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华人后代为何难以完全融入印尼社会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印尼邦加岛位于苏门答腊岛东面，隔邦加海峡，北临南中国海，西隔加斯帕海峡至勿里洞岛，南临爪哇海。邦加岛盛产锡，需要大量劳工，在荷兰殖民政府的招募之下，大量中国南方劳工踏上了这块异国他乡的土地，并在这块热土洒下了汗水，落地生根，书写了一部华人奔赴南洋，艰难生存与创业的历史。

邦加因此成为华人比较早到达的东南亚地方。华人的生命力极强，经过残酷和艰难的历程，现在生活在邦加的华人已有六七代了。

邦加华人的生活经历，是许多东南亚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邦加岛远离印尼首都雅加达，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虽然邦加华人历史久远，但是到邦加从事田野调查，了解华人文化传承现状的研究者非常少。早期华工在邦加筚路蓝缕，开创华人新空间的历史未被得到大量挖掘。

在广东华侨华人史课题的资助下，我奔赴邦加，对当地邦加华人进行了大量的访问与资料收集工作。邦加年届古稀的老华人对我讲述了早期邦加华工的悲惨遭遇和不为人知的开拓事迹。

淘锡华工及其后代

上天对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是公平的。邦加因为拥有宝贵的锡矿，迎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早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采矿设备，统治这块土地的荷兰殖民者把眼光放在极能吃苦耐劳的华工身上。处于贫困状态的南方华工富有冒险与吃苦精神，在荷兰殖民者的鼓惑之下，纷纷与同村伙伴奔赴南洋，掀开了南方华工赴邦加挖采锡矿的帷幕。

热带的阳光毒辣，紫外线极强，照射在华工背上，犹如蚂蚁般咬噬着皮肤，引起阵阵麻痛。为了淘出锡米，华工不得不常年泡在水里，用极其简单的工具弯腰簸箕筛出锡米，以换取微薄的工资。工资一部分用于支付契约规定的佣金，另一部分寄回中国老家，抚养孩子，赡养老人。

由于背晒太阳，面向溪水，再加上热带虫子繁多，华工经常出现皮肤病，但由于当地医药缺乏，华工很少得到及时救治。恶劣的工作环境、残酷的剥削、日复一日艰苦的劳作，使许多华工无法适应极高强度的工作而悲惨地死去。

只有少数华工经过九死一生的艰苦生活而幸存下来。他们结束契约赎身之后，用积蓄向当地原住民购买土地，开始从事种植产业，或是做起小买卖，逐渐走出赤贫的困境而在邦加休养生息，繁衍后代。

如今在邦加的华人基本上都是当时采淘锡米的华工后代，在他们身上仿佛仍然能看到当年祖先的身影。由于华人女孩非常欠缺，而且高强度的工作也不允许华人女孩移居邦加，早期一些华工男子与当地印尼爪哇族女孩子通婚，逐渐形成混血的“峇峇娘惹”（马来语baba nyonya音译，男性称为“峇峇”,女性则称“娘惹”）这一特殊族群。其实早期华人选择与印尼女孩通婚，除了华人女孩缺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印尼女孩获得当地的土地，并被印尼人社会所接纳。

由于华工需要到外面工作，便把子女交给印尼妻子照顾，并由其负担早期的教育。但峇峇娘惹到了一定年龄后，华人父亲又会把他们送到荷兰人开办的学校学习荷兰语，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或是在华人开办的私塾接受中华文化熏陶。

接受西方教育的许多峇峇娘惹，成为华人与荷兰殖民者的中间商，即我们俗称的帮办。由于峇峇娘惹既受到华人父亲的影响，又在印尼母亲的管教下，因此无论饮食还是服装都具有鲜明的特征，既不同于当地印尼人，又与传统华人存在许多差异。例如娘惹穿的衣服，既有印尼本土的纱笼服装造形，衣袖又饰有中国传统的花纹。再加上她们的混血身材，穿上娘惹衣服，显得婀娜多姿、风情万千。

峇峇娘惹这一特殊的族群介于印尼人与华人之间，与华人交往比较少，但又被印尼人当做异端。无论他们怎么想变成印尼土著，但由于历史上已被贴上华人的标签，而且因为肤色、体形外貌的原因，印尼人均把他们视作华人，使他们逐渐偏向华人，最终融入华人族群。

我在当地调查时，一些华人毫不忌讳自己的混血身份，提供了许多祖辈留下来的照片，带领我去参观他们的祖居，欣赏他们曾祖母结婚时穿的娘惹衣服。照片上的娘惹融合了华人与印尼人基因，形貌标致，样子端庄，颇有南洋风情。

保存中华文化的火种

为了在印尼长期居留下来，早期的华人选择与殖民者荷兰人合作。他们利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和省吃俭用的理财方式，同时继承了华人重视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部分华人后代的经济条件逐渐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华人后代进入上层社会。这部分华人西化比较严重，子女也普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待到荷兰殖民者撤离邦加时，他们中的部分人跟随殖民者移民到荷兰，部分人移民到西方其他国家，剩下的就留在邦加这块热土。

一些华人为在邦加长期生活，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让孩子接受印尼文教育，逐渐模糊了对中华文化的印象，但是大部分华人仍然把子女送到华文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继承中华文化许多优秀的传统，培养坚强、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善于理财的品格。

在代际努力下，华人财富不断积累。例如从原住民手中购买了大量土地，并通过种植橡胶、砍伐木材而获得大量财富，逐渐成为富裕的阶层。

1965年，印尼总统苏哈托上台后敌视华人，实行限制华人政策，采用釜底抽薪的文化同化政策，禁止华人讲华语、办华文学校、出版华文报纸、组织华人社团，甚至强令华人改名改姓，采用印尼人的名字。一直到1990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华文教育才逐渐恢复生气，但是三十多年文化限制政策已经使许多华人新生代都无法接受华文教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

如今能够讲华文的华人基本上在75岁以上。1965年以后出生的甚至之前10年出生的华人基本丧失了学习母语的机会，生活方式、穿着打扮、居住饮食已经与当地印尼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为了避免受到苏哈托极端的文化政策影响，也为了保护自己，许多华人加入了基督教，利用基督教来传播中华文化。例如他们使用华文圣经来传教，借此保留华文印刷物。一些华人利用教会广播来传播华文歌曲，让华语仍然能够在邦加留下回响。

一位年逾80岁的华人大姐是邦加文侯县基督教会电台的主持，在苏哈托统治时代，她坚持每天播出2小时的华语歌曲。她说，邓丽君的歌曲尤受华人听众的喜欢，每天都有许多听众点播邓丽君唱的歌。在白色恐怖时代，华人就通过这些方式保护中华文化的火种，期望有朝一日在邦加重新燃烧起来。

邦加印尼人肯定华人贡献

早期邦加华人在当地做苦力，属于赤贫阶层，与当地印尼人同吃同住，因此两者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太大差别，并结成了好朋友。华人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善于理财，因此逃出大难的华人逐渐在与当地印尼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富裕起来。

华人并没有忘记早期与印尼人同甘共苦的生活经历，他们努力回馈当地社会，建设学校和医院，成立慈善基金会，为印尼人提供医疗救治，帮助贫困的印尼小孩上学。他们的企业聘用了大量印尼人，并善待他们，既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得到印尼人的赞赏。许多印尼人对华人老板具有很高的忠诚度，出现数代侍奉华人老板的现象。例如，我采访过的魏保富是第六代华人。他在槟港拥有大量产业，我居住的度假村就是他经营的。他聘请了很多印尼人管理这个度假村。印尼员工和善、礼貌。我与这些员工聊天时发现，这些印尼人都比较满意这里的工作条件，说老板对他们很好，他们很愿意在这里工作，其中一位印尼人还比划着说他们父子二人均在这里工作。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华人魏保富是邦加数一数二的富商。他经营的度假村面积很大，方圆十公里，拥有宽阔的海岸线。晚上住在海边，听着不断起伏的涛声入睡。早上坐在别墅阳台前，吹着干爽的海风，心情格外舒畅。有时邦加下起大雨，敲打着芭蕉叶，击打着屋子外的椰树，不由让我浮想起椰风蕉雨的情景，别有一番南洋的滋味。

印尼人基本上是穆斯林，但他们并不忌讳与我们一起吃饭，没有排斥华人，这让我大感意外。因为我曾经在马来西亚访问，当地马来人均不愿意与我一起用餐。印尼司机开车载着我在邦加槟港、烈港、文侯参观访问，一路上介绍当地的情况，指点当地有特色的建筑，客串起导游的角色，礼貌而又精干，忠诚而又朴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邦加文侯县参观时，当地的副县长出来接待，从外表一看就是华人，但是这位文质彬彬的华人副县长已不谙华文。他把我当做中国的投资者，极力向我推销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投资状况，希望我回国后能介绍中国投资者来邦加投资，这让我哭笑皆非。

随后，文侯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带我参观当地的文化展览馆，展出了早期华人在当地采矿的照片，肯定华人对当地的贡献，这使我对邦加印尼人实事求是的态度产生好感。我与这位旅游局人员攀谈起来，他们也非常肯定华人对当地的贡献，而且希望印尼人与华人能够和睦共处，发展经济。他们说，排华反华是不好的现象。他们从各种渠道得知中东处于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情况，表示印尼不希望出现极端恐怖分子，希望印尼人与华人能够携手发展。

从文侯县展出的照片以及印尼人对华人的印象，我感到虽然印尼过去存在排华的现象，而且现在还有一部分政客为了个人私利，发表对华人不利的言论，但是总体而言，印尼人对华人还是相对友善的。

特别是在邦加，华人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由此得到当地印尼人的肯定。1998年印尼发生严重排华事件，华人商店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奸，但是在邦加却没有发生这些。这一方面说明邦加印尼人高度接纳华人，另一方面反映出在邦加生活了数代的华人已经高度融入当地生活，懂得财富需要回馈邦加印尼人的道理，因此才得到邦加印尼人的拥护和保护。

华文教育方兴未艾

自1965至1990年，印尼华文教育受到摧残，导致75岁以下的华人很少能够接受华文教育。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华人，但是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已经认知甚少。他们自小接受印尼文教育，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其穿着、生活习惯已经与当地印尼人没有太大差别。一些华人自诩为印尼人，对外不承认自己是华人，甚至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有些华人接受西方教育，对华人及中国也不太友好。

然而周而复始的排华运动，以及印尼人对华人的排斥，出现即使华人完全被印尼人同化，但仍然不被印尼人接纳的现象。这促使一部分华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以及华人在印尼所处的尴尬的社会环境。一部分华人更加愿意创办华文学校去传承中华文化，去维护中华文化在邦加的火种。他们把在邦加传播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的使命。

中国在印尼大量投资，中国游客大量增加，均需要大量懂华语的工作者，由此推动了印尼华文教育的开展。许多接受华文教育的学生能够在中资企业或者旅游业找到工作，激发华人甚至印尼人学习华语的热情。

也有一部分华人为了延续华人的文化之根，而致力于在邦加传承中华文化，例如我采访的魏保富和黄仕辉，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力，在邦加开办三语学校（“三语”指印尼语、汉语和英语），推动华文教育在当地开展，培养华文人才，也使中华文化能够继续在邦加得到传承。

华人叶均明先生向我介绍说，华人意识到让小孩接受华文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一个薪水不错的工作，也乐意送小孩到三语学校学习。而一些印尼人看到华语的商业价值，也愿意送小孩到三语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印尼学生刻苦学习华语，成绩优秀，被三语学校推荐到中国留学一至二年，学成回到邦加，担任三语学校的华文老师。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从而出现了一个令我们非常诧异的现象，即华人小孩的华语老师是印尼人。

我与一位从事华语教学的印尼人老师交谈，这位讲华语的印尼人老师说，由于三语学校能够为其提供不错的薪酬，他非常乐意在三语学校担任华语老师。但是据我了解，他们的薪酬一个月不到2000元人民币，而导游一个月的收入则可以超过10000元。他愿意做华语老师的表态是否发自内心，是否真的愿意长期从事华文教学工作，我对此半信半疑。因为我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印尼人在担任华语老师五年后，当其结束了与三语学校的合约，就会改行寻找更高薪水的工作。如何留住华语老师，对当地的华文学校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华人文化与身份认同危机

虽然华文教育在邦加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在一个长达35年华文教育被禁止的国家中重新开办华文课程，难度可想而知。而教育又需要较长的周期，学习华文且需要语言环境，再加上华文学习难度较高，导致许多学生望而生畏，华文水平停留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这些学生为了升学，中学转到印尼学校后，之前学的华语就逐渐被荒疏下来。

虽然华人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致力于创办三语学校，让学生能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但是这些学校的运作经费基本上由华人捐赠。当地教育部门也因为经费有限而优先拨款给公立学校，所以对这些学校资助极小。如今，热心营办三语学校的负责人均上了年纪，而年轻一代普遍对三语学校不太感兴趣，一旦上了年纪的华人离开人世，这些三语学校如何维持下来，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邦加的华人祖先是最早一批从中国移民过来的劳工。他们带来了中华文化，开办了华文学校，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如今随着他们的老去、离世，中华文化在邦加的传承与延续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

一旦中华文化在邦加结束了传承与延续的历史，华人就有可能失去文化和族群认同之根，变成讲印尼语但却得不到印尼人接纳的非常尴尬的族群，同时也很难有凝聚力团结起来维护华人的权益。

虽然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是一个趋势，而且不可逆转，但是如果华人融入当地社会能够得到印尼人的接纳，这当然有助于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从现实来看，即使华人接受印尼文化，排斥现象仍然不时出现，华人似乎永久性地被印尼人贴上身份标签。例如去年具有华裔和基督徒身份的雅加达省长钟万学竞选连任失败，还被判入狱二年，充分说明华人仍然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抗争，需要利用文化纽带去维护族群认同，防备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华人社会的破坏与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