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题｜我们只能远望别人的彼岸

【编者按】

《离题》是澎湃人物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离题”，是写在报道之外，也是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一篇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一些沉思。

这篇手记来自《柳智宇下山做咨询：“要面对自己的无力感”》和《“零分考生”徐孟南这些年：上了大学，仍在“南墙”前徘徊》两篇报道的作者葛明宁。报道描画了两个看上去截然不同却处境相似的人，他们有过执念，也有过空想，有说不出的苦闷，也有回不去的过往。无论如何，他们在真实逃离了一些俗世的期待之后，选择了一种“彼岸”，哪怕他们落子有悔，至少还记得来时的路，也直面过生活的晦暗、混沌了。

与喜好谈论理想的人说话，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对方的构想很好，但无法指给你看，因为，那不是现实中的东西——“‘尚’不是现实中的东西。”他们会对你强调，说自己有过深思熟虑。你只好点头微笑，带着满头满脑的怀疑。

他们还都习惯在自己的讲述中隐身，把自己的各种具体行为解释成外物的镜像，可能难免带几分骄傲，觉得自己是一面明镜。而作为观察他们的记者，我们则会苦恼，因为这面镜子折射出的影像实则带着主观痕迹，又过去多年，与新闻意义上的事实很有距离。

比如，从前的北京大学数学系高材生柳智宇，本科毕业后出家，到寺庙里待了十多年。今年九月，接受我采访时，他回忆自己走向佛教的原点——在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感到同学们读书很焦虑、很苦；他住得离学校很近，经常眺望着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为同学们祝福。

在柳智宇的这一段讲述里，他，一个有血有肉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空中的视角；而几乎与柳智宇望宿舍同一时间，一个学业上没那么突出的安徽高中生徐孟南，也在左右打量自己的同学。在他眼里，有一些是勤奋但不特别聪明的，他觉得他们过得很苦，徐孟南思忖，要是压力小一些，他们反而能学得好些。

这两人自己的生活反而没那么好看。柳智宇埋头做题，也读经典，当时看起来是一个满口道理的老成学生，有的同学很不喜欢他；徐孟南上课睡觉、下课泡网吧，过着一种似乎荒唐又无聊的生活。后来，他为了宣传自己设计出的教育改革方案，选择在高考卷上大肆涂画来制造新闻。有媒体在事发后两个月内采访到他的班主任，班主任只形容他，内向、不坏、不爱学习。

他们当然不是严格对仗的关系，我与两位采访对象相处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不过，恰好对他们的采访安排在前后两天，我的感受显得更深一些。这两个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人都提到过自己有“无路可走”的感觉——在他们的描述中，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之一是被一种大于他们自己的理想或热情推着上路的。

我在想，难道真有人能自我认识并成为“道”的容器吗？在热情与牺牲之外，这些人没有其他的情绪和体验了吗？

要说这些“猛士”有什么情绪，我所知觉到的，恰是一种也许比他们最触目的行为本身更不讨人喜欢的感受，那就是对实际生活的深刻的厌烦。

柳智宇一度很喜欢学数学，以为这么好的学问可以用来沟通天地，不过，他读高中时几乎自觉地摒弃了日常生活。他为了学数学强烈要求自己不打游戏、不恋爱，父母以为是暂时的，他自己觉得是永久的。进入北大，却逐渐发现数学好像只在教室黑板上才惊心动魄，与大千世界几无关系。

他说了一句显然会让观众感到有炫耀之嫌的话：本科同学大多要不转行搞金融，要不转行搞计算机。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都是很好的出路。但柳智宇不喜欢，这距离他设想达到的境界相距太远了。

在社会意义上，徐孟南好像“低”得太多，虽然他也曾是一个乡镇中学里的优等生。两个采访对象苦闷的内容各异，但是差不多的无法发泄。徐孟南也有一些读书上的聪明，但容易紧张，不耐受学业压力。他不对什么人抒发自己的难处，想来也是少有人能理解一个学习不错的学生怎么会厌学；在他的回忆里，父亲和老师们都用一种世俗的逻辑教导他要上进——离开农村，到城里去找一个办公室工作，成家立业，最好帮一帮两个弟弟。可是徐孟南朴素地觉得城里憋闷，住在乡下比较好。

一个在北大，一个发生的时间早一些，在蒙城县第二中学，他们都感到学习很没有意思，或者，用一种更精神化的表达：很没有意义。

我们总是忘记，一个占据优势的人，也有可能不喜欢这个游戏，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不喜欢，与普通人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历的桩桩件件的刺痛，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一个人可以出国读博士，不意味着他乐于出国读博士；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思维模式。

哪怕我们认同某一行为将有好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它的过程可能极其痛苦，或者计量之下，它有过低的“性价比”。

他们身边的社会好像没有提供一个温和一些的出口，如果处理不了厌烦，他们只能投往当时自身也并不了解的“彼岸”，即寺庙，或者一个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壮举”。这是一种真实的困境，一种“无路可走”。

他们后来又有了各自的生活。对比之下，我还想要喟叹几句，我们这些疲劳的“正常人”，是不是已经生活得只余下厌烦，而不太记得憧憬过的彼岸在什么方向？

我们没有过自己的彼岸吗，无论它多大意义上实际存在？我们没有过青春年少的愚蠢和勇气吗，没有过自己版本的豪言壮语，哪怕是一时的、轻佻的、酒后的，说要为了它忍受外界的敌视与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