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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城市那么大,但老年人的出行半径只有800米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8.70%。面对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如何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提高其健康生活水平,是一个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的背景下,社区空间日益成为老年人日常社会活动与社会参与的主要载体,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场所,对老年人保持体能活力,改善孤寂、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均能起到积极调适作用。研究发现,社区空间只有在具备步行可达性的基础上,才能促进老年人对社区内各类公共空间的利用率,才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老年人在日常休闲活动中,对社区空间如何利用,他们的出行特征和身心健康的关系如何,则是实证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才能为构建“宜居宜养”的社区生活圈提供具有学理性的政策咨询。
为探索老年人的出行特点,笔者和项目组成员以老年人日常行动轨迹为切入点,采用混合研究的方式,将GPS轨迹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结合,刻画老年人的日常行动轨迹与社区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上海“封闭式”管理前后出行特点的变化,检验这种变化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本项目的数据来源为GPS打卡数据和问卷数据。打卡数据记录老年人的行动轨迹,问卷数据记录老年人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二者匹配,检验出行特点与老年健康的相关关系。
GPS打卡数据:该数据包括居住在静安区的六个小区和宝山区的五个小区的100多名老年居民,利用微信小程序“卿云Go”,收集他们十天的行动轨迹数据。该小程序由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阳开发,可进行地点打卡、查看天气以及寻找地铁站等设施。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我们请被访者用小程序记录自己十天的活动的停留点,每天打卡六次。为保证数据质量,项目组会每日在固定时间提醒被访者打卡,并对每日完成六次的被访者进行额外奖励。2021年10月至12月进行第一次数据收集,共174人。2022年9月进行第二次数据收集,追踪收集了85人的数据。
问卷数据:本项目在第二阶段打卡数据收集结束后,通过问卷星对参与行动轨迹数据收集的被访者进行了“社区治理与老年健康问卷”的线上问卷。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工作情况、住房情况、社区生活与邻里关系、健康与社区养老这五个基本板块。回收有效问卷84份。
以下为本项目主要研究发现:
1、老年人出行以步行为主,目的地多为大型商业体和公共服务设施
图1是宝山区某小区的居民出行地图,图2是静安区某小区的出行居民地图。通过两个小区的居民的活动半径、网络密度和排名前10的设施中心度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小区居民常去的场所并无显著差异,都以大型商业体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居民的活动半径无明显差异,网络密度也无明显差异。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出行均以步行为主,在两区之间无明显差异。
图1 宝山区A小区居民行动地图 本文图表均由作者自制
图2 静安区B小区居民行动地图
(1)居民的活动半径
活动半径代表的是居民的活动范围,计算方式是每个居民从居住的小区到其活动的所有设施点直线距离的均值。经计算,宝山区A小区居民的活动半径均值为499米,最大值为745米,静安区B小区居民的活动半径均值为381米,最大值为517米。差异并不明显。可以看出,老年人活动半径均在800米的步行范围内,鲜少超出这个范围,符合“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
(2)节点设施中心度
节点设施中心度指的是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联系的程度,计算方法是用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实际联络数除以理论最大联络数。表1比较了中心度排名前10的设施类型。可以发现两个社区的老年人都偏向于去大型商业体、公共服务设施和大型公共空间,社区周边商铺相对光顾较少,使用出行设施的频率不高
表1 2021年中心度排名前10的设施
2、部分老年人在“封闭式管理”后出行时间下降
在“封闭式管理”前后,居民常去的设施有房产小区(在家中或在小区中)、购物和美食三类。待在小区的时间占绝大多数,均占所有打卡次数的60%以上。
通过两期数据的比较,发现静安区居民在这三类设施点的比例基本不变(图1)。在购物上略有上升,而宝山区居民待在小区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也体现在购物和美食设施的出行比例的下降。这也可能在封闭管理之后,老年人的购物习惯有一部分转向了线上购物。待后续数据检验。
图3 上海“封闭式管理/全域封控管理”前后居民去设施点的变化情况
图4显示了两个区中心度排名前10的设施点在“封闭式管理”前后的变化。两个行政区相比可以发现,宝山区老人的出行的设施点变化不大,因此购物和美食设施比例下降是因为频率的下降,而静安区的老人出行的设施点发生了较大改变,因此保持了之前的出行特征。
在宝山区,排名前十的设施点的名单基本维持稳定,中心度较高的商业和公共设施的名单在封闭管理前后基本不变,仅数值约略有变化。在静安区,在封闭管理前后,排名前10的设施点的名单有很大的变化。大型商业体和公共社区的中心度下降,而社区周边商铺的中心度上升。因在追踪数据居民名单并没有变,这表示,在封闭管理前后,静安区的老年居民的出行由大型商业体转向了社区周边商铺。
图4 中心度排名前10的设施点的前后比较
3、出行变化对老年人情绪无显著影响,但对期望有负面影响
我们在问卷中用一组健康问题来测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情绪因子和期望因子。情绪因子包括“我会无缘无故感到恐惧”、“我感到害怕”、“我感到头痛眩晕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感到紧张”、“我睡得不安宁”、“我感到抑郁”这6个问题,期望因子包括“我经常责备自己”、“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我感觉未来毫无希望”这4个问题。取值越大,表示心理越不健康。
线性回归(表2)结果显示,出行变化对老年人的情绪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期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老年人在封闭管理后待在小区或待在家里的时间越长,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就越负面。在外吃饭的比例增加,对未来的负面期望就相对较越低(p<0.1)。这些相关性在控制了老年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锻炼频率和休闲娱乐的比例后依然成立。
表2 有关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线性回归模型
本课题通过GPS轨迹数据和问卷数据,比较了上海封闭管理前后老年人的出行特征及其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到以下三条结论:第一,老年人绝大多数时间以居家或待在小区为主,在小区之外,主要去步行可达的商业设施,以美食和购物为主要出行目的;第二,在上海封闭管理前后,老年人的出行由大型商业体转向了小型商铺;第三,待在小区时间越长,越会增加老年人对未来的悲观期望,而离开小区,特别是以美食为目的,则会降低这些悲观期望。通过比较宝山区和静安区老人出行轨迹在上海封闭管理前后出行特征的变化,可发现静安区的商业设施和公共设施布点更具多样性,因此老年人更具出行韧性;而宝山区的商业社会和公共设施布点则相对单一,对老年人的出行产生的冲击更大。
基于上述发现,项目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以不同年龄阶段,设计对应的社区空间。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对老年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距离小区800米以内的商业和公共设施布局。老年人出行鲜少超出800米这个范围,而这也是“十五分钟生活圈”所划定的范围。
第二,在社区空间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应注重公共绿地等的布局,也应重视发展和支持社区周边的小型商铺。因老年人待在小区中的时间与其心理健康呈负相关,所以要增加老年人离开社区的时间。老年人出门以美食和购物为主要目的,因此,社区周边的商业设施可增强老年人出门的概率,促进其心理健康。
第三,在社区环境更新过程中,应重视服务设施的多样化布局,这对老年人出行的韧性非常重要。在疫情冲击下,服务设施的单一布局更容易影响老年人的出行,大商场和小商铺、绿地广场和口袋公园的多层次布局,尤其是社区周边的小型商铺,才能使老年人的出行更具韧性,更少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作者田丰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项目组成员包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杨辰、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阳和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陈琳。研究助理包括尤宇涵、罗诗雨、辛蕾、张浩鹏、林梓航。本项目受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中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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