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奥斯卡︱神仙都会重光于世：鹰潭上清宫考古发掘记

故事要从2014年的3月说起。

彼时的江西省鹰潭市，将于当年的年底举办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为了承办这项国际性的盛事，鹰潭市决定在龙虎山重建于上世纪30年代毁于大火的上清宫，作为活动场所。龙虎山道教协会辗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3月，中心的副所长崔光海和项目负责人陶金一道，来到了龙虎山，为上清宫的复建出谋划策。在此之前，陶金已经设计了包括茅山德祐观在内的数座道观。

在上清宫的旧址上，二人发现了一些翠绿色的琉璃瓦，琉璃瓦在赣北红土地的衬托下，格外显眼。老北京人对这种色的琉璃瓦绝不会陌生，但这种绿色的琉璃瓦出现在鹰潭，着实奇怪——这类的琉璃瓦，本是皇家规制，在北京之外十分稀罕，更迥异于江西其他地区的道观形制。要知道，在帝制中国，礼教和仪轨是极其严格的，僭越位阶兴修土木，那可是死罪。那么，皇家规制的琉璃瓦，为什么会出现在江西鹰潭呢？要想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回到清雍正年间。但在此之前，还必须讲一讲上清宫的历史。

“百神受职之所”

早在东汉和帝时期，鹰潭龙虎山地区就有了道教活动。据历代《龙虎山志》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于龙虎山结庐炼丹，建“天师草堂”。魏晋时期，第四代天师张盛自汉中还居龙虎山，建“传箓坛”。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召见二十代天师张谌，并改传箓坛为“真仙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敕改“真仙观”为“上清观”。宋徽宗又于崇宁四年（1105年）将上清观迁址于今天遗址所在地，并在政和三年（1113年）将“上清观”升为“上清正一宫”，此时，大上清宫已初具规模，文献记载“时宫中学道者常数百人”。之后，大上清宫屡经兴废。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御书“大上清宫”匾额，大上清宫由此得名。

与中国其他的道观相比，上清宫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皇家所认可的，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乃至地方宗教和民间祭祀的皇家道观。根据陶金的介绍，在古代，“忠孝节义，死而成神”。假设某地的一位乡贤去世了，老百姓逐渐把他供奉成了神，逢年过节还要拜他祈福。但不是每一处的乡贤都能成为地方官府所承认的“正神”，这些地方长官自幼饱读儒典，常常会认为这些是“怪力乱神”的“淫祀”（指不合礼制的祭祀，包含了越份之祭与未列入祀典之祭两种），必须禁止。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文献，龙虎山天师扮演了调和官-民关系的角色，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历代天师皆由皇帝敕封）来在上清宫举行醮典，为这位地方神明参受法箓，使其归顺大道，从而成为能够造福一方的正神。被“授箓”后的偶像和神明，犹如进了“封神榜”，地方长官也能认可，进而允许当地百姓祭祀和敬拜。由此，龙虎山上清宫才被称为“百神受职之所”。自宋代以来，上清宫起到了平衡和协调以儒家思想为信仰核心的士大夫群体及老百姓对一些被儒家认为是“淫祀”的偶像崇拜的矛盾的作用。不仅如此，龙虎山上清宫还是道教正一道的祖庭，历代天师在此阐演道法。

道士与皇帝的莫逆之交

历史的指针指到了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康熙皇帝与五十四代天师定立了一个规矩：每三年由张天师负责，从龙虎山选派优秀年轻的道士来京担任“御前值季法官”。这些法官由皇帝供养，潜心修道，并全权负责一切重大的宫廷道场。

到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照例入京朝觐，一众即将成为“御前法官”的年轻道士也相伴而行，其中一名来自松江的道士娄近垣，时年38岁，最为天师本人赏识。娄近垣自幼出家，在江南水乡的道院中度过了童年。成年后，他学法于龙虎山上清宫大法师吴士行门下（康熙年间的第一批御前法官）。

一行人从龙虎山天师府出发，沿水路抵达了杭州府。然而天师却在杭州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张锡麟嘱咐娄近垣忠诚侍君，以报国恩。张锡麟没有看走眼，娄近垣也没有辜负天师的嘱托，日后，他成为有清一代最有影响力的道教宗师。

有清一代，皇权达到顶峰，但高强度的工作也给雍正帝的身体造成了极大损害。久病不愈之下，雍正开始求助于道士，这是十分罕见的。一方面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强势，另一方面是有鉴于明朝皇帝好道误国的教训，有清一朝对于道教普遍较为打压和排斥。而为雍正作法祈福的，正是娄近垣。多年的苦修，加上名师的真传，辅以恳切的祈福，雍正的病患居然真的好转了。

雍正由此与娄近垣结缘，在日后的交往中，他发现这位江南道士竟能与自己谈笑风生，参禅悟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娄近垣医好了他的顽疾。终雍正一朝，雍正帝对娄近垣都颇多恩典，为其敕建殿宇、编辑语录，但雍正对他最大的恩典，莫过于重修龙虎山上清宫。在雍正的主持下，上清宫得以仿故宫建制，据《龙虎山志》中关于上清宫的描述，上清宫主体宫殿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分布在工字台基上，这种建筑形制是参照北京故宫乾清宫—坤宁宫的样式建造，形成了上清宫两宫十二殿二十四别院的格局。

雍正不仅重修了上清宫的殿宇，还专门为上清宫购置了香火田，以便上清宫日后的运营维护能够有田租来维持。

是非成败转头空

雍正驾崩之后，乾隆对道教多有打压，道教的地位也逐渐衰落，到清朝末年，张天师和上清宫的地位早已是明日黄花。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与太平军激战于上清镇，大上清宫遭到破坏。但即便如此，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至大上清宫，依旧感叹上清宫“极宏伟”。

民国时期，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拆毁庙宇，夺取宗教财产，加剧了大上清宫的衰败。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对大上清宫也有所冲击。至1930年，几个乞丐于宫内生火取暖，不慎失火，大上清宫主体殿宇焚毁殆尽。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大上清宫仅存门楼、午朝门、钟楼、下马亭、东隐院等建筑。1954—1956年修建鹰厦铁路龙虎山段，铁路横穿大上清宫废墟，兴修铁路挖出的基建废土将大上清宫主体基址掩埋。曾经的“百神受职之所”，天下道教正一教的祖庭，就这样被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对这段历史谙熟于心的崔光海和陶金，在看到了诸多散落在田间的绿色琉璃瓦之后，当即建议有关单位暂缓施工，并展开考古发掘。鹰潭市的有关部门积极响应了这一提议，2014年6月，考古队正式入驻。经过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大上清宫遗址终于重见天日。

青山依旧在

根据上清宫考古领队胡胜的介绍，在结合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之后，基本可以认定，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色的道教遗址。

规模最大。

胡胜介绍说，根据考古勘探初步推断，大上清宫遗址占地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18万平方米范围，并确定了部分围墙基础。考古发掘揭露出上清宫区域的规模建制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特别与据传为清代画家关槐所绘《龙虎山鸟瞰图》也能一一对应。大上清宫在全国道教宫观建筑中规模可谓是首屈一指。此外，清娄近垣版《龙虎山志》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亲手御书匾额“大上清正一万寿宫”，而国内其他地方均称为上清宫，可见大上清宫规模在全国是之最。

等级最高。

胡胜表示，从建筑规制看，上清宫的主体宫殿都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分布工字连座台基上，这种建筑形制是参照北京故宫乾清宫—坤宁宫的样式建造，因此，极具皇家风范。遗址出土的文物纹饰丰富，特别是建筑材料纹饰以龙纹居多，龙纹形态多达11种，龙纹的使用，将大上清宫与一般道教宫观区分开来。此外，从文物遗存看，大上清宫遗址遗存有一口元代制造的大铜钟，现放置于天师府内，铜钟重约9000斤，比故宫的铜钟少一千斤。

大上清宫遗址经过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宋、元、明、清的地层全部被揭露出来，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晰，清理出宋元、明、清各时期遗迹、遗物，基本将遗址内主体建筑空间关系梳理清楚。从遗址的地层堆积以及遗迹的分布情况，再结合文献资料，考古队得出了大上清宫遗址自宋代以来，核心建筑由东向西推移，再以西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形成了连续的发展脉络和规模不断壮大的过程。

最后是出土遗迹最丰富。

从目前揭露的5000平方米范围来看，考古队共揭露遗迹点有：阁1处、殿6处、门1处、院落2处、碑亭2处、厢房22间、不同类型排水沟2条、取水槽2条等，还有各类早期遗迹正在发掘当中。在目前道教遗址中，如此丰富的遗存现象是几乎没有的。

胡胜表示，大上清宫是参照北方官式建筑建造而成的，但从现场发掘的情况来看，它既有北方的建筑特点，又有南方的艺术风格，既有民间的喜好风俗，又采用官式的建造法式。因此，大上清宫遗址无论从规模、等级，还是遗存、时代传承，在我国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

清明时节，记者在考古队员高健的陪伴下来到考古工地，据他介绍，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基本停止，现在整个考古队的工作重心转到了文保和资料整理上面。高健坦言，考古队目前最担心的是遗址保护的问题，赣北地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亦是潮湿寒冷。四个春夏秋冬的风吹日晒，对遗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损害。“上清宫遗址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活态遗址，它所代表和承载的道教文化，如今依旧在延续，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展示和利用它，将它尽早地展现给公众，是我们急需考虑和面对的”。

参考文献：

陶金：《四爷的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的发现与探索》

娄近垣：《龙虎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龙虎山上清宫考古队：《大上清宫历史沿革概述》

龙虎山上清宫考古队：《文物上报有关专家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