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尴尬：刚说要撤转头想打，特朗普对叙利亚“战和不定”

中东事务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当前中东的乱局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打乱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生态，导致了伊拉克及其周边邻国原有秩序的瓦解，而美国所主导的“民主”战略，在伊拉克和其他中东世界似乎成为了投钱的“无底洞”，让美国赔了美金又折兵；而中东事务之所以“迫切”，是因为美国如果还想通过自己一家独大的姿态来留驻中东、影响中东，势必会让美国继续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员，不仅要直接介入各个国家内部政治团体、地方部落乃至家族之间的纷争，还需要美国加大在中东关键地区的驻军数量，而这也意味着美军士兵伤亡风险的增加，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异教徒入侵者”形象的持续。

因此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其在中东政策的大趋势，就是一个字“撤”。奥巴马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出大量驻军，并且在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中犹豫不决，在2015年与中东“劲敌”伊朗签署了核协议，其目的在于通过盟友和外交的力量，来抵消或者减轻自己军事硬实力撤离中东之后，地区政治力量博弈的失衡趋势。

与奥巴马相似，精于在金钱上“精打细算”的特朗普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多次抱怨美国中东政策失败，认为美国投了大量的资金和援助，结果没有换来中东世界的“感恩”。所以特朗普的一系列中东政策，比如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减少对负责帮扶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近东处”的援助，再到叙利亚问题上的“克制”和对叙利政治亚反对派游说活动的“冷淡”，都显示出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自己决心“抽身中东”的意愿。

想走又得留

特朗普想要从中东“抽身”，并不代表着美国对于中东事务，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竞争不再关注。事实上，无论特朗普本人，特朗普身边的军事政治顾问团队，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盟友，如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都对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忧心忡忡。特朗普身边的政治军事顾问们，大多直接经历或者间接关注了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的崛起；而以色列和沙特，对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相对提升，更加警惕和敌视。因此，在中东地区以色列、沙特和伊朗博弈的最前线，如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美国都需要做出一定的战略安排，来遏制伊朗的扩张势头。而特朗普也因此希望能够通过修改甚至废除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来重新遏制和孤立伊朗。

既“想走”，又“得留”，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决策，也就显得摇摆不定。而事实上，叙利亚当前的客观局势，也让美国试图介入的举措显得尴尬而无力。当前叙利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部分：叙利亚中央政府所掌控的叙利亚中部-大马士革-西部沿海地区；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民主联盟党”及其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所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北部分支”掌握的伊德利卜省和北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自由叙利亚军南部分支”活跃的苏维达省和德拉省部分地区。

在叙利亚，美国无法通过空袭等手段削弱叙利亚政府实力，更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直接削弱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和伊朗在其控制区内有着较强的实力，而且受到来自于俄罗斯的空军保护，美国任何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不仅难以撼动叙利亚政府控制区的现状，而且也可能会激化与俄罗斯的关系，这并不是特朗普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美国在叙利亚缺少信得过的“反对派”，从叙利亚内战一开始，美国所希望支持的就是世俗的，或者是温和伊斯兰政治军事团体，但当前叙利亚反对派中绝大多数都秉持着相对保守甚至极端的伊斯兰教义，而库尔德人“民主联盟党”的政治蓝图仅仅是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传统区域，对于叙利亚其他地区并没有太大的野心，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即使发动军事打击驱逐叙利亚政府军，也面临着“谁来接盘”的问题。

美国这种既想走，又走不了，既想介入，又“无从下嘴”的尴尬境地，导致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今年的叙利亚战局并没有因为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和平，无论是北部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击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还是中部叙利亚政府军与东古塔地区反政府武装的交战，都似乎显示着叙利亚当前战局的敏感与停火协定的脆弱。

美国介入的有限影响

在解决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努力中，当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轨道。第一个轨道是由联合国主导的、美国和俄罗斯联合组织的“日内瓦和谈机制”。“日内瓦和谈机制”发起的初衷，是为了能够集合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通过“政治对话”的努力，来解决叙利亚内战和纷争。“日内瓦和谈机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和谈的主持方来自于联合国，因此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日内瓦和谈机制”涵盖众多国家，因此使得这一平台成为了相关各方表达立场的重要途径。在“日内瓦和谈机制”上凝聚共识，代表着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努力。

第二个轨道是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主持的，由叙利亚政府、叙利亚部分反对派参与的“阿斯塔纳和谈进程”。尽管该进程是从2016年才开始出现，相比“日内瓦和谈机制”而言较新，而且是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为主导，涉及的相关当事方较少，但是因此凝聚了相关各方的共识，能够代表叙利亚内战主要的外部力量。因此从2016年到今年，在“阿斯塔纳和谈机制”的推动下，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与美国、约旦等国家先后合作，在叙利亚境内成功推出了四个“冲突降级区”，帮助稳定叙利亚国内局势，成功的推动叙利亚国内和平进程。

第三个机制是近日开始的，由俄罗斯主持的“索契会议进程”。“索契会议进程”的特点是由俄罗斯召集相关当事方，由俄罗斯向各个内战当事方或者影响相关当事方的国家，通过劝说和协调，来帮助各方凝聚共识，推动会谈的进展。

尽管存在三个外交协调机制，但是都无法解决一个根本问题：未来叙利亚政治结构究竟是什么模式？传统阿萨德家族领导下的“威权体制”已经难以持续，而反对派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模式似乎也由于当前战场力量对比而难以实现，加上国际和地区国家之间立场差异，导致叙利亚国内各个政治力量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当各方重建蓝图的共识仍然难以出台，战场上兵戎相见也就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解决方式。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一方面受制于自己“抽身中东”的意愿，另一方面又受到特朗普自己“遏制伊朗”的决心影响，使得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出现了“战和不定”的情况。而事实上，即使美国决心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干预，也由于当前叙利亚战场上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实力对比显示的影响，而难以对叙利亚未来战场和政治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精于算计的特朗普，恐怕还要在叙利亚问题上好好算上一算。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全球化智库特约研究员，亚太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