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鹿：成为母亲后，重新写作，依然热爱在“雾岛”观星看鸟

青年作家栗鹿出生于崇明岛，她的少年时期是在岛上度过的。年少时，总觉得岛上的时间是不流逝的，每一天都漫长而无聊，可谁想到，成年后，她反而和这座岛产生了心灵上更强的连结。“雾岛”，便成为她文学语言的栖息之地，未来它还会有更多的分流和变形。

她总说自己是个不太有现实感的人，所以她喜欢观测星空，她说“我们头顶的星空，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一切包含其中。”以前做记者时，她时常需要撰写有关鸟类迁徙的新闻报道，所以她也关心鸟类、关心自然。而幻想、梦境则是拓宽现实边界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它们，作家试图去展开那些蜷缩在日常生活中的部分。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重新开始写作，中间隔了四五年，其中，对栗鹿影响最大的是“成为母亲”，生产时难产，产后免疫系统又出了问题，从那时起，她利用一切碎片时间重新开始写作，“我第一次感觉想抓住什么，大概是重组自我的迫切感，一种自救。写作没有治愈我，更像是在梳理病症，这个过程让我重新建立秩序感。”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栗鹿有点浪漫又很坦诚的文学世界。

栗鹿/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01

雾岛，是语言的栖息之地

记者：要谈论新作《致电蜃景岛》，还是得从“岛屿”聊起，“雾岛”是你从小生活的崇明岛的另一个化身，起初这个名字是如何而来的？这不免让人想到作家的文学地理，你是否也会想以“雾岛”为中心不断构建一个更丰富的文学世界呢？

栗鹿：由于气候、地理等原因，崇明岛经常起雾。某个夜晚，我本来在江边的丁字坝上散步，渐渐什么都看不见了，起雾了，雾和潮水混合在一起同时扑向我，我感觉到神异，同时又感觉到恐惧，本能地退缩至安全地带。唯一可以感受到是潮水，和心灵的涌动。

上中学时，看了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电影开始于一场大雾，人们打着手电筒在浓重的雾中穿梭，就像发光的深海怪鱼。电影旁白说：“在黑暗中，现实被点亮，在沉默中，才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后来渐渐感觉到大雾给生活带来的麻烦，没有通桥的时候，只要有雾就停航，所有人的脚步都被攫住，这时候岛屿就被隔离了。很多人要去市区办事，就被困住，大雾天气，码头往往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大排长龙，他们是滞留的旅客。上大学的时候，我也常是队伍中的一员。雾是模糊边界的神奇之物，同时又将我们与大陆隔离开来。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同样是一部大雾弥漫的电影，电影中有很多静止的画面，雾似乎是凝固和迷失的隐喻，唯一流动的是心灵的语言。对我来说，雾岛，便是这种语言的栖息之地。未来我还会继续写雾和岛，它们会有更多的分流和变形。

记者：虽然从行政划分上看崇明属于上海，但在大众的印象中，海岛独特的气质和城市存在巨大差异，这其实是一个有点背离但有趣的现象。你怎么觉得呢？你会如何描述你的故乡和你在那里度过的时光？

栗鹿：小时候不太出岛，所以没有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岛屿上。我出生在九零年代，成长于21世纪，这时出现了“全球化”的概念，孩子的心是打开的，“世界”、“地球村”时常挂在嘴边。我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崇明属于上海，与上海接受的信息一样。上海的孩子看什么动画片，我们也看什么动画片。我以为我就像动画片里的主人公一样，似乎是无所不能的。那时在外公外婆家过暑假，那里是一个村庄，离我居住的小镇很近。我在那里渡过了珍贵、难忘，但又无聊的童年时光。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孩子，被困在一个漫长无止境的时空中。

村子里的时间仿佛是不流逝的。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没有新鲜的事物。非常无聊，非常漫长。家门前有一条肮脏的小河，小河的那边是一片竹林。外公用竹子给我做了弓箭，我就对着小河射箭，模仿圣斗士星矢，但是箭怎么都无法射过小河。

只有一个同龄的孩子和我玩，她家没有电话，我就用一根毛线团扎在阳台栏杆上，穿过菜地、花园，把毛线团抛上她家阳台，两头各挂一个铃铛，以此联络。有一年夏天非常热，小河被晒干，那些竹箭也和河底的垃圾一起重见天日，已经熏臭腐烂了。从此之后，就很少再回那里长住。时间之箭终于被射了出去，有去无回。

栗鹿/摄

（以下配图均为栗鹿摄影图）

记者：书的简介所提及的是几个少年的成长秘辛，但是读完以后，我觉得反而有几代人故事的影子，比如黎廷怀与太奶奶，所以，它大约也有关一个家族的离散。

栗鹿：我想借这个问题谈一谈祖辈的故事。我奶奶四十多岁生下我爸爸，我出生以后她年纪大了，所以没有带过我，一年只见一两次，并不亲密。直到奶奶去世后，我才知道了她的名字。一个给了我父亲生命，给了我生命的女人，我竟然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前对奶奶的生活经历也不了解，只知道她以前家住上海永安里，并非崇明人。我也好奇她为什么会嫁到这么远的孤岛上来，但直到她去世后，我才开始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原来奶奶年纪很小的时候被人拐骗到崇明做工，虽然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也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但因为年幼胆小，不敢逃离。后来时局动乱，直到她结婚生子后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家人，爸爸说那时她的家已经散了，父母去世，兄弟姐妹四散。

现在的我完全无法想象奶奶所遭受的一切，仅仅知道她家原来在永安里开布店，她有兄弟姐妹，她叫汤银囡。这同样也是我的历史，是在书写中无法被过滤的历史。这部小说一开始，男主人公就在回溯家族的历史，也提到了太奶奶的名字和乳名。有些东西不该被忘记，这些故事还没有被写尽，日后还会再写的。

记者：而这个家族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变动是安彼的消失，这意味什么？

栗鹿：我刻意把安彼这个人物设置成一个悬置、符号化的存在。她是女主人苏夜的儿时挚友，也是男主人公黎是维珍视的表妹，形象近乎完美。在小说中，最后她的意识和岛屿连结在一起，已然非人。在《霍比特人》中，矮人和霍比特人一同寻找阿肯宝石，主人公比尔博·巴金斯在金子堆中发现了它，当他伸手去捞宝石，宝石迅速下陷，在沙粒般的金子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越是珍视，陷落得越快。安彼就是那样一个存在。她是亲人眼中的珍宝。她的破碎和消失代表着时间的流逝，代表着家族的离散，也代表着童年魔法的消失。

02

把镜头对准星空，好像有种抓住现实的感觉

记者：小说的视角经历了黎是维——苏夜——黎是维的变化，其中，黎是维不是一直生活在岛上的，他的经历给他提供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这个距离使他得以观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实际让我想到作家讲述故乡的视角问题，有人认为要贴近，生活其中；但也有人认为要远离，以旁观的方式更为冷静，可以聊一聊你的想法吗？

栗鹿：有一位朋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发过一条豆瓣广播，我记得她大致意思是说，离开故乡的时候没有发现，多年过去才发现和某些人、事在离开的那一刻就是永别。一方面，需要进入大城市施展抱负，另一方面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内心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自洽的秩序。

还有一位朋友在读完小说后问我，为什么黎是维在吻了苏夜之后就离开了雾岛。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一时无法作答。朋友很快给出自己的解答：苏夜是雾岛的象征，他被雾岛吸引，和它亲近，但也恐惧离它太近，一生被吸进去，所以总在逃脱。这也可以解答叙述角度的问题。过去的时光不可复制，所以我们才会怀旧。我们既无法进入过去的时空，又无法真正离开，将自己拔出。所以不远不近的角度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也是当下状态的呈现。

记者：你好像偏爱用少年或孩童的视角讲述故事？

栗鹿：我尝试过很多视角，男性的，动物的，甚至是幽灵的。孩童视角也是其中之一。相比其它视角，它更天然，毕竟每个人都有童年。成年以后，我们变得成熟，学会不去谈论痛苦。有个奇怪的事，在梦境中，我一直没有长大，总是不断回到童年的生活场景中。这个空间里，人与物没有实在的边界，梦境、幻想、现实被混为一谈。我感觉不到“自身”，实体仿佛消溶在过去的阈限空间之中，飘荡着，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凝视。

我还发现，每当受挫的时候，耳边常能听到孩子的哭声。之前读到《梦想的诗学》这本书，作者巴什拉说，童年是持续一生的。我们睡觉的时候，在我们心中会出现一个孩子，为我们守夜。在我们重新回忆童年的时候，就会和那个孩子重逢。那个哭声，应该就来自于为我守夜的孩子，在替压抑的成年的我哭泣。写作《致电蜃景岛》时，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夜晚的感觉忽然活了过来，我听到了过去的回声，也与那个孩子重逢。

我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含混不清的世界，但在写作时，童年再次被发现。一切逝去之物再次复活，这种力量促使我不断地去写，去回忆。

小说中的安彼到小说最后阶段就代表着“内在小孩”。我想拨开迷雾，找到那个孩子。我使用童年视角的时候，似乎就是在动用被困在过去时空的孩子的力量。说来好像有点中二，但我觉得就是这么想的。写这部小说时，有一些东西是从她那里借来的。

记者：你所提及的这些或许就与你的小说所体现出的幻想色彩或神秘主义相关，诗人胡桑之前在分享会上有所提及，他说：“心灵代表着幻想维度，在小说中能看出作者对西方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幻想的偏爱，也能读出中国古代蒲松龄维度的鬼怪与神异。”不知道你怎么看？

栗鹿：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都写过关于时间、空间的小说，非常迷人。卡尔维诺写过一篇叫做《零时间》的小说，讨论了时空的非连续性和永恒回归问题：猎人向狮子射出一箭，而狮子也同时扑向猎人，他设想时间就在这里停止，箭永远不会射到狮子，而狮子也永远扑不到猎人。一切就停留在那一刻。“每一秒都是一个宇宙。我所生活的这一秒钟就是我所处的这一秒，The second I live is the second I live in.” t0到t1之间是不连续的，每一个刻度都是一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都是一个宇宙。这违背我们的常识，但不能说这不是现实。

我坚信我所写的，是另一层属于心灵空间的现实。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量子纠缠领域，量子力学也是反常识的，但它更接近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幻想，对我来说是拓宽现实边界的一种方式。把现实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话，幻想当然也该包括其中。这是蜷缩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个维度，我的写作就是试图展开这些蜷缩的部分。

记者：此处插入一个问题：天马行空的幻想力和信手拈来的笔力，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选什么？

栗鹿：前者。没有笔力，也可以做别的。写作只是其中一种探索方式，是适合我的一种表达。如果彻底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可以做别的了。也许我能成为一个更加专心的观星者，也许去画画，也许去拍电影。有很多可能性，不一定要写作。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设的问题。现在我选择了写作，事已至此，就非写不可了。

记者：你曾说自己是个缺乏现实感的人，而观星则成为你寻找现实感的方式，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可能因为我觉得星空是浪漫，是幻想，是脱离现实的方式。

栗鹿：有时候观星对我来说就像在大雾之中航行，看到灯塔信号灯闪烁那个感觉。当你的望远镜对准一个遥远的天体，把焦距对准，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那一刻，好像有种抓住现实的感觉。我在小说里写过，在那个偏远贫瘠的小岛上，几个孩子看到一颗在镇子上空爆炸的火流星，一下子把他们带离了眼前的小世界。让他们的心跟着宇宙宽阔起来，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那个世界并不是虚幻，而是现实的一部分。我有时候就觉得天空似乎有一种吸引力，想寻找的答案似乎就在那里。

《致电蜃景岛》这个书名来自于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听见灰白的嗓音是可能的，致电蜃景的岛屿是可能的。”在这部作品中，我似乎像虚空发出了一丝微弱的问候，但不可能得到回应。我们头顶的星空，写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秘密，一切包含其中。但当我抬头望向美丽的星空时，它却永远保持着沉默。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爱与死相加，都不会激起它的任何回响。

宇宙关心我们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殚精竭虑地去探究现实景象背后的，更为深刻难解的世界？也许答案不会在目力所及处显现。人类的存在不过一瞬，我们无法在星空中找到答案，但虚空将我的问候回弹，我听到了自己的回声。

下图：天狼星散焦叠加

记者：那可以分享一个关于观星的插曲吗？

栗鹿：之前有位崇明的朋友买了台望远镜，不会用，找我去帮忙。她还说他们家天台是绝佳的观星之地。要找到一起观星的同好其实挺难的。观星的地方还挺难找，要么灯光污染，要么视线遮挡。那个周末我正好要回崇明当伴娘，于是就答应了。赶到她家的时候，我还穿着伴娘服。去了才知道天台是锁着的，她灵机一动买了包中华烟送保安，才借来了钥匙。

我们好不容易把望远镜扛上顶楼，却发现完全不会使用，因为她那台是牛顿反射式望远镜，我的是折射式望远镜，原理不太一样。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在星空退场之前搞定了。我们观测到了土星、火星、木星。

后来大概发现天台门开着，一些居民也上来了，看到穿着伴娘服的人对着天空搞一台奇怪的机器，居然问我们是不是在拍电视，朋友淘气地说：“是啊，在拍电影！”想想还挺好笑的。那晚第一次拍摄到了土星环上的卡西尼环缝的照片，虽然过曝了，还是把照片在所有社交平台都发了一遍。

03

成为母亲，让我有了重组自我的迫切感

记者：之前在一篇采访中你提及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到重新开始写作，中间隔了四五年，还提到了结婚、生子这两件事对你的影响。我想对于女性作家而言，“成为母亲”是个可分享的话题。

栗鹿：我们常听到“没有成为母亲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这样的话。我已经是一个母亲了，就我自己而言，正因为成为母亲，才使自己不完整。我的孕期反应很强烈，很不幸是那个传说中吐到生的人。我的身体在排斥，我的免疫系统在进行剧烈抵抗。生育过程也很危险，由于胎位不正，生产的时候孩子是臀位，羊水几乎流干，虽然最后孩子顺利出生，但我对生产这件事完全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想也不可能再经历一次。

生完小孩我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得了一种叫“乳糜泻”的病，不仅表现为腹痛腹泻，还伴随着严重的精神抑郁，这种情况在完全杜绝麸质摄入之后才得到改善。我觉得过去的我正在消失，就像科幻片里瞬间传输身体到另一个星球，要经历一个扫描的过程，其实扫描的原理就是摧毁掉过去的那个躯体，然后把所有的个人信息上载到另一个躯体上。我觉得自己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并且在上载中丢失了部分的自我。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利用一切碎片的时间开始写作，我第一次感觉想抓住什么，大概是重组自我的迫切感，一种自救。写作没有治愈我，更像是在梳理病症，这个过程让我重新建立秩序感。我常常想到门罗和费兰特，想象她们的写作时自己也会获得一种勇气。不是相信未来会更好的勇气，而是直面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勇气。人生是一个坠落的过程，如果你感受到无忧无虑的幸福，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大部分的困难。

同一天观测到的木星土星

记者：有一些青年作家在写作初始，偏向于向内探索，但也有一些尝试去处理人与他人、外部世界的关系，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倾向？

栗鹿：不得不说，向内探索很自由，无拘无束。十几岁的时候，我写过很多这样的片段、故事，甚至一出手可以写七、八万字，但它们不足以被称为“小说”。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欲望释放完毕之后，会在一个地方戛然而止。我会意识到那个自我沉溺的世界有很大局限性。

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有一个画面经常闪现在脑海中，大学的时候，我和同学在崇明拍短片。晚上拍摄完之后，几个同学一起去堤岸上喝啤酒。那晚天气特别好，头顶星罗密布。后来我们发现在远处的一块暗礁上空，出现了一团玫瑰色的乌云，云团中不时放出闪电，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头顶却分明是一片晴朗夜空，并没有听到任何雷声。朋友判断，那块暗礁实则在很远的地方，那里被暴风雨裹挟，看起来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另一位朋友说，我们可能看到了海市蜃楼。我们就这样七嘴八舌，谈论着远处的异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激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种无用，但不可磨灭的东西。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绫波丽的克隆人，她的身体是他者的复制体，她的灵魂是神的容器，她的身体和心灵都不属于自己，却要驾驶EVA来拯救世界，为此流血牺牲。她肩负的使命要远大于她年轻的生命所能承载的所有。男主人公碇真嗣曾问她问什么要驾驶EVA，凌波丽的回答是：“为了和大家的羁绊。”绫波丽的回答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青春时代所谓的文学梦已经发生嬗变，与他者的连结和羁绊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

我们的表达和情感投射在他人身上，也反映着我们的面貌。我们在和他人的相处中逐渐拼凑出自己，他者之于我们，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面相的自己。当下这个时代，无论是因为疫情、信息时代的洪流还是新媒体的出现，他者好像显得越来越不重要。虚拟世界就能让精神世界不那么空虚，其实这样建立起来的秩序非常脆弱，我认识到脆弱的本质，试图在书写中将人与人之间的碎片重新黏合。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和他者和世界的羁绊。

记者：你提到了仍然受疫情影响、人与人“隔离”的当下，这3年的疫情，有没有改变你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这几年，一个很明显跳脱出来的词汇大约是“自然”。

上：金星；下：火星

栗鹿：当时，我们小区实行的隔离政策是不能出家门的，在室外也需要戴口罩，能逛的地方只有家里的小花园。我、我先生和小孩每天的快乐就是去小花园，我们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是不戴口罩的。花园里有蔷薇、月季、茶花、杨梅还有橙子树，正好是春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物候变化，每天都期待在花园里发现新生命。以前，院子里会除草，但今年没有。

人能够关注的范围从以往那个很大的世界，转变为只能用显微镜去看花园。外面的世界是停滞的，但在我们的花园里，自然的发生是无法被摁住、被阻隔的，小花园成为我们家三个人的出口。我的孩子每天摘野花，做成微型花束送给我，每天都不一样。我们每天都期待有新的种子落到花园里。它们很快就会长成一棵草，开出花来。立夏那一天，去年种的真宙开花了，我们去看花，忽然有两只蓝紫色的灰蝶落停在我裙子上，它们的色彩和我的裙子一模一样。小孩说，这是“奇迹”，是立夏奇迹。

“世界”真的存在吗？是否并不存在所谓的“统一体”，我们是荒岛，是格子。但我们的内心又是如此又渴望与连结，实在是非常割裂，这二者无法弥合，但我知道，把自己置入一个个微小的时刻中，向自然靠近的时候，是平静的。

记者：最后，可以分享一个你最近关心的话题吗？

栗鹿：刚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常去崇明东滩候鸟保护基地采访，撰写有关鸟类迁徙的新闻报道。虽然现在不做记者了，每到迁徙季，还是会关心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候鸟，时不时看看崇明东滩的公众号，看看哪些鸟来过冬了。前两天下雨了，我坐出租车回家，有点堵车。车停在高架上，我看到一只脖子很长的大鸟飞过云层。来不及反应，也来不及拍照，只是盯着它消失在天际。凭我不可靠的判断，应该是小天鹅。小天鹅为何会独自出现在城市的天空中，是不是一只迷鸟呢？希望它赶快飞到安全的地方，希望它找到同伴，希望它平安过冬，希望它永远有休憩之地。

原标题：《栗鹿：成为母亲后，重新开始写作，依然热爱在“雾岛”观星看鸟｜新锐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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