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税｜近代中国所得税的改变与收场

《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魏文享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魏文享教授的新著《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以下简称“《魏著》”），对近代中国所得税究竟改变了什么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所得税的推行，促进了会计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局部体制的完善，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所得税无论在筹集财政收入，还是在促进公平正义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战争中成长的所得税，不可能不受政局动荡的影响，最后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中，与旧中国一起烟消云散。

所得税改变了什么？

所得税的开征，令会计师“喜不自胜”，促进了会计人才的培养。当年会计西化派的代表人物的潘序伦（1893-1985）及其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积极投身税法知识的宣讲及所得税业务培训。所得税开征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对会计行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实中税务与会计事务的关系，就是如此密切。没有所得税，会计市场发展不会那么快。

所得税促进了簿记改良和更新。近代中国，传统簿记面对冲击，是对中式簿记进行改良，还是干脆直接西化，一直存在争论。但无论如何，原先的簿记制度必须更新。簿记商家因纳税必须申报相关的账簿信息，改变了商家财务秘密的保守方式。这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是有帮助的。所得税征管中，有更多可用于国家治理决策的信息流向了政府部门。所得税征管，培训了一批税务专业人员，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一定帮助。

为了所得税的征管，财政部大力推进公库网建设，改变了过去税款征收、经收不分的状况。之前，在定额、征收、报解过程中，税务机构及税务人员的权限过大，缺少监督。所得税收入实行经征分离制，征稽和经收绝对分开，通过严密的会计制度予以监察，防止中饱拖延，有进步意义。在应对商会商人等群体对所得税的税权表达中，国家治理也历经考验。

所得税自愿申报不一定会自动实现，所得税在征管中重视奖励告密，显然这不应该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史实的确如此。这是所得税征管条件不够具备的表现。

近代中国的所得税的收场

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作用有限，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乏善可陈。

在所得税开征之前，关税、盐税、统税三种税的收入，一直排在财政收入的前三位。在关税自主、裁厘改税、整顿盐税及开征营业税之后，政府税收能力有提升，但仍有结构性缺陷。以为所得税开征，就可以解决苛捐杂税问题，减轻田赋附加，但实际上只是多了一道税。所得税开征，只是财政解困的又一途径而已。

在财政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所得税开征了，与所有税种一样，所得税的推行对财政收入会有贡献，但结果并不如意，所得税的开征，所带来的收入有限，基本上没有改变上述三种税的地位。这样的税种因此是否有必要开征，值得存疑。为了这种新税，政府投入的资源不可谓不多。值得还是不值得？见仁见智。过分强调所得税的作用，以为所得税有弹性，有的甚至说所得税可以增加税收而不增加征管成本，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就更不是如此。

如果只关注财政收入，那么多一种可以堵住税收漏洞的税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所得税的推行，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但所得税征管，依旧千疮百孔。好收的税收了，不好收的税，没有手段，也就没法收到。所谓以所得税推行来促进社会公平，基本上无法做到。

即使辩解有聊胜于无，那也只是就所得税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而言的，所得税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所得税有效征管中的规范悖论

所得税处（以及后来的直接税处），通过加强税法宣传、账簿改良、奖励告密、司法追欠等方式，加强所得税征管，应对无所不在的逃避税，但现实中的问题仍不同层度存在。从纳税人角度来看的问题有：纳税人不愿进行纳税申报，账簿造假，资本及应收信息真假难辨。从税局角度来看的问题有：税法规定不详，查核能力不足，税务人员勾结舞弊。自然，这些都不利于所得税的有效征管。

所得税征管中也遇到了诸多具体问题：纳税人对所得税稽征采取“迳行决定”和“跟货寻税”的方式不满。“迳行决定”提升征稽效率，强化税局的自由裁量权，税局为完成预算任务，滥用“迳行决定”，增加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引发商会抗议。“迳行决定”于1944年6月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简化稽征办法，引入商人团体参与估算调查及税款催征。

货运登记及运销流程加入税票验证环节，可严密控制行商，防止住商逃税，便利商货通力合作，协助管制价格，但货运登记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各界批评日涨，后货运登记所涉的税款保证金被通令停止。简化稽征也不是没有问题，难点是估算和征收，简征看似解决税局难以胜任的调查和核查问题，但未解决税务担心的逃税问题。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是所得税征管中的痼疾。

薪给报酬所得税的征稽，实行机构扣缴制，和今天的所得税代扣代缴并无二致。在近代，公务人员的所得税征管因此相对便利，但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个人纳税就不容易。涉及执业资格的自由职业者，有雇佣单位的个人，税局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明星和舞女的所得课税问题在那个年代也受到税局关注。《魏著》引京剧大师梅兰芳（1894-1961）每有演出就纳税新闻传出，以及另一京剧大师程砚秋（1904-1958）被税局追税之案例，加以说明，生动活泼。简征与查征之间的摇摆不定，受制于征管条件。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稽涉及银行代扣问题和利息税减免问题。《魏著》均有详细描述。

规范的所得税应该查账征收，但为何没做到？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战争和政局不稳中推行所得税，本来就难。1946年所得税法，更是在营利所得、薪资所得、利息所得、非常利得、一时所得及租赁出卖所得五项分类所得之外，另加综合所得税，规定个人所得如超过60万元，加征综合所得税。综合所得以个人为纳税人，所得来源是合并个人全年各类所得总额，可以扣除必要生活费用。分类所得实行全额累进税率；综合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恶性通货膨胀不断抬高税负，指数化调整根本赶不上通胀速度。

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实践，基本上是战时财政的实践，最终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随着旧中国经济的崩溃和政权的瓦解而画上了句号。

回顾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对所得税推行的促进作用，也看到所得税落地中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近代中国所得税在财政主义、社会政策两大使命上，或多或少完成了一些。在战时状态，包括所得税制度在内的新税制之创设都颇为不易。史料丰富的《魏著》，虽然是在写近代中国的所得税史，但也为从财政学视角更清晰地认识近代中国所得税发展史，认识一个新税种的开场与收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本文因《魏著》所引发，结论或有不同，但也因此希望能使相关论题引发更多的思索空间。

（本篇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中国的税”系列之四十，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财贸经济》《财经智库》副主编，著有《新中国财政政策70年》《大国轻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