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回眸｜王伟：武康大楼记事

上海是一座怀旧的城市，许多沉寂了几十年的东西，机缘巧合之下，像是被人从箱底抖搂出来，晾晒粉饰一番之后，倒焕然一新了。武康大楼就有这种命运，在它差不多进入耄耋之年时，突然又红火起来，几乎成了上海的地标之一。至少，大楼所在的那个区，把它的形象，显摆地印在各种宣传品上。

武康大楼暴得大名，因为它是如今名声如日中天的邬达克的杰作，因为它里面几十年住过许多文化名人，比如孙道临（其实，孙道临和王文娟住在大楼东侧的那栋五层新楼里），也因为它确实是远近体量最大、一度也是最高的宏伟建筑，风格和装饰都透出一种凝重、庄严的美。站在它的西侧稍远来了望，淮海路、武康路夹角上的这座大楼，真像一艘航船慢慢驶来。

武康大楼留给我不少记忆。这么说，绝无附庸风雅的意思，因为我从出生到二十二岁毕业工作，就居住在大楼北侧的那片棚户区里，它那阳光背面的巨大身影，常年整日地覆盖着我家的屋顶，也挡住了我眺望南天的视线——有一次，文化广场发生大火（就是有人为保护舞台上方的毛主席像，冒险攀高而献身的那次），浓烟四散，远近都看得到，而我站在弄堂里，只能从武康大楼东侧肩旁，看到飘到高空的淡淡几缕。我又有好多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同学，住在这栋大楼里，因此常去那里找他们玩。大楼底部的连廊里有一排商店，食品店、副食店、洗染店、药店、文具店、剃头店（有名的“紫罗兰”），也大多是我们时时要光顾的，连上学时为了看热闹，也特地从那里绕道走过。

总体上讲，在我的记忆里，武康大楼是灰暗的。原因呢，也许是它历经几十年风雨，色彩确有些黯然了，主体部分的那种砖红色，总给人生了锈的感觉；也许是那个年代，楼内的人和事，使它留下了一些斑驳的苔藓、带血的痕迹。

比如，我关于武康大楼的记忆，首先就是一连串的跳楼。因为它是远近最高的大楼，楼上每层都有对着天井的长长走廊，也因为住家众多，门禁有些松弛，所以在那个年代，在自我了结的时候看中了这里，把它当跳台，飞身去跟大地惨烈地拥抱。

我长这么大，年过半百了，没亲眼见过车祸遇难或其他的他杀现场，自残自杀的，事后见过几回。有一次在泰安路马路菜场一个肉案上，看到过一小截白森森的带血手指，听说有个神经病突然犯病，拿过切猪脊骨的刀就给自己来了一下。还有一次，在复旦大学第一教学楼前矮树林下，见过一具蒙着棉被的尸体，听说是个男生恋爱受挫、为爱殉情。再后来就是在香港湾仔报社大楼边上的铁皮顶棚上，见到过一个大大的瘪塘，听说是一个印巴裔汉子想不开跳下来，砸的，那声响我刚在楼内开编前会时依稀听到过，尸体却早已移走我没见着。

跳楼，无疑是所有自杀中最决绝的举动。因为有武康大楼，我倒“有幸”听到过多次，还至少见了两次现场、两具尸体，可谓记忆丰富。我还见过一起神奇的坠楼：一个老太太，据说是被狠心的儿媳从四楼（老式大楼，四楼其实是五楼）阳台上推下来的，因为底下有个棚子的斜坡顶挡了一下，最后滑落地面，居然只是摔断了腿，连人都没有晕，坐在那里一脸懵地东张西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情。

我最早一次经历有人跳楼自杀，因为那时人还太小，大概三四岁吧，所以并没有印入记忆，所有的经过都是后来听大人说的。那是“文革”初期一个夏夜，我跟着姑奶奶（父亲的姑母）在大楼底下的马路边乘凉，突然一声巨响，周围电灯刹那间全熄灭了——原来是有人跳了楼，砸到高压电线，引起跳闸。我吓傻了，一下子钻进大人怀里。

稍大点时，一个早晨，我人还在被窝里，就听大人说，“九层楼”（武康大楼的俗称，其实它只有八层）又有人跳楼了，这次又砸在高压电线上，那人的脖子快被切断了，只筋筋拉拉连着一点点。听起来，真吓死人！

不久，我就亲眼目睹了一起跳楼自杀，当然也还是事后。那是一个清冷的秋日，我跟着看热闹的人流，涌进了武康大楼阴面那个二百来平方米的暗淡天井，在挤挤挨挨中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近前，看到了躺在潮湿青砖地上、草包没盖满的那具自杀者尸体。那是个中年男人，据说跳楼只因重病而不涉政治。我看到死者脸色惨白，眼眶角上汪着两滩血，还是完整的身躯上四肢被奇怪地拉得老长。他的两个女儿闻讯赶来，在旁边哭泣。不记得当时面对活生生的死亡，我究竟想了些什么。

“文革”之后，武康大楼的跳楼传闻终于稀落了，直到我1985年夏从它附近搬走，十年里就听过、见过一次那样的惨剧，主角还是我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就住在大楼二楼角上那间，原因还是病——精神病。那天听到消息时，那个天井已禁止进入了，我只好到一楼，隔着长廊的玻璃，俯看到底下墙角处已被布盖得严严实实的尸体。我那位嘴角有颗痣的女同学，可能因为对患病的母亲没啥感情了，居然照常去学校出操上课，结果老师实在看不下去，训了她几句，勒令其赶紧回家。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那个年代，许多人受不了敲骨吸髓的迫害（这类最多），或者为疾病所缠磨，就毅然决然地走进楼中，让自己的身躯跟大地来个急速的拥抱，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永久的解脱。”“慢慢长大了，终于有点明白了童年时代那幢大楼里自杀那么多的原因，那种无孔不入的迫害，似乎也只有一死了之才能远远地躲避，反正任你再安什么罪名，人已经不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有什么用！”

因为见过那些现场，武康大楼阴面（北侧）那个常年不见阳光的天井，在我心目中就很有些阴森森的感觉了。我到楼内去找同学玩，总不愿多走路、绕到淮海路从门厅进去，而常常是穿过武康路，从武康大楼东北角与旧时汽车房之间一条近道（那里本有大铁门当道，因为大楼里有个生产组，所以门就常年开着以便工人们进出。即便它关着，小孩子也常常是一纵身就翻过去），穿过大楼后楼梯过道，再穿过这个天井，推开一座小门，就进到了大楼那水磨石底的门厅。后楼梯过道八九米长，里面黑灯瞎火的，必须先下、再上好几级台阶，每次过去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而过道出口就是那浴血无数、因为三面被楼体围着而常年照不进阳光的天井，偏偏它又是老旧青砖铺地，一片灰黑，阴冷瘆人的感觉愈加浓重。加之生怕上面又碰巧坠下什么来，所以，每次我都要一路小跑，冲过那段不过十多米长的路，最后可以说是扑到了进门厅的那座小门上。

平心而论，武康大楼于我并不都是这么灰暗的。住在棚户区简屋里的我，早年那些关于洋房、洋楼的知识，比如电梯、煤气灶、抽水马桶之类，都来自于这幢大楼。我到同学家中，在那些面积很大的房间里玩耍，尽情得很。至于登斯楼而望远或俯瞰的快感，远近有什么地方能超过武康大楼的？第一次我到六楼梅同学家里玩，我都不敢迈脚到那座高高挑出去的阳台上，最后是颤巍巍扶着栏杆慢慢挪过去，才看到了下面淮海路上的人来车往。

那次我路过武康大楼，特意在门厅口看了看那两部上上下下的电梯，早鸟枪换炮了。老早的电梯，是两重移门的那种，外层小方格磨砂玻璃门、里层斜角相交铁栅栏门，电梯工把门合上拉开时，一阵阵哐啷哐啷地响。底下显示所到楼层的表盘，是半璧见海日形的，有个粗壮的指针绕着圆心扫过来扫过去。这种老旧玩意，现在只有老电影里看得到。

武康大楼的这两部旧电梯，应该是附近一两站路范围内罕有的，所以小孩子老想去蹭着玩，可开电梯的阿姨凶悍得很，老赶我们走。我到二楼夏同学家去，一般是不敢看阿姨的脸色坐电梯的，只从楼梯上去。但有一次——那时我小学快毕业了吧，带着一个插队邻居在乡下长大的小孩，到大楼下闲逛，突然想让孩子见识一下坐电梯，就冒险进去了。板着脸的阿姨闷声问：“到几楼？寻啥人？”我扯个慌，说是到五楼、找邹同学。阿姨沉着气，拉门按钮让电梯上到五楼，我们出门左转，走出十多米，过邹同学家门口了，忽听背后一声猛喝：“你，哪能不进去？”她居然一直停着电梯在观察！那时，我毕竟还是个半大孩子，又有点理亏的心理，所以闻声一下子就有点懵了，根本没想可以弄假成真去敲邹家的门，而是赶紧拽着那孩子跑向附近的后楼梯，匆匆向下奔。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还好，阿姨没追过来，砰砰速跳的心才安一些。

不过，我们还面临难题：如果回主楼梯下到门厅再出去，就必要经过底层电梯门口，难保不被一心捉小赤佬的阿姨守候拦截，而后楼梯到了底层，是封死的，出不去。没奈何，我们下到后楼梯的二层，从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户里钻出去（幸亏那时人小且瘦），落脚到底下过道的檐棚上，然后我先跳到地面，再伸手把孩子从一人高的檐棚上接下来，终于从前面提到的穿天井时抄的近道走了出来，脱离了这次蹭电梯造成的险境。

那时我们上厕所，只能去弄堂里那间简易的老式公厕。说简易，是因为它既无水冲也无化粪池，靠人工清运清扫；说老式，是因为厕位就是一排大木桶，粉墙板壁或者后来的水泥板壁，都没有瓷砖一说。它就在我家的对面，虽然是近水楼台，想方便就方便的，但毕竟饱受熏陶，再说还时常要排队轮蹲。所以，就会想到武康大楼里那个瓷砖匝地、拉绳冲水的“卫生间”。它就在上面提到的那条近道旁、生产组门外，虽然也是蹲坑的，但比弄堂里那座“碉堡”好上不知多少倍。所以，大大小小尤其是孩子，常常偷偷去享用，就是被生产组的人骂了也心甘，就是铁门关上了也要翻过去。关于抽水马桶的最初概念，我就是这样烙下了。

棚户区的房子大多拥挤不堪，弄堂宽窄不一，但大都逼仄得很。我们打乒乓球，也难得找到宽敞点的地方，所以用各式木板架的球台，真比搓衣板大不了多少。而在武康大楼里，都是轩敞的大房，一套几间的，不愧是当年洋行高管享用的。我从幼儿园起就同班的梅同学，他们那套房的大客厅里，还摆过一张正规的乒乓球桌，看得人羡慕万分！难怪他的球技比我好许多，有资格带着我和另一位伙伴到业余体校去练过几回。我常想，他为什么不请我们去他家里打球呢？不够意思啊！

另一位同班夏同学，住在二楼北向的房子里。推开厚重的木质总门进去，过道厅边上，厨房、卫生间齐整有窗，三间方正大房，中间都有宽大的带方格窗白落地门，通向外面贯通的阳台，除了晒不进太阳，也很是敞亮气派——夏同学一家五口住两间，有一间完完全全空着。那时人到底老实，也想不到占用。于是，那里就成了我们的玩乐场，通常玩的是好人坏人的游戏，学着电影里的情节，用自制的刀枪或代替物，搞点简单的角色扮演。最喜欢扮演的，是气势汹汹的日本鬼子和威风的国民党军官——那时不懂那么多的政治角色。扮鬼子容易，只要在帽子后面接块手帕当屁帘就行，最多再用小圆纸片涂黑了贴在鼻唇间当小胡子；扮国民党也不难，找个火柴盒，顶在军帽里，撑成个大盖帽的样子，也可以了。最重要的还是那感觉！

那时候看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小兵张嘎》《南征北战》《侦察兵》等等，就觉得当鬼子和国民党值，而当老百姓，老被欺负，老被驱赶，没劲；当八路、解放军，穿得也不哪能，没味。现在看电影电视剧，看到鬼子倒不怎么神气，而国民党更加光鲜了，尤其是过去妖艳过媚的女国民党，现在浑身时尚了，我就想，编、导、演把我们那时的好恶都与时俱进了。

类似的游戏，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玩，但效果都比不上在武康大楼里。那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太让人有舞台感了，太让人有真实感了，玩起来过瘾！

武康大楼底部长廊那一排商店，也有值得一说的。比如西头下那家饮食店，有一部方正厚实的大冰箱，银白色的箱体，上面有两个方形大盖，透过散热片，可以看到里面连着帆布带的马达，轰轰隆隆地转着。那可是远近唯一一部、也是我最早见识的电冰箱——直到1978年，我才在一位父亲当海员的同学家里，看到了一部家用电冰箱，只是比起这台大家伙小巧了很多而已。

小时候吃棒冰（我们不叫有点土气的“冰棍”）或雪糕（带奶油成分的），从来不在流动叫卖者那里买，他们胸前那个木箱里，包裹着的保温棉被总有点脏兮兮。我们都是径直到武康大楼下去买的，除了买棒冰、雪糕，还有从木箱里根本买不到的冰砖——那时最高级的冷饮，两角一块的中冰砖、四角一块的大冰砖。在孩子们期待的眼光注视下，店员从容地揭开冰箱上厚重的盖子，一片冷雾迅即飞腾而出，弥漫开来，朦胧之中，棒冰、雪糕、冰砖什么的递到孩子手中。

我从小剃头，都是在兴国路马路边洋房前的一个摊点上解决的，没别的，就是便宜，最初一次一毛钱，后来改革开放了，剃头师傅老唐犹犹豫豫地，以物价飞涨为理由，让我理解要涨价了，也不过每次五毛钱。而武康大楼下却有家“紫罗兰”，听说昔日还是高级美发厅，那时虽然放低身段为工农兵服务，但高档的架子还在，可升降斜放的理发椅，带花边装饰的大镜子，洁白的洗头台，热气腾腾的毛巾，等等。隔着玻璃看店堂内的景象，我总感叹那不是我能够享受的。

现在提起武康大楼，喜欢说里面住过哪个哪个文化名人，透着一种仰慕文化的虚荣。其实，至少是1970年代，里面住着许多军人，我同学中就有好几家的爸妈在军事部门谋事。军人家里兄弟姊妹多，名副其实是些个大家庭，后备兵源很充足。

那时候，军人子弟是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是那些大院或大楼出来的。他们的一些举止和行动，常常令棚户区平民的孩子感到敬畏、羡慕，也不乏一丝嫉妒和仇恨。可他们特别抱团，“装备”——军装、军帽、武装带——又统一，我们这边就有点衣衫凌乱、散兵游勇了，所以，零星的冲突时常有，两军对垒的机会倒几乎不曾发生过。

军人家的孩子胆大、会玩，也有条件玩那些平民想不到、玩不了的把戏。比如，我就听说，他们弄得到真正的子弹，用老虎钳夹着弹壳，用金属针精准地猛击弹底的凹槽，能把弹头真的发射出去。这个玩法，吓都能把我吓死了。我有点怀疑那是真的，但依我对大楼里军人子弟平常胆大包天的了解，以及后来对枪械的粗浅知识，又有点相信他们真玩过。

玩子弹还不算啥，他们还玩猎枪！有个人后来就是用猎枪把自己半边脸轰掉的——那是我所听说的武康大楼自杀事件中最骇人听闻的了。那孩子姓赵，住几楼忘了，看着是个认真踏实也有些孤傲寡言的人。他比我高一届，在武康路小学时，还是领操员，每天早操时独自一人在一米高水泥砌成的司令台上，一板一眼地示范广播体操。后来，他考进上海的医学院，听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走了调，出了洋相，被底下观众特别是那些女同学耻笑了一番。他想不开了，回家翻出父亲藏着的猎枪，像电影上看到的那样，嘴含枪口，开了火。猎枪是什么杀伤力！那后果，我没听人详细描述，无从想像。

这几年，武康大楼和武康路一起都日渐红火，大楼周围随即变得时尚起来，前来踏访的人越来越多，它也因此被赋予很多小资的想像。我曾有二十多年没故地重游，只是偶尔路过，如今倒也几次和家人一起，特地到那里走走看看，跟老婆、孩子讲讲过去。我常常有时空倒转的感觉。

比如，坐在底楼那间兼有美发厅的咖啡馆里，我脑子里就在重塑当年的那家副食品店，我两次坐的位置，似乎分别是那时店堂里的肉案和店堂后的冰库所在地，恍惚间，一阵“嘭嘭”斩肉声回响耳畔，一阵腾腾雾汽弥漫眼前。那时，每逢夏日，店里会送来好多大冰块，放在库房里为肉食鱼鲜降温。而到冬天，大批冻肉运到，装卸工就用带丁字型手柄的大铁钩，把冻肉直接从车上拖着摔到武康路的街沿上，就那么堆着。

大楼的副楼底下，开了间时尚书吧，里面有几间和风茶室，布置得很清雅。原来那地方，总关着严严实实的门，背面通向那座汽车房黑暗的大厅，有一道厚实门板接续组成的墙挡着。人们都不知那里面是派什么用的。忽然有一天，我看到有几块门板被开锁卸下了，透过门洞看进去，各种木箱堆得紧紧密密，有几个箱子打开了，里面竟然是大大小小衬着包着纸的瓷瓶陶罐。原来那是个文物仓库，藏着如许的宝贝！

武康大楼对面，隔条淮海路，是著名的宋庆龄住所（现在是故居了），高墙铁网围护，整日戒备森严，我们走过那道从没见开过的大铁门，都不敢停留，更别说趴着门缝往里窥视，因为挎枪的警卫会厉声呵斥。但防线总是可以“攻破”的。曾经听说，武康大楼里也有人家在阳台上养鸡，在那个短缺的年代，自行补贴自己的胃口和营养，情有可原，爱国卫生的禁令很难管到。偶尔就有调皮捣蛋的鸡，乘隙挣脱束缚，从七层楼南向飞出去，借着高势和风劲，飞越马路和高墙，飞过二三十米距离，落在宋府的花园里。于是，主人陪着小心，匆匆下楼，穿过马路，来到那道大铁门前按门铃，随后陪着小心向凶巴巴的警卫说明缘由，挨一顿训斥，才把那惹是生非的鸡领回去。奇怪的是，从没听说有鸡北向飞到我们那片棚户区里来，想必小动物们也是有嫌贫爱贵的，当然，如果真有飞下来的，那沟沟坎坎里也没处找。

1985年7月，我从武康大楼旁边搬走了。那时，我们那片棚户简屋已经拆得只剩几间房子，孤岛式地立在一片瓦砾之中。站在那片废墟上，武康大楼一览无遗，从头到脚完完整整看得到。后来，那里建起了几栋乏善可陈的火柴盒子住宅楼，旧时生活的痕迹因此被掩埋，记忆也无所依傍，所以二十来年里，我很少回到那里去凭吊过去。只有武康大楼还在，虽然近来火起来之后，改了点片段、多了些粉饰，但还是原来的身形和气派，可以让我轻松地找回过去的痕迹、唤醒陈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