敦煌写经和宋版大藏经原件，对照实物进一步讲解了大藏经各个方面的特征。史先生非常重视，让我写文章，又请佛教协会的专家们、整理研究小组的先生们和我一起开会讨论。我的为人修养很差，说话像打枪一样，不会拐弯，当面批评相关人员：“你们不请教宿白先生，才弄出现在的错误。”得罪了当事人，人家不服气，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反驳我的长篇论文，我又连写三篇进一步谈自己的意见。但是，尽管我的根据充分，而且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我的判断，可是伤害了人家的自尊，至今不肯更正，权威性的论著仍然沿袭不正确的“定论”。这是我应当吸取的教训：正确的话，还需要用正确的方式说才好。

当时宿先生正在美国讲学，不知道这件事，回国后知道了，认可我的判断，但批评了我的做法。我打了这一“仗”，为以后的房山石经研究积聚下比较厚实的学术根基，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宿先生的学问经得起“实战”检验，从此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他的身上，有事没事都去找他，天南海北地乱说，实际是想掏他的学问，“偷”他脑子里的东西。我只是旁听了他一门课的学生，不是宿先生真正的及门弟子，所以他很长时间对我客气，耐着性子听我胡说八道，不像对他的入门弟子那样严格。我的脸皮厚，心里是真佩服他，无论在国内外，到哪里都说，我受益最大的一个是吕澂先生，一个是宿白先生，因为这是实情。时间长了，他也知道我真心向学，只好听任我在他面前恣意表现。

1983年，我在西藏半年多，回京以后见宿先生，他关切地询问西藏的情况，我告诉他萨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毁了。他连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三个笔记本，告诉我，这是他1959年在西藏调查寺庙建筑和文物时的记录。我认真地翻看，感觉太宝贵了，因为宿先生那时记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经过“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就建议他整理出版。他说这些只是素材，单凭这些记录还不够。我又告诉他，拉萨药王山下有一个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还比较好，建议他再去西藏。宿先生有些动心，但当时考古系刚刚从历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无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西藏一年多，当时全国开始文物普查，支援西藏文管会工作的张建林、张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区先后调查和发现了几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画，我也去现场参观了，感觉更有必要请宿先生再次进藏，便和文管会前后两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谈，他们都很重视，诚恳欢迎宿先生。

回京后，我把新发现的塑像、壁画的照片拿给宿先生看，他认为很重要，此后多次约见来京编写阿里地区考古报告的建林、君魁同志，进一步了解情况。经过充分的准备，1988年宿先生再次进藏调查。此后数年，他埋头整理、研究两次调查的资料，并且将当时出版的几乎所有的汉文西藏历史文献搜罗殆尽，仅个人买的就有260多种，前几年他把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亲笔写了这些书“是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辑聚之书”。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月

那时我去看他，说的全是西藏的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每次去他家，书桌上摊的都是那两张后来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结语部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的大表，他不是低头在表上填图，就是在仔细地填写或核对文字，头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别郑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认真拜读之后，我才明白，全书的精华、他几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结在这两张大表上了。我原来只是觉得宿先生笔记本里的那些图和文字记录太宝贵，应该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进藏也仅是觉得有新的重要发现了，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期望的目标只是出一本西藏古建筑资料汇编而已，聊以弥补“文化革命”留下的历史遗憾。没有想到，此时看到的是一个事实充足、图文并茂、逻辑明晰、立论坚实、而且是独辟蹊径的科学系统！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西藏建筑必具的柱头托木作为观察的切入点与对比的标尺，解析纷繁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势如破竹，排出了一个整饬的序列。这时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个什么层级的学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从宿先生那里学到的佛经版本目录知识，只是他学问中的一个小枝节，我掌握的不过是一项入门级的小本事罢了。

我到过西藏一百多座寺院，调查贝叶经之余，还有些兴趣观察西藏寺院的建筑特点，但一直不得要领。不过，因为脑子里留下了很多直观的印象，《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结语以及其中的那两张大表，让我茅塞顿开，拍案叫绝！由此触及到宿先生治学的奥秘，开始认识他掌握和运用的那一整套严密、精细、科学的方法。那是欧洲科学界积累了几百年才形成的体系和规范，宿先生是中国传统的史学出身，没有留过洋，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怎么会这样观察、记录、分析、综合、展示考古对象？有一位考古学家曾经当面对我说：“宿白先生是朴学。”他可能没有透彻读过宿先生的著作，只是知道宿先生精通古代文献而已，并不真正了解宿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造诣。经过多年探问，我才知道宿先生先后师承冯承钧、孙作云、容庚、汤用彤、向达、赵万里、裴文中等人，在治学方法上尤其受到冯承钧、汤用彤、向达、裴文中四人的影响最大，而这四位前辈学者都有深厚的欧美学术背景。

在古建筑领域，宿先生受益于梁思成、刘敦桢、赵正之三位先生甚多。中国的古建筑，主要的遗物可分为汉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兰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汉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在汉式古建筑的研究领域贡献巨大，人所共知。宿先生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开创之功、以及他建立起来的科学系统，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认知，就连我原来也只认识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是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对它的科学意义仅仅是从方法论方面留意了一点，但对其整体的科学价值则远远认识不足。实际上，从学科划分来说，《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建筑学成分相当大，已经不能完全归类于文科著作和考古学著作了。

三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前辈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发现的唐、宋、辽、金时期的古建筑，绝大部分是汉传佛教寺院里幸存下来的遗物。汉传佛教寺院自梁武帝时期的同泰寺开始依照皇宫规制构建（稍早的北魏洛阳永宁寺已有部分按皇宫规制营造），至中晚唐时期，以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形制逐渐取代南亚、中亚传来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形制，虽然辽、宋时期仍然存有很少的如应县佛宫寺和莆田东岩山报恩寺这样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寺院，但绝大多数佛寺的规划布局都是以中轴线上的佛殿为中心，至20世纪前期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汉传佛教的寺院布局和殿堂、楼阁的形制结构总体稳定，仅有局部的变化。同时，汉传佛教的僧人和佛寺数量在南北朝后期达到顶峰，此后锐减，唐玄宗以后汉传佛教的发展进一步萎缩，虽然边远的四川、南诏—大理、辽等地曾经一度辉煌，但总体上汉传佛教是不断走下坡路的。汉传佛教建筑反映了以上的历史演变，唐玄宗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北魏的平城五级大寺与洛阳永宁寺、梁武帝的同泰寺和武则天的天堂这样的宏大建筑了。

营造学社对于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在汉传佛教极度凋零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当时五台山南禅寺尚未发现，遗存最早的佛光寺东大殿距离汉传佛教第一座寺院建成已经有800多年了，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发现的是寥若晨星的唐、辽、宋、金代古建筑，而且每一处只有一、两座孤零零的早期殿堂、楼阁、佛塔，最完整的正定隆兴寺（大佛寺）和大同善化寺也仅余三、四座北宋和辽金时期的大型建筑物。因此，他们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于地上早期遗存物的测绘和记录，重点对于《营造法式》和木作工艺等建筑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梁、刘等先生虽然十分重视寺院的历史沿革，但客观存在让他们只能从文献资料和多种多样的零散遗迹中，了解晚唐以前的房屋建筑、包括佛寺建筑，无法直接从现存的地上实物具体认识自东汉至晚唐时期汉传佛寺的规划布局与建筑物的实际形制，及其详细的发展变化过程。

宿白先生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研究，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实存状况。藏传佛教最早的寺院、始建于公元647年的大昭寺，其最初的构筑至今仍然保存，其他的小昭寺、桑耶寺、萨迦北寺和南寺、纳塘寺、霞鲁寺等吐蕃时期至元代早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寺院，不仅可以勘查它们的早期规划和布局，而且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特别重要的是，经过吐蕃时期的两次挫折，10世纪后半期以后藏传佛教恢复发展，12、13世纪以后寺院规模和僧尼人数成倍、甚至成10倍地大扩张，至20世纪中期仍方兴未艾。这样，宿先生对于西藏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是从最早的建筑形态开始的，而且探讨的是一个由小到大、且巨大扩充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汉传佛教古建筑研究只能从中间形态开始、而且研究对象呈逐步萎缩状态的情况，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营造学社的研究模式，必须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观察、反映西藏不同的佛寺建筑形态和发展变化进程。

宿白先生调查的第一个寺院是拉萨著名的大昭寺，发现其最初的建筑遗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印度佛寺的形制，而与大昭寺相距不远、且同属松赞干布时期的札拉鲁浦石窟寺，则移植了中原和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形制；此后在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大昭寺不断地改、扩建，吸收了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土的建筑元素，与原有的印度形制融合成为一体；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又不断局部整修，结构进一步改变，进入第三阶段；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为大规模整修扩建阶段，内地建筑元素大量增加，西藏本土特色更加鲜明。

细致地解析了大昭寺这个重要的标本之后，宿先生观察藏传佛教其他寺院建筑便有了一个准确、可靠的尺度，能够进行比较精细的对比研究，发现吐蕃时期建立的寺院、如著名的桑耶寺，也经历了和大昭寺大体相同的变化，其他的众多寺院则步伐不同地分别走过了11世纪至14世纪前期、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17世纪前期至20世纪中期的三个阶段，而始建于15世纪前期的格鲁派大寺院还发展出巨大规模扩建和严格等级规制的第五阶段。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总体上经历了五个时期，无论是单体的建筑物形态结构，还是寺院的整体布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在汉传佛教建筑中看不到的情况。

大昭寺

宿白先生还详细地调查了以江孜白居寺塔为代表的各种尼泊尔—藏式佛塔，为研究西夏和内地元、明、清时期的众多藏式佛塔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

在宿先生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调查和研究中，首先注意的是建筑物的规划布局和形态结构，同时高度重视木作工艺等技术手段，特别关注印度—尼泊尔、中国内地和西藏本土这三种建筑元素的结合和演变，展现出西藏佛教寺院存在着从移植印度佛寺的规划布局和建筑形制，到越来越多地吸收祖国内地和西藏本土建筑元素的发展变化过程，不仅建立起一个明晰的科学系统，而且从古建筑领域、以巨量的建筑实物证据，清晰、自然地显示出西藏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西藏本土化进程。

在宿先生1959年进藏的数年之前，原营造学社成员卢绳先生已曾对承德外八庙的藏式建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测绘，发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1982年天津大学建筑系在卢先生工作的基础上出版《承德古建筑》一书，在国内外获得盛誉。不过，外八庙是仿藏式建筑，与西藏的古建筑尚有差别，而且是在康熙至乾隆时期不足七十年间建成的，无法从中理出藏式建筑的体系。遗憾的是，1959年卢先生身处逆境，未能和宿先生一同赴西藏调查，1977年又过早离世，对藏式建筑进行全面、系统调查研究的重任，便由宿先生独自承担了。

宿白先生全面地继承了营造学社的学术传统，同时，面对西藏不同的、纷繁复杂而又完整丰厚的遗存状况，他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建立起新的学术系统，并将其延伸到汉式古建筑的研究领域——既重视古代建筑物个体及其构筑工艺，又重视古代建筑（城市、寺院、衙署、府第等）整体的规划布局。继梁思成、刘敦桢先生之后，宿白先生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雪域高原，宿先生以不到半年的时间，整日站立，爬上爬下，独自一人观察、步测、绘图、记录了四、五十座寺院，留下大量的现场描图和文字记录，为开创西藏历史考古学和古建筑学积累了宝贵的、很多是独一无二、无法再得的第一手资料。除去路途上的时间，他在寺院现场的工作时间不足五个月，平均在每座寺庙停留不到四天，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寺庙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即使有一个多人合作的专业团队共同进行调查，一个月也未必能够完成一座大庙的工作任务。因此，看到《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有那么多的现场实测实绘图和那么细致的文字记录，我无法想象宿先生当时在西藏是如何紧张地工作。

前辈学者艰苦奋斗、矢忠学术的高贵品德，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十年前，我对于营造学社的学术体系一无所知，古建筑的知识也几乎为零，在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写的书评中，仅仅把它看作文科和考古学的著作，完全不懂得宿先生此书在古建筑领域里做出的开创性工作及其科学价值。近二十年来，多多少少对营造学社有了一点了解，古建筑知识也增加了一点皮毛，才开始认识到宿先生在西藏的工作与营造学社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认识到我的失误。我国考古界、古建筑界的不少学者、专家涉及西藏、特别是藏传佛教方面的相关问题不是很多，可能受到我的书评影响，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认知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在此，我应当郑重道歉！

事实上，宿先生不仅在古建筑领域，而且在古代城市、雕版印刷、造纸、陶瓷、盐业、丝绸、玻璃等科学技术史方面，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对于石窟和佛寺雕塑、壁画的研究更久负盛名。他不仅是一位贡献卓著的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还是一位科技史大家和艺术史家，1997年获得的“岛田奖”便是国际上的东亚艺术史大奖。

1996至1998年期间，我多次向宿先生讨教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后来和他谈起治学方法以及他的师承，曾开玩笑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也知道我这句玩笑话纯粹是学术意义上、方法论上的，没有任何政治含义，不仅没有生气，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最要紧的东西还得自己上心琢磨，还是得从实际工作中悟。”

由于有兴趣，我反复拜读《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尤其用心琢磨宿先生的治学方法，再三向他请教。他告诉我：“观察考古对象，要找有特征性的、又是普遍存在、可以做比较的物件和样式。”我在福建调查南少林和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时，又看到很多古建筑，注意到北方古建筑比较少见、但在福建普遍存在的一个建筑构件——柱礩，按照宿先生传授的方法，将它们的形制特征与文字记载或当地口传的资料联系起来，逐渐能够根据柱礩的不同特征把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福建古建筑排出队来，甚至能把北宋末年和绍兴年间仅相差一、二十年的不同特征找出来，曾经在泉州郊外山上的两座古建筑遗址做过验证，我的判断竟和事后看到的文献记载吻合无间。遗憾的是，我不是学考古的，不会绘图，无法准确地表示出来，只能作为业余爱好，玩儿票而已，写不出科学性的论文。不知福建或古建筑界人士是否做了柱礩的研究，希望能有丰满的研究成果出现。

其实，无论是中国“朴学”的厚实，还是西方学术的精密，都不能涵盖宿先生的全部学问。他立足于中国（包括藏、蒙、新疆地区）丰厚的历史背景，放眼中亚、南亚、西亚和埃及、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宿先生对于域外文明的积累我仅知皮毛），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现在，国内外可能还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对宿先生的全部学术工作做出整体性的评价。遗憾的是，一是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政治运动干扰太多、太大，他头脑里积蓄的知识和思想远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二是北大考古学科的建设、乃至全国的文物考古培训工作，耗费了宿先生太多的时间。不过，这也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对于中国考古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

四

2003年，得到宿先生的帮助和徐苹芳、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的支持，我申请的《唐、南诏—大理、辽、宋、西夏密教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批准立项。因为南诏—大理和西夏的研究已经初步完成，我计划在龙门石窟、成都周边和大足各选一个点，作为早、中、晚期的代表，完成整个项目。和宿先生谈了这个计划，他觉得我选的龙门石窟擂鼓台区很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且是武周时期的标志性窟群，于是决定亲自出马，到龙门石窟办石窟寺考古报告培训班。我心里暗暗叫苦：本来只是想做擂鼓台的一个中等石窟的小报告（实则为简报），现在扩大成整个擂鼓台区的大报告，我原是“小老板”，这下变成“马前卒”了。可是我知道，在几个大石窟做考古报告，是宿先生几十年的夙愿，曾经多次尝试，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做成，此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声誉，而且这样可以在宿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地学考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和他坐而论道，或仅仅通过拜读他的著作学习，所以我又心甘情愿、极其高兴地投入这一工作。

由于宿先生已经83岁高龄，又身患多种慢性病，有些药必须半个月去一次北医三院才能拿到，不能长期离开北京，而我第一次在第一线从事实际的考古工作，一切从头学起，尽管宿先生先后请了一些专家帮助工作，但我的先天不足终究无法弥补，擂鼓台的工作经历了很多曲折，责任必须由我来负。可正是擂鼓台的工作，让我接触到宿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为此，吃多少苦，有多少挫折，担多大的责任，我觉得都值。

从开始培训人员，到讨论报告体例，再到审查初稿，宿先生自始至终将客观性原则放在全部工作的第一位，要求考古人员“使劲看”石窟内外的各种遗存，每人都必须画佛像，力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考古对象的特征；拍照尽可能使用自然光，按照考古要求拍出实景，不要人为地追求艺术效果；报告正文主要记录石窟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而且要能和绘图、照片对照阅读，考古人员的主观认识除非确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在报告中出现，推测性的文字必须在报告中完全排除。为此，原定作为附录的相关研究论文全部撤下，由作者另行发表。

在1957年出版的《白沙宋墓》一书中，宿先生开创性地订立了考古报告的标准，即严格区分报告主体与编写者的个人研究，报告主体要客观、忠实、完整地发表科学记录，不能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隐瞒、遗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释的形式交代材料出处，讨论相关问题，编写者的个人研究居于附属的地位，努力保证报告内容的严谨，适度丰富报告涉及的知识。为此，宿先生遭到过猛烈的批判，但他坚守学术良知，坚持如实、完整地反映考古对象，绝对地忠诚于事实，为历史负责，将个人名利、荣辱置之度外。

《白沙宋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0月

做学问的人，有几个不想名留青史，不想突显个人的创见？可是，宿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血置于附属的地位，一定要让个人辛苦求索得到的主观认识从属于客观事实。这已经不仅是科学范畴的事情了。这里蕴含的思想和精神进入道德的层面了。

《白沙宋墓》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擂鼓台报告则让我切身地、从灵魂深处感受到宿先生此时的内心律动。追随他几十年，这一次终于追到根儿上了！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自己差的多远！！！

在擂鼓台学考古的经历不成功，但让我经受了精神的洗礼，开始了灵魂的蜕变，个人的思虑淡了，增强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房山石经研究。

2012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成立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事前区里的领导同志和我商量，想请宿先生任主任。我觉得根本没有可能——大家都知道，宿先生除了“北京大学教员”，什么实质性的职务也没有接受过。但是，房山的心意我不能不转达。没有想到，我说出来以后，宿先生平平静静地说了两个字：“可以。”我听了，高兴得简直要从沙发上跳起来！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过了一会儿，宿先生对我说：“这个机会难得，房山除了提供经费，一切工作由我们安排，现在难找这样的环境。梁先生、刘先生一生的贡献，不就是抗战前的几年里打下的基础吗！我们抓紧这几年，争取干出点事。”他说的是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前辈学者。我明白了他的心思，因为房山石经和云居寺确实太重要了，但就科学的意义上说，规范性的工作实在薄弱。当时我们就拟了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以考古工作为基础，集中做石经山的调查研究。

后来，因为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务，特别是财务报销需要主任签字，从云居寺往返宿先生家要8、9个小时，他亲手把聘任协议上的“主任”改为“学术顾问”。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宿先生在领导。我们认真执行五年计划，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我都要向他汇报。关键性的难题，都是宿先生为我们解决的。

因为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五年计划实施的不太顺利，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有的目标未能圆满达到，但2012至2017年整体上进展比较大，特别是从2016年夏、秋开始，至2017年底，取得了两项可能是比较大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已经作为宿先生九五大寿的献礼，校完了清样，另一项也交给了出版社。没有想到，宿先生看不到了。未能让他生前感受到一丝欣慰，伤心之至！

宿白先生

2015年年底，我去向宿先生汇报工作，说完石经山曝经台的发掘情况之后，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过去考古是个冷门，现在成了显学，挺热。好是好，可我觉得有两个事得小心。一个是政府重视起来了，对工作有帮助，不像以前做田野那么困难了。可是，官员们常常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呀！考古工作现在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可能还不止一些苗头，官员开始影响考古工作，已经有不守规矩的事情了。我就怕发表材料失真，走样。这是个事儿，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第二个是搞文物考古的人，有的不大爱惜自己的名誉了，好像还越来越多了。听说有人一年里有半年在飞机上，在会场里，哪还有时间蹲在工地，趴在书桌上？创新是需要啊！不能老在前人、在外国人的圈子里转。可创新不是在嘴上说说就能出来的，考古学的创新不大容易呀！得在工地、在书桌上狠下功夫，还得有新发现才行。就是新的科技手段，也得人用心琢磨才用得好呀！”过了一阵儿，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杞人忧天。”

我不是考古界的，没有资格对考古学的发展说三道四。可是，在这篇追思宿先生的文章里，我有义务写出他的这一段话。

（写于2018年2月1—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