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戴一峰：中国海关史研究前景广阔，大可作为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85年11月，曾被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先生赞誉为“国内研究中国海关史的重镇”。戴一峰教授现为厦大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近期，我们请戴教授介绍了海关史研究的相关情况，得知这一领域前景广阔，大可作为。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与海关史研究结缘的呢？

戴一峰：我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有幸进入大学求学深造的首届大学生。1981年底完成本科学业后考取研究生，跟随陈诗启先生攻读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是为陈先生的开门弟子。当时，陈先生已经开始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中国近代海关史，先后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关注，好评如潮。

1984年底我完成学业留校工作，一边延续求学时的兴趣开展区域经济史和对外经济关系史研究，一边在陈先生的引导下开始步入海关史这片领域。最初的成果是两篇命题作文，即与陈先生合作撰写了《中国近代海关和长江的对外通商》和《清季海关与外债的关系和列强争夺海关的斗争》两文，收入陈先生出版的第一部海关史专著《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此后，又接连发表了一批海关史论文。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成立后，随即与厦门海关合作整理该关档案室收藏的旧海关档案资料。我被指派负责此项工作，开始一头扎进这个诱人的汪洋大海中。于是在海关史研究这个领域越走越远了。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治学理路和经验？

戴一峰：治学理路和经验之谈有点宏大，我还是简要说说我在这方面的治学情况和心得吧。陈先生无疑是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在80多岁高龄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中国近代海关史》（合订本）大作，对近代海关做了一个全景式的考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堪称一座里程碑。

我在陈先生引导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后，主要开展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开展近代海关的专题性研究。多年来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并出版了《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一书。我力图朝两个方向努力：其一是对近代海关做细部的深入的考察，其二是对近代中国榷关体系的制度变迁作全面、深入的把握。二是开展海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如主持整理了厦门海关档案馆所藏的旧海关档案资料，编译了数百万字，并出版了由近代厦门关的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以及十年报告汇编的《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和由厦门关税务司与海关总税务司来往半官函，密函汇编的《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第1辑）》等。同时还整理了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海关与中英关系档案资料。三是利用海关档案资料开展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在近代海外移民、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近代城市演化等方面，力图有所开拓。四是培养这一研究领域的博士、硕士人才。

总的说来，我多年来的研究均围绕着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这一宏大命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发生在全球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发生在西方新兴资本势力全球扩张，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信息流动提速、加遽，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也不断拓展、深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素有“国际官厅”之称的中国近代海关，是彰显和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典型样板和核心组织，值得深入探究。海关因涉及近代中国社会诸多领域、范围广泛的活动而留存的规模庞大的海关档案资料，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重视整理、利用海关档案资料，从事海关史以及其它近代史专题研究的缘由。

澎湃新闻：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构，执行监管、征税、缉私和统计等职能。据说晚清海关的档案资料纷繁复杂，数量众多，内容几乎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为什么呢？

戴一峰：我们现在所讲的晚清海关档案资料，是指19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的中国近代新式海关形成的档案资料。晚清海关的主要制度特征是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海关管理权旁落，成为晚清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组织。身处西方新兴资本势力全球扩张，晚清帝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执掌海关总税务司要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英人赫德，试图将海关打造成改进所有帝国各个行业应有的核心组织。因此，与一般的海关不同，除遵照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关制定的规章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本体业务外，晚清海关还挟其优势，先后兼管常关和厘金，兼办大清邮政、海务、新式教育，以及筹办参展世博会事宜等；海关总税务司以及部分高级关员甚至参与清政府的许多外交活动，插手清政府的财政金融改革以及新式海军的创办；由此在晚清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等各个领域均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与其承担的诸多业务内外职能相匹配，晚清海关的组织架构颇为庞大复杂，外人不易洞察其详。纵向上，可分为中央机构总税务司署和地方机构各口海关税务司署两个部分；横向上，则可分为征税、船钞、教育和邮政等四大运行系统。四大系统中以征税系统为海关之本体，其余则系海关为兼办海务、教育和邮政等设立的附属部门，系随着海关势力的扩张而依次逐步形成。故此，晚清海关的组织架构纵横交错，相互联结，形成一张庞大的组织网络。这张组织网络的中心是总税务司统领下的总税务司署。

整个海关系统实施垂直的统一管理，总税务司凭借在清朝同治年间便已逐渐建立的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统辖各口海关，调度四大系统运作，有效开展海关各项事务。是故，晚清海关留下了数量极其可观，涉及领域极其广泛的档案资料。值得指出的是，民国以降，晚清海关的上述制度特征基本上延续下来。

澎湃新闻：您既然曾经主持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编译出版工作，对晚清海关档案资料一定十分熟悉，可以给我们做一番介绍吗？

戴一峰：晚清海关档案资料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海关内部往来公文、函件与电文。它包括总税务司署与各关往来的一般公文，总税务司署与各关税务司往来半官函、密件，总税务司通令，总税务司机要通令，副总税务司遍发各关之通函，以及电报、代电与海关发布的调令等。

第二类是海关各部门业务文件。具体包括总务类、缉私类、财务类、人事类、税务类、海务、港务类、杂务类等。

第三类是海关与外部关系的文件。包括海关与海关监督公署往来文件，海关与政府机构往来文件，海关与各种社会团体、企业往来函件，海关与政府官员、社会人士、商人等往来函件，以及海关发布的布告。

第四类是海关监督衙门档案。包括海关监督与主管部门往来函件，海关监督与所属各关卡的往来函件，海关监督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往来函件，海关监督与海关税务司的往来函件，海关监督与地方机关团体、商行、商人等的往来函件，以及各种税收账册、关务登记簿等业务档案。

第五类是海关官员个人档案资料。如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私人信函，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的日记及其私人函电（与家人、友人、海关官员、驻华领事、公使、外交官员、议员等），以及其他海关职员的档案资料，如包罗、包腊、费士来等人的私人信函。

第六类是海关出版物。海关出版物是一个非常庞杂的资料宝库，林林总总，内容丰富。具体说来包括统计丛书、特种丛书、杂项丛书、关务丛书、官署丛书、总署丛书和邮政丛书七个系列，以及未列入丛书类的出版物，如魏尔特编辑的共计7卷的《中国海关起源、发展和活动文件汇编》。

诚如前面我已指出的，民国时期，晚清海关的制度特征基本延续下来，因此，民国海关的档案资料也大体包括上述六大类，只是下属小类有所变化。

澎湃新闻：看来近代海关的档案资料确实丰富且多样。那么，如何充分有效地认知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戴一峰：我想先谈谈解读、利用史料的方法论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即“历史实在”和“历史建构”。历史实在就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有三个基本要素：时间、空间和人物。因此，历史实在具体可表述为：人在一定的空间范畴下，沿着一个时间轴运动所留下的痕迹。但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又是勾连在一起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历史主要不是意指过去之事这一意义上的“过去”，而是反映出自过去的渊源。历史意味着一种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件联系和“作用联系”。

至于历史建构，我将其划分为“历史建构1”和“历史建构2”两种类型。所谓历史建构1，指的是历史记录。史学工作者每天面对的林林总总的文字史料，便属于这一类。所谓历史建构2，又可分成历史编纂与历史认知两个层次。因此，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大体经历了“历史本体——历史建构1——历史建构2”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实现一个从历史本体到历史话语的转变。其中，历史本体作为研究对象物，就是历史实在，而历史记录与历史重构则是混入建构者思想的文本，它们对应着历史建构的两种类型与两种层次。

据此，我认为解读史料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方法。第一种是史料学的方法。这是我们历史学传统的解读方法。它的基本理念就是：作为史料的文本（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媒介，它包含着历史事实；经由对史料的考证、辨析，追寻源流、辨明真伪、考订谬误，可以获得真实、可靠的历史信息。正是如此，它也形成一整套方法论，即汇集古文字学、铭文学、年代学、世系学、考古学、语言学、版本学、训诂学、考据学等知识和技术，形成一套公认的史料考订准则。因此，史料学也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在西方，与之相关的有我们熟悉的兰克学派。在国内，则有傅斯年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断言。

第二种是阐释学的方法。其基本理念就是：作为史料的文本是文化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涉及本文、叙述者、阅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它渗透了叙述者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观意志，并非历史的自然话语。也就是说，它不等同于历史的实在。所以文本所包含的信息（语言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存在着距离；对文本的理解也并非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而是以头脑中预先准备好的“前理解”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理解；所以，文本的意义并非叙述者给定的“原意”，而是由阅读者参与建构；文本是体验和理解的过程，不存在对一个文本的规范性解读，对于同一文本，总有新的不同的理解。据此，“人类阐释学”的创立者格尔茨提出了“深描”的概念，即在理解基础上的理解，在解释基础上的解释。

第三种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方法。它的基本理念是：所有的历史文本，基本上都是建构在叙述者的“诗性行为”之上，历史和文学、实在和虚构、事实和想象之间并无特定的区别，无刻意区分之必要，虚构化的文本，或许具有更高的价值。我并不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史学试图完全消解史学与文学、实在与虚构、事实与想象之间差异的理论建构。但这种强猛的解构意识促使我们认知两者之间既区别又渗透的复杂具象；其提出的“虚构化的文本，或许具有更高的价值”的观点，则无疑为我们的解读史料展示一种新的可能性。就如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其力作《档案中的虚构：十六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叙述者》一书中所显示的。

澎湃新闻：您的三种史料解读方法论很有启发，也很有意思。您能否再结合海关档案资料进一步谈谈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吗？

戴一峰：好的。我想，这大概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对海关档案资料自身的研究，即对文本本体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为正读和反读两类。所谓正读，指的是对档案资料内容的介绍、考证，对其价值的辨识、评议等等。比如郑友揆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发表的《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一文，以及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评介海关档案资料的文章。至于反读，指的则是从海关档案资料的虚构中揭示虚构文本建构背后的心态与文化逻辑，这不同于单纯的考证，而是将档案资料作为本体进行研究。我曾在《晚清海关（洋关）设立问题考辨》一文中讨论了海关《总税务司通令》中有关文本的虚构性，由此探究身为总税务司的赫德虚构文本背后的缘由。学术界以往对海关档案资料的真实性颇为信赖，其实海关档案资料也多有居于种种原由的建构成份，值得重新仔细探究。

其次是利用海关档案资料从事的海关史研究。自从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30余年间，中国近代海关史这一研究领域已有多达数百篇的论文和数十部专著问世，涉及海关通史、海关人物、海关制度、地方海关等诸多方面。与所有学术研究一样，历史研究也总是在不断的深化中。随着海关档案资料的不断披露、挖掘、整理和出版，随着文本解读方法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不断丰富，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研究者对近代海关的认知也不断全面、深入、细致，不断更新。况且，中国近代海关身处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转型和全球化进入第二波高潮两者交错影响的特殊时期，作为一个“国际官厅”，它首当其冲，涉及领域广泛，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都留下深浅不一的印记，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众多，是一片有待深耕细作的沃土。去年刚刚问世的、英国汉学家方德万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中译本就是一个明证。

海关史的各种专题也有待深化。比如海关人物研究。前期的海关人物研究大多聚焦于海关总税务司等主要官员。上一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撰写海关研究评述时曾呼吁拓展这一研究领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海关洋员群体。此后，詹庆华在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了这一议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受到好评。近年来，日本著名汉学家滨下武志进一步倡导开展海关洋员生活志研究，并将其视为第二代海关史研究。他所任职的中山大学着手编译了《海关洋员传记丛书》，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或许，借鉴新文化史学理论，海关人物研究可以有望结出新颖的丰硕果实。再比如地方海关史的研究。多年来在中国海关学会的倡导和组织下，各地海关均开展了海关志的编写，但深入的研究却一直未见有效展开。事实上，地方海关及其成员，尤其是洋员，以各种方式介入当地社会，留下许多值得挖掘的历史。如何将其放置于区域社会变迁的动态画面中，探究其历史活动具象，不仅有助于深化海关史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区域史研究。

再次是利用海关档案资料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丰富多彩的海关档案资料为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许多领域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以往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无论是在近代工业史、手工业史、商业史和金融史等部门经济史方面，在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经济关系史方面，还是在人口史、城市史以及区域史方面，都可以见到对海关档案资料的不同程度利用。我自己多年来也利用海关档案资料做了一些海外移民史、华商跨国网络、城市史，以及福建地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从中体会到海关档案资料的价值。

澎湃新闻：从您的介绍中，我们确实看到了近代海关档案资料的史料价值，看到利用海关档案资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广阔前景。最后，您能对我们谈谈您对今后开展相关研究的展望和建议，以及您自己的研究计划吗？

戴一峰：我在2015年举办的纪念陈诗启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曾在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如今我国的近代海关史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前景璀璨。

一是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由两个群体组成：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来自海关系统的业余研究人员。两个群体各具优势，他们的合作潜力无限。而且，这支队伍中，老中青的梯队已经形成。令人可喜的是，一批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博士、硕士构成了中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

二是问世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一批由博士论文修订发表和出版的论著，从中国近代海关的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新式海关建立与榷关制度演化、海关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个案研究，以及海关人事制度等诸多方面，深化了对近代海关历史原貌的探究，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见解。

三是海关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不仅由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国旧海关史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而且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镜鉴：旧中国海关戒律》、《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1861-1942）》（3卷）、《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和《中国旧海关稀见文献全编》等一批海关档案资料。由此可以预期相关研究前景的向好。

至于我个人，近期内考虑做两件事。一是联合各地的研究人员，举办一场学术总结和交流会议，在“新视野、新方法、新史料”标识下，及时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探索开拓和深化相关研究的可能性。二是准备汇集我们历史系同仁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一套海关史研究丛书。目的同样在于与学术界同仁的交流，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总之一句话，期望能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