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非漂”福清人

严青青从非洲回来了。

他穿黑色大衣、黑色裤子和黑色休闲鞋，背黑色双肩包。走在村里的小道上，碰到长辈，他会上前打个招呼，一人递上一根烟，点上火，再闲聊几句。碰到家族里的亲戚，他会从书包里掏出一整包香烟直接塞进对方口袋。这是他从埃塞俄比亚转机途中带回来的“DUNHILL”牌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

出生于1989年的严青青，在村里还属于年轻一代，也是后辈。他在非洲待了九年，皮肤没有被晒黑。不像他的发小严延杰，一看就是刚从非洲回来的。但在非洲这几年蓄起来的小胡子又细又长，给他增添了几分沉稳。

当地人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福清人。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外坑底村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全村大概一千五百人，出国的至少有六七百人，分布在全世界各地。早期去日本和欧美的多，现在更流行去非洲和南美的阿根廷等地。去欧美的在那边定居的多，回来过年的少。

2018年春节前夕，像严青青这些去非洲经商的村民能回来的都赶回了国内，和家人团聚，“非洲那边没有过年的气氛”。

一 

在江阴镇，花上15块钱包个三轮车，15分钟之后就能达到外坑底村。严青青和严延杰坐在三轮车上讨论，江阴镇的物价比国内很多大城市高，比他们在非洲也高。严青青所在的喀麦隆的出租车，8公里内，按人头3块人民币一个人，包车12块人民币。严延杰所在的马拉维也有三轮车出行，起步价8块人民币。

从镇上到村里的路边景色，和网络上形容的福建沿海农村一样，豪宅随处可见，而且都是一片连着一片。外坑底村也是如此。

在外坑底村口的水泥路边立有一块去年新修的界碑，选用的纯天然整块石头打造，材料费和建造费总造价二三十万。常年在湖南办厂的严青青父亲说，这在湖南农村能盖一套很好的房子。

沿着水泥路往村里走，路边都是新建或正在建的欧式洋楼，矮的四层，高的六层。门口大多立有大理石圆柱，有的还自带花园。外坑村依山而建，左侧是山丘，右侧是农田。有的洋楼盖在半山腰，有的就直接盖在田地中间。田地早已经荒废，没有农作物，杂草丛生，偶有年迈的村民在田里放牛。

“这几年村民都抢着盖房子，房子越盖越大，而且喜欢盖在路边，公家的路都被占的差不多了。”严青青称。在江阴镇的农村，越是有钱的村房子盖得越多。严青青家的房子位于外坑底村尾，是他爸在1993年盖的四层小洋楼，当时是村里最亮眼的房子之一，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老古董”。

村民在海外经商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房子在当地除了是居所，更是一个“门面”。房子盖得越好，证明主人在外面生意做得越好，在当地就越有地位。在江阴镇，盖一栋普通的洋楼，毛坯就要80万。装修看各家经济实力，一栋四五层的洋楼少则200万，多则上千万。面对农村乱盖乱建的现象，当地镇政府已出台政策，规定房屋最高只能盖四层，总楼高不能超过15米，每层不超过150平方米。

严青青很自豪地说，江阴镇就像美国一样，人民比政府有钱，而且大家干什么都不会想着靠政府。中央电视台曾在2012年援引中国人民银行福清支行提供的数据报道， 2006-2010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始终保持在14亿美元以上。2011年，福清市的个人外汇收入更是高达16.53亿美元，在福建省位居前列。

改革开放前江阴镇是福建出名的“地瓜乡”，农民人均收入仅137元，现在却早已号称“小香港”。

村民海外经商带来财富的同时积极反哺家乡建设，当地的乡村公益和民俗信仰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外坑底村，村民每年都自主捐资几百万，支持村建事务。村里由老一辈主持，成立生产队。近几年，新建和翻修了村道、风雨亭、文化娱乐中心、影剧院和寺庙等，年轻人还倡议盖了标准化的塑胶篮球场，每年还会组织和其他村组进行篮球比赛。

春节前夕，村尾的闲居寺还在进行最后的翻修。在正月十七的上元节，村里会举行盛大的祭神活动。江阴镇属于客家人地区，村民的祖先们以前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村里信传统佛教、道教人士居多，严青青就是其中之一。他走在庙里，看见菩萨都会双手合十拜一拜，许个愿。

从村头到村尾，村里的老一辈都在积极张灯结彩，努力让过年多一些气氛。严青青和严延杰看见长辈在路两边挂灯笼时，主动上去拿起长杆搭了把手。平常在非洲，村里的建设事务他们很少参与。

二

回乡之后，严青青一定要去拜访的人之一是他堂哥严声。

“我堂哥是村里去喀麦隆最早的人，现在在那边混得很好。”严青青称，村里从非洲回来的人经常会聚在他家喝茶。堂哥家的房子是一栋五层楼的豪华洋房，大厅一二层打通，两侧留有扶梯上下。严青青沿着扶梯走上位于大厅右侧二层的阁楼茶室，十五六个中年男人聚集于此，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片热闹。一位村民迎上来介绍，“他在非洲的喀麦隆，他在科特迪瓦，他在马拉维，他在刚果（金），他在毛里塔尼亚……”茶室的主人严声靠在墙角，说话不多。48岁的严声，戴银色边框眼镜、穿黑色意大利品牌DG休闲外套，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中国“新移民”及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带来新的移民潮。福清人最早去非洲闯荡也大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千年之后逐渐多起来。

“当时就是听说非洲市场竞争小，钱好挣。”2003年，严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喀麦隆的港口城市杜阿拉。2003年也是中非贸易开始逐年快速、大幅增长的一年。该年中非之间贸易额达到190亿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严声在杜阿拉的中国商城做贸易批发，以服装和鞋子为主。当时的杜阿拉市场主要是印度货和巴基斯坦货，华人进入市场后，利用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中国商品在杜阿拉十分受欢迎，当地的黑人商户拿着票排队到中国商城进货。一张票500拉（喀麦隆货币单位），客户每天最少一百人以上。

15年后，严声在非洲的事业从批发贸易拓展到鞋厂、木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多个行业，生意遍布喀麦隆、马拉维、刚果金、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7个非洲国家。他也是喀麦隆侨领之一，担任喀麦隆中华商会名誉会长。

目前，福清人已经成为活跃在非洲华人华侨当中的一个重要群体。 他们在非洲大多开店，或组建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少数人在当地打工；近年投资建厂也逐渐兴起。据福清市侨联江阴镇侨联分会2016年12月数据统计，江阴人在南非8996人、喀麦隆480人、毛里塔尼亚306人、摩洛哥292人、阿尔及利亚163人。算上短期的流动性人员，江阴人在非洲的数量更大。

去喀麦隆一段时间之后，严声把弟弟妹妹等家人都带过去了，老家只留下老父老母。此后，外坑底村陆陆续续有六七十人通过严声的关系去到非洲，其中就包括严青青和严延杰。“村里剩余的劳动力都想着出去赚钱。但需要有带路人。只有自己在海外做出了名堂，才会有人跟着你出去。”严声虽然话不多，声音也不大，但在家中威望却很高。采访的过程中，坐在一旁的小姨子称他为家中的顶梁柱。她一家就在杜阿拉帮严声看管一家工厂。

在外人看来，严声是去非洲的成功人士代表。严声在2009年回家盖起这栋五层的洋楼，当时花了200多万。“只有盖了房子，才觉得有个窝，有了根。平常就算不住，大家至少也会盖一栋像样的房子摆着。”严声感叹，这才几年，他的房子已经没有别人高大上了。他的资产在村里也只属于中等水平，村里的首富也是“三年一变”，竞争激烈。

早一辈在海外积累财富和地位的同时给后人们带来了示范效益，而福建沿海地区比较强烈的家族式观念，让这种示范效应得以巩固。一批批年轻人跟着家族里的人出海“讨生活、发大财”。严青青所在的福清市江阴镇就是“中国民间走出去”的典型。只不过是，他们去得更远一些，成为了“非漂”。

三

“当时感觉就是在国内发展的话，和出国的这些人比会有相当巨大的差距。”高二念完之后，严青青就一心想着去国外闯荡。他觉得还是走老家人出国的这条路好，因为成功的例子比较多。

等到2009年严青青来到杜阿拉的时候，当地的华人，主要是福清人已经全部占领了服装、鞋帽等市场。新去的人一般是帮前辈看店，既能挣钱也在学习经验和融入当地的环境。等到个人积累了资金和经验之后再择机出来开店。

待了三年之后，2012年严青青自主创业，自己开了店。杜阿拉贸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安哥拉、南非、阿尔及利亚等地华人的进入，打破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局面。当时杜阿拉人口两三百万，市场上一个新的款式走量约在二三十万件左右，第一批一般走三五万件货。但等到发第二批货，市场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严青青说，以前一款新产品能存货半年，后来变成两三个月，现在更短。

严青青最开始给自己的规划是，在非洲闯3年，赚够100万就回国。去非洲的第一年，严青青将赚的钱转为流动资金，第二年又周而复始，“其实钱都滚进去了。所以后来比较现实，觉得和理想差距还是蛮大的。”此后严青青在杜阿拉的贸易盈利上升空间有限，自己也疲倦了，最后选择放弃了开店。

在喀麦隆的最后两年，他和朋友承包了一些中资公司的业务，帮喀麦隆中华商会运营了一年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策划组织华人春节联欢晚会活动。2017年，严青青选择回国。“九年已经比我预期能在非洲呆的时间长了很多。是时候回国发展了，孩子也需要陪伴。”严青青女儿说，她的愿望就是能和爸爸睡在一起。这九年她一直跟爷爷奶奶在湖南长大。

严延杰在马拉维的发展情况比严青青要略好一些。马拉维是非洲经济发展倒数前二的国家之一，当地物质极度稀缺，市场竞争也相对小很多。前几年生意一直很好，赚了钱之后严延杰多开了一家店，但近几年生意下滑，他只好关掉一个。不过，他说，总体上一年还能够挣五六十万。

“在那边能做多少算多少。回来也不是好办法。我们在等着它（市场）上升。”严延杰相信古人的话，既来之则安之。

因为放不下留在马拉维看店的老婆和小儿子，在短暂返乡后，办完事情的严延杰在春节前返回马拉维。2月6日中午，严延杰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去赶车。临走前，严延杰叮嘱9岁的大儿子在家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儿子的小手拉着他的大手，嘟着嘴不肯放开。岳母在一旁抱怨，“在非洲能赚多少钱，孩子都不要了。”

面对岳母的苛责，严延杰低头不语。家里2003年盖的毛坯房，至今都没有完全装修好。“我在外面赚钱，钱都在货里循环，也没有负担家里的装修。”严延杰对此有些愧疚。

四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眼中，非洲是贫穷、落后、原始的代名词。若不是迫不得已，少有人会选择去非洲谋生。但背山靠海的福清人，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下，凭借着家族式共同富裕的理念，依靠着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社会关系，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从日本到欧美，从阿根廷到非洲，寻找致富之路。

去非洲的福清人普遍认为，非洲的竞争比国内小，工作挣钱快，生活节奏慢。而在国内，年轻人即便上了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在小地方不过三五千元。像福清沿海农村地区，考上大学的人数并不多。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合适工作挣钱，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难。所以大多数年轻人中学毕业后跟着家族里的人去非洲闯荡。

近几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冲击非洲经济，针对华人的犯罪活动也日益增加，从非洲尤其是南非撤回来的江阴人不在少数。由于家里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处在上升期，严青青属于“回得来”这类人。事实上，很多从非洲回国的人都很难找到好的机遇和平台。在异乡生活多年后，回国反倒成了“水土不服”。

1990年出生的姚江龙，和严延杰是初中同班同学。2006年，他跟着家人去南非开超市。受汇率下跌和南非局势动荡的影响，在非洲待了八年后，2014年姚江龙回国。姚江龙称，“这几年从南非回来的同学很多。”春节前，他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十名老同学中有六人在非洲或者去过非洲发展，年后只有一人选择返回非洲。

在国内四年，他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销售，“忙的时候一天奔波十几个小时连饭都吃不上”。他也在亲戚的企业参过股，但发展并不如意。

回国这些年，姚江龙的不适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强。在感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他更对自己有深深的焦虑：没学历，没技术，还有逐年增长的年纪。这种对现状、未来的不安感，加剧了他对非洲的留恋。“有时候还会和同学开玩笑，要是在家混不好，还会选择再去。”

目前，姚江龙在家待业，他说自己在寻找新的机遇。而严青青春节后就去家族在湖南的工厂开拓新的市场。“很忙很忙，能者遍地金”，严青青如此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