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经典解读的生命在年轻一代、在社会传播｜专访

原创 郑周明 文学报

本期封面

吴俊

郭天容 绘

近年来，一些深居高校的人文学者尝试将学术研究以更通俗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借助各类新媒介的渠道和传播形式，不少人“出圈”被更多高校之外的年轻受众所认识、追捧，学术思想和经典文本也由此触达了更多心灵。近期，文学评论家、南大教授吴俊推出的新著《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也有着类似机缘。他多年来一直主张文学经典的传承需要依赖“跨学科、跨文本、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和新创”，2019年末，他受邀为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写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随着后来疫情的发生以及网络生活的趋于紧密，促使他形成更多思考并决定将一篇导读延展至一本书的厚度呈现。

大约三十年前，吴俊的博士论文《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关注了伴随影响鲁迅文学道路的深层心理意识动因，在新著中他结合既往学术研究与当下青年生活，尝试以通俗晓畅的语言将一个复杂生动的鲁迅介绍给年轻的读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达了自己的期许，“我对《朝花夕拾》和鲁迅生平的解读，隐含有与年轻读者共同探讨专业学习层面的写作修辞技艺、广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重内因。显然，鲁迅的人生和写作，他的困苦、挣扎、奋斗和欢愉，就是我们的一种正面典型示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左）

《朝花夕拾》初版（右）

解读《朝花夕拾》和鲁迅生平，

也是与年轻读者探讨共情

记者：疫情期间，有不少人重读鲁迅的一些短篇和杂文，现在看到你出版的新著是从《朝花夕拾》出发而谈，还是略有意外，从给中学生看的导读文章到衍生出面向青年读者的一本书，哪个关键时刻触动了你做这个决定？

吴俊：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的约稿，当时还在疫情暴发前一年。这次疫情不仅对我们中国，在世界范围都是一种罕见的灾难冲击。作为人文学者的思考当然应该更深广一些。文老师的约稿是关于鲁迅《朝花夕拾》的中学生整本书阅读，由此，鲁迅、疫情、互联网时代的青年阅读等，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就关联在一起了。其中还夹杂了我个人的疫情时期生活体会。所有一切的核心就是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如何面对和思考不可抗力、包括灾难的冲击问题。甚至，后来发生并延续至今的俄乌战争，都在证明着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

近年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拥有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人生，过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足、安定、开放和自由的生活，出生就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成果。那么，身在其中、又似乎只是“吃瓜群众”的人，对于互联网、疫情、战争的体验和思考，是否应该从灾难人生的角度来展开另一种情感认知、文化认知和思想认知呢？简单地说，如何从幸福中感受到灾难的不测，如何从个人冷暖祸福中共情于他人社会的利益利害，如何从中国关怀到世界，如何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有益于现实的建设性资源和动力，包括好像是最微小的方面，如何在满足自己的生活愿望时，能想到对于家人父母的关心关爱。所以，我对《朝花夕拾》和鲁迅生平的解读，隐含有与年轻读者共同探讨专业学习层面的写作修辞技艺、广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重内因。显然，鲁迅的人生和写作，他的困苦、挣扎、奋斗和欢愉，就是我们的一种正面典型示范。这是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的意义。我想把专业学术和思想探讨融化在面向年轻人的普及写作方式中，达到最大程度实现文学专业成果的社会价值目标。

鲁迅和木刻青年｜黄永玉 作品（1956年）

记者：一个人的童年会如影伴随终生，你在“文学传述”里很干净利落勾勒了鲁迅父亲科场案之后对他的童年的连带影响，来自乡邻的鄙视一直到晚年还在鲁迅记忆中，在他后面的思想脉络中，比如写《二十四孝图》《五猖会》等篇对传统乡村人情世故、父权伦理的批判力度，似乎与童年这场变故遭际直接关联。

吴俊：早期经验、特别是苦痛的经验，一定会对人的一生具有永久的刺激和影响。这是他的最为深刻的隐痛，这在心理学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公认。而且，童年和早期的痛苦经验尤其是对一个具有文艺天赋的人来说，也许就是他的创造力的最大推动力。这也是现代心理学在艺术创造领域形成的独特观点。从苦痛对于文艺创造的推动影响而言，鲁迅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其实早在王国维的《红楼梦》悲剧论中就有了这种理论的系统批评实践。鲁迅说过，诗人是苦痛的夜莺，太幸福了就唱不出动听的歌声了。他早年还翻译过厨川白村的名著《苦闷的象征》，都是这一路理论的表达。所以，我认为事实上也就是，鲁迅的苦痛记忆成为他启蒙思想对于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资源和个人经验。他是从家族伦理的反省进而深入到了对于旧时代、旧社会、旧文化、旧人格的历史批判。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的批判绝非全部或主要在消极面上着眼，“救救孩子”、改造中国国民性、呼唤“真的人”、期待社会新生力量的诞生，一直就是鲁迅的正面价值诉求和努力方向。鲁迅是一个不断实践着的社会革命家。只不过在《朝花夕拾》中，他把这一切都化入在早期生活的叙事中了。早期生活诱导了他的创作，他的思考提升了他的创作的思想高度、深度和广度。这就像创作心理学理论中说的，文艺创作升华了人生的苦难，文艺作品由此成为人类的共享成果。

记者：“文学传述”章节提供了一个很详细的鲁迅人生背景，在书写这些文章的1926年至1927年之间，鲁迅经历了工作的变动、爱情的出现、还有此前兄弟决裂的影响等一系列波动，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四地停留之间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联想到之前辛亥革命后对临时政府的失望，鲁迅转而投入整理古籍研读佛典等事宜，感觉这种回到内心内省的方式，是鲁迅面临人生困境之际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致许广平信（1926年9月26日）

信中有鲁迅画厦门大学教工宿舍和周边建筑草图

吴俊：你说得很对，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我很认同你的看法。我们从经验上说，无路可走的时候，或者不知走哪条路的时候，就不妨停下脚步，重新打量来路，或者寻找新的出路。思想行进的道路也无非如此，困境之中尤其就该是反思的时刻。回忆过去意味着生活和思想的一种调适，把这种调适理解为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作用，这是对一个思想者的理性能力的判断。

当一个作家在某个时段沉浸到回忆性写作中去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分析出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现实压力。鲁迅在厦门显然正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中，特别是热恋中的爱人许广平还不在身边，內倾的写作就是他自我对话、自我疗救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说《朝花夕拾》是鲁迅回望过去、眺望未来的一次写作之旅。动因在现实的困境，表现是过往的回忆，目的则在未来的前行。其实一直到上海后，鲁迅才真正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和许广平多次讨论未来的生活，希望爱人“给我一条光”。许广平也是真正爱鲁迅的人，她给了他无穷的激励和力量。《朝花夕拾》的写作正完成于他们共赴上海同居的前不久。这一时间点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回忆性写作与未来、与当下的密切关联。我要说在男女的感情上，许广平是鲁迅的拯救者，读读《两地书》就知道了。

记者：可以感受到，鲁迅对童年快乐的记忆部分是来自于神话传说，《阿长与〈山海经〉》里把《山海经》称作是“最为心爱的宝书”，后来写《故事新编》也是取材自上古神话，完成《朝花夕拾》期间他还翻译完成了自己心系20多年的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诗《小约翰》。前辈学者王瑶，近年的孙郁、郜元宝教授等都有文章写这些作品之间存在关联，在你看来神话或童话精神对这个时期的鲁迅意味着什么？

鲁迅设计封面的《小约翰》（1929年版）

吴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般说孩童的天性或想象都是倾向于超常规经验的故事，也就是说类似神话、传说、奇异惊险故事和趣味童话之类，都是孩童的最爱。很多家长都有给自家孩子阅读童话故事的养育经历。鲁迅的童年和童年回忆与这些经验相关，本是情理中的事，不值得深究。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他浓彩重笔写下这些经历时，我们一定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的一些用意，分析他的目标指向。在这里我想说，鲁迅在童趣童书回忆中，透露出了他对年少生活情怀的怅惘、寄寓了对亲情家人故人的缅怀，对不幸遭遇的同情、对苦难生活的凝视、对不可理解的人情世故的审察，还有他基于启蒙思想和人道意识对于旧有社会伦理的批判等，内涵情思可谓十分复杂。同时，鲁迅也是一个艺术天赋极高的早熟少年，神话之中蕴含有艺术的烂漫趣味，包括在私塾读书时他也常常“开小差”流连在个人的艺术世界中。终其一生，鲁迅都是一个保有童心的作家。

另外，鲁迅的公务职业也是他深入童年世界的一种契机。在教育部任职时，鲁迅的工作就与儿童教育直接有关，所以在儿童观念、儿童教育、儿童文学领域，鲁迅也是现代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公私两面，先天后天，儿童生活资源、儿童精神气质都在鲁迅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不仅在《朝花夕拾》。当他晚年开始又一轮回忆写作时，童年回忆依然是他的主题。

经典的社会化传播是

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技术的挑战

记者：我在浏览日本东北大学史料馆官网的鲁迅专题展时，看了下它们的藏品目录，其中有一个是“仙台医专使用的幻灯用玻璃板”是直接关系到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旧物，但是备注里写着“未发现鲁迅所说的‘行刑’场面”。联想到你在上图东馆的分享会题目是“真假莫辨的艺术”，对大众读者来说，怎么把握《朝花夕拾》里真假的尺度？

日本东北大学史料馆官网 / 图

吴俊：我的这本书对于《朝花夕拾》的定位是“文学的个人史”，这也是缘于鲁迅的启发。鲁迅说《朝花夕拾》是自己的“回忆记”，但他又不保证这个回忆的完全真实性，因为他说只是记忆里是这样的。而且，他把《朝花夕拾》归为自己的创作集。可见，文体文类上，《朝花夕拾》是创作。换言之，这是一部以个人生活纪实为素材基础的创作作品。叙述方式上又明显呈现出个人回忆叙事的特点，因此我把它命名为“文学的个人史”。这是《朝花夕拾》的文体形式和内容题材的主要特征。但这也就造成了这部作品“真假莫辨”的有趣性。“真假莫辨”既是一个有关事实真伪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段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鲁迅生平在其中的真实性投射，那我们只要把它读为文学作品就是了。换言之，不必把这部作品的细节与事实的真实性完全对应。《朝花夕拾》不是鲁迅生平的实录。

但毕竟有鲁迅的生平痕迹在其中，就难免诱导我们要在事实、史实上纠结一番。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并不怪哉。比如，刺激鲁迅“弃医从文”的最著名“行刑”场景的幻灯片实物，迄今并未发现。那么事实如何呢？现在来看，这只能是一个未解、不可解之谜了。当我们追究其真实性而需要实物证明时，也没有理由因为实物的缺失而断言其不存在，证伪同样需要证据。于是，这在真实性意义上就成了一个悬案。但文学性的问题是不考虑事实真实性的。至少，“行刑”的心理真实性是在鲁迅作品中获得了呈现和保证的。事实为真固然别有价值，但与文学价值无必然关系。

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寻找其中的真实性因素，是一种延伸、衍生、溢出的趣味。不是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鲁迅太有名，我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他和他的作品置于“真假莫辨”的情境中。但真不要太纠结了。有时想来，这也是鲁迅文学的一种魅力吧。

记者：这种“真假莫辨”的情境也延续到了后记里，你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鲁迅在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往事时，为什么刻意隐藏了一些人，比如祖父、母亲、夫人朱安等“失踪者”，好在你也没有做一些假设或想象去满足读者，而是坦承缺乏史料佐证，或者也可能会出现在鲁迅晚年计划写的另一部回忆性质的作品集里，但终究是无可考证了。

鲁迅致母亲信（1935年12月4日）

吴俊：这是极为敏锐的眼光。我的这本书原来计划有三个部分，除了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分篇解读外，第三部分就是“失踪者”系列之谜。比如最明显的是，写了父亲，那么母亲在哪里？佣人朋友老师都写了，祖父亲人倒有遗漏，这是为啥？我以为这是进入鲁迅写作心境的分析通道，一旦写出来会很有趣味。但我终究还是忍住了。

我要写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普及作品，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和规范始终是我的唯一轨道，不能越轨出轨。如果在围绕文学分析、真实传述的同时，引入不可靠资源的演绎，这会与我的写作宗旨背道而驰。其次，就这本书的主要目标读者而言，失踪者的探秘也许过于专门了，这是鲁迅研究的专家也未必完全掌握、有把握充分说清楚的话题，很多只能在“可能性”的层面上推演，因此我也没有把握说好。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如果能说好的话。现在，就只能放弃了。第三，这本书是在疫情期间写的，因各种原因，边写边改，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来感到有点累了，心想：这第三部分既然这么难写，又这么重要，但时间不等人，与其草率从事，不如以后从容落笔。于是，就在后记中简单交代一下，为日后留个伏笔。你的提问鼓励了我必须要把这一部分写好。

记者：过去鲁迅是存在于论文和教材里，现在通过影视形象，鲁迅不断“破圈”靠近了青年大众，但同时市面上出版物的许多解读是掉书袋式的、过度阐释的、故作高深的、甚至猎奇式的。你的这本书兼顾了学术分寸和语言通俗，比如说到范爱农这个形象时，说他“近似鲁迅的一个人设”。在你看来，学者如何走出学院走出论文思维，对经典做一些贴近大众化的解读？

电视剧《觉醒年代》、纪录片《鲜生史》中的鲁迅

吴俊：经典是人类文化文明创造的结晶，在一般观念里，经典很是高大上。但这种观念无形中也会产生消极后果，使经典束之高阁般地滞留在少数人的专业层面。经典的社会价值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呢？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纸媒阅读受到极大冲击，经典原著受限于物理条件还难以充分进入电子阅读。经典的社会化传播就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技术的挑战。没有阅读就不会有真实有效的文化和文明的传承。因此，我近年一再主张，必须有“跨域”贯通的技术路径和理论自觉，即跨学科、跨文本、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和新创。这也是经典传承的必由之路。我的这本书只能说是一点点、一小步尝试，希望有助于鲁迅经典的阅读。未来一定需要年轻学者有更加进步和高明的多样化创制。

经典解读的生命在年轻一代、在社会传播。专业学者只能是技术性的助力。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道理。

记者：在新书对谈活动上你说，接下去很想继续写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从内山书店开始写起，这里是鲁迅新的面向”，巧的是，这个月内山书店旧址会重新以“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之名的新形象对外开放，内山书店在鲁迅的最后十年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

即将开业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左）

内山书店旧照（右）

吴俊：我最近的期待就是要去新开的内山书店做一次这本新书的分享活动。那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这次的重读重写鲁迅，重大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鲁迅书账中的“书目的秘密”。以前我完全没有留意，鲁迅到上海后，在内山书店购买的书籍中，有关俄苏、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等，占有如此庞大的数量，他晚年的翻译出版只有极小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不详细考察鲁迅的书目，就无法掌握鲁迅晚年的思想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来源。内山书店充当了鲁迅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的来源地。在此意义上，我说内山书店就是鲁迅的“上海日本”，即鲁迅在内山书店形同经历了“二次留日”。这终于促成了鲁迅的世界观政治定向。鲁迅完成了他的文学政治生命。至于说最重要的外力作用，当然就是“革命文学”论争及共产党人的激励。而由此直接导致的一个重大历史后果，就是文学的政治共同体“左联”的诞生。五四启蒙文学就此进入了现代政治的发展轨道，并延续至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

鲁迅临终前夕，写了一张便条，希望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帮忙请医生来诊治。这便条成为鲁迅的绝笔。我很有些感动：内山书店和鲁迅的生命终点相交集。想象中，我一旦踏进了内山书店，就是进入了历史，进入了鲁迅的生命世界。我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原标题：《吴俊：经典解读的生命在年轻一代、在社会传播｜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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