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客作为公共史学的一种方法——专访汉娜·以实玛利

采访+撰稿 _ 赵钊

汉娜·以实玛利（Hannah Ishmael）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英国黑人文化档案馆（Black Cultural Archives）馆藏部和研究部的负责人，长期从事公共史学与数字人文多学科研究，探索去殖民化话语下的档案公共性和数字性，以及档案的媒介实践可能性。她本人也是播客爱好者，参与英国黑人文化档案馆播客的策划与制作。此次对话围绕播客作为公共史学方法的实践展开，并从汉娜个人研究实践的角度思考了公共史学播客实践的策略、结构、可能性与局限性。

播客这一媒介出现距今已有20多年，但对公共史学的实践者来说，这种数字化的叙事形式似乎仍然充满了未开发的潜力。

汉娜·以实玛利：在社交媒体和Web 2.0平台出现并对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之前，历史学者搜集一手资料并策划公共史学实践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口述和收集物品间接进行。20世纪80年代，“音频博客”（audioblogging）出现，后于21世纪初流行起来，被广泛用于分享故事和信息。近年，历史主题播客的数量增长迅速，内容创作者们把这一新兴媒介作为传播历史知识与分享相关研究的平台。

历史学界一直都在关注播客的发展。2016年，美国历史协会（AHA）围绕播客的历史举办过一次圆桌讨论。2019年，美国国家公共史学委员会的一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就是播客。是年2月，《公共史学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刊发了与会学者的讨论。

The Public Historian, 2019年2月刊

当我们尝试将播客视为公共史学的一种实践方式时，有必要先讨论其含义及意义。您如何理解公共史学？

汉娜·以实玛利：我一直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公共史学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关于它是否形成了一个学科、子学科、领域、实践或从属于职业历史学（professional affiliation）的争论仍在继续。我通常称之为一个“领域”，它包含了广泛的实践、专业训练和研究主题。我认为有必要让这个领域保持灵活性，不断接受争论，这在教学环境中尤其重要。公共史学的教学目标是培养下一代公共史学家，他们理解的公共史学应该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而不是一套固定的实践或研究方法。

在我对公共史学的理解中，不变的是“公众”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作为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领域，公共史学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学术工作危机而做的一种尝试。事实上，公共史学学者早已意识到，这个术语可以用于该领域创建之前就业已存在的史学实践，例如博物馆策展和口述史研究等。与之不同的是，无论公共史学是为公众、由公众还是与公众，或是它们的某种结合，“公众”始终居于中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谈论的是许多不同的“公众”，而非一个单一的群体。公共史学可以发生在学院之外，也可以发生在学院内部，这也动摇了人们对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学院历史的传统理解。

播客如何成为公共史学的一种实践方法？

汉娜·以实玛利：在投身公共史学研究以前，我的学术背景不仅是跨学科的，也是多学科的：我曾学习计算机科学、信息情报和数字人文。在我看来，可以把公共史学的播客实践看作一种公共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这种转向也许在档案数字化上体现得更明显。公共史学的数字化有力地突破了原本根植于地方的研究，使研究传播的范围更大，这种空间性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实现当下人们对有争议的历史的理解。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曾指出，公共史学预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传播目的。20世纪初，在电视、网络等数字技术和受到新技术影响的新的历史呈现媒介被发明之前，一些评论家已经意识到，媒介不仅需要有再现当代社会的能力，而且能使“过去”充满活力。历史的数字化使得参与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人们可以通过网站、播客、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来探索历史知识和思想，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时代创造历史的过程，并就当下社会问题进行跨时空的历史对话，以此获得新的视角来审视社区、身份和文化，回应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诸多矛盾。

谈到播客作为公共史学的实践形式时，事实上又回到了我提到的公共史学的目的与意义。根据美国公共史学委员会，公共史学通常被定义为传统课堂之外的历史。播客正是如此，它将历史带到了传统学院之外，将“过去”变得可接触（accessible）。不论是对历史专业学生还是对普通大众，播客都扩展了历史知识可能的传播范围，同时兼具教育功能。这些特性为公共史学学者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和机遇。就公共史学学者而言，播客提供了一种履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方式。正如耶鲁大学的贝琪·比斯利（Betsy Beasley）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大卫·斯坦（David Stein）所说，播客允许学者利用“知识和技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同时，播客打破了传播学术历史研究或历史知识的传统模式。许多历史学者或从业者选择播客是因为它容易访问，并且相对其他媒介制作简单。

On the Record
The National Archives
收听平台：Spotify等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曾在其著作中提到“历史之战” ，即学院历史与大众普遍接受的通俗史之间通常有一条鸿沟，在确立事实和确保论点的严谨性方面，两个群体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这种矛盾是否也体现在播客中？

汉娜·以实玛利：学术界和普通公众对过去的理解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十分有趣，这也是公共史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对于研究公共史学的学生或专业学者而言，学习或了解专业的历史只是许多人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而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选择的方式，这具有一定的门槛，有时甚至可能是扩大历史知识受众的绊脚石。除此之外，废除感知到的等级制度也是公共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史学提出了“共享权威”（sharing authority）这一关键问题，即公共史学如何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这一背景下谁被赋予权威，为何“过去”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呈现的等等，这也强调了学院历史学者只是参与再现过去的众多伙伴之一，而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声音。

这又引向了另一种争论：作为公共史学实践的播客如何共享权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布莱恩·巴洛夫（Brian Balogh）曾在其播客“背景故事”（BackStory）中评论道：在全球十大最受欢迎的历史播客中，只有一档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制作的。虽然他的说法存在夸张的成分，但是可以说明历史学者亟待加入到播客的制作与策划中，以更正或规范那些所谓的历史播客，形成一种公共史学播客范式。播客可以被看作共享权威的一种实践，许多业余历史爱好者也在尝试将播客作为自己发声的媒介，或介绍家族史，或讲述怪诞的历史故事等。在我看来，公共史学家在策划播客时，或许可以提前预设并搭建起学者与大众的交流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确定叙事策略。在历史学者与公众之间搭建沟通框架是有意义的，也是困难的。

BackStory
Ed Ayers, Brian Balogh 等
收听平台：Spotify等

在播客这一媒介下，公共史学学者应如何考虑叙事和语言？

汉娜·以实玛利：历史类播客的使命是为普通观众探索“过去如何在当下产生回响”，这反映了公共史学强调公众参与和讲述故事（storytelling），巩固了历史学者富有历史知识地、批判地与他人交流的义务。公共史学关注不同的受众对象，并在具体的表达中使用特定的叙事策略。播客这一媒介提供了这一可能性。播客为公共史学家讲述“过去”（包括故事、档案或研究项目）提供了机会，在某些情况下，音频叙述可以配合实物档案或展览展开。一般而言，历史剧和讲座相似，都有一个固定的线索，包括引言、正文和结论，发言人会介绍相关的历史演员，并将他们置于预设的历史背景中，通常以一个主题或时间顺序为中心，这种叙事模式也应用于一些历史类播客。

如前所述，公共史学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门用来处理我们和过去之间关系的学问。对公共史学学者而言，思考更个人化、地方化或隐私化的历史似乎更为重要。当前，已经有许多播客以项目的形式呈现个人叙事，而非直接讲述历史故事所处的更大的历史背景。事实上，从情感的角度呈现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通过这类播客所带来的情感多少有些容易被剔除。这种个人的历史制作或历史意识和我们在更官方的场所（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制作的“历史”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也常常在思考，历史类播客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框定了过去。

我们总是在强调历史学者的责任，即历史学者负有应对当下危机的意识和能力。您提到播客更多地被个人化地使用，是否可以认为播客可以保护、展示、解释可触及和不可触及的“遗产”，引起共享的历史（sharing history）？

汉娜·以实玛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都不愿承认其研究的受众是普通大众，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与公众接触也是历史学者的职责之一。作为历史学者，我们从深厚的历史知识出发，能做些什么来参与当下的叙述和讨论？我认为播客至少是一种方式。

我相信，公共史学是一种为社会正义而努力的实践，它探索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交叉性。公共史学学者也在尝试利用播客再现“敏感历史”或“伤痛历史”，以对抗当前的一系列现实危机。例如，一些亚洲史学者尝试利用播客等来回应反亚洲种族主义等现实危机；No-No Boy（“不-不仔”）项目通过民俗音乐、故事和影像档案讲述亚裔美国人的经历，用声音形式弥合日本监禁营幸存者的历史、越南战争期间的生活史等历史创伤；英国黑人文化档案馆则创立了“去殖民化档案”（DTA）社群，通过播客Community Spotlight（“社区聚焦”）重新解读英国黑人历史和近现代泛太平洋身份认同。

DTA.LIVE RADIO
DTA
收听平台：Apple Podcasts 等

公共史学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转译，也不只是历史学家向听众讲述故事，而更强调将历史服务于群体或社区，尤其是针对没有发声渠道的边缘群体和非主流文化。我想，你提到的“共享的”（sharing），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个群体共同的过去，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这个群体之外或其边缘的人在了解这些历史后形成的某种个人化的体会。播客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的数字公共史学实践。例如，近年出现了许多LGBTQ+（性少数群体）历史播客，大多由业余历史学者主持。

公共史学的迷人之处正是这种互动的存在，公共史学学者不仅在吸纳专业历史学者对过去的理解，也关注着历史参与者的努力，以及在这种互动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包容性的知识生产方法。

播客作为公共史学实践的一种方法，是否存在局限性？

汉娜·以实玛利：技术和传媒形式对我们解释历史造成的屏障无法完全消除，播客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特点，且可能陷入怀旧。历史类播客有可编辑的优势，例如制作人通过将仔细挑选的原始音频与其他元素混合以完善叙事结构。可以说，播客在操纵故事方面比直播媒体更有优势。真实性与播客内容的历史准确性相对应，而客观性与主持人制作播客的动机相对应，由于制作人的个人利益以及播客的可编辑性，他们与客观立场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播客来自更大的制作团体，这种客观性也随之被复杂化。

公共史学所涉及的各种不同的互动是这一领域如此丰富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这样一个情绪和情感的维度（emotional andaffective dimension）在传统学术实践中缺失了。相较将客观历史作为其最终目标的传统学术实践，公共史学话语中的互动往往围绕着情感和身份——自豪感、羞耻感、归属感或排斥感，直接影响现实世界。这也意味着，作为公共史学学者和更广泛地研究“过去”的学者，我们应该对使用过去的方式及所涉及的情绪保持警惕。

从学院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公共史学研究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对公共再现过去准确性的关注和质疑。然而，另一个潜在的局限性在于，公共史学往往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向学术界以外的公众传达历史知识的手段（尽管这是公共史学的一个方面），这种二元互动关系往往简化甚至弱化了公共史学在“交流”上的意义。事实上，许多的学院历史学家可能根本不会参与公共史学的研究和实践。

History For Weirdos
Andrew & Staphanie 
收听平台：Spotify 等

您如何看待播客作为公共史学未来的发展潜力？

汉娜·以实玛利：如上所述，尤其是随着有关数字和社交媒体影响的研究的激增，公共史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跨国交流一定会继续发展，并变得更加丰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聚焦于特定的国家，这一点在《国际公共史学》（International Public History）期刊上得到了证明。我很希望未来能在公共史学研究中看到更多的跨国研究，公共史学学者和从业者也应该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关于非殖民化的对话并采取行动。我还希望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学院历史学者只是参与历史创作和理解过去的众多合作伙伴之一——这并没有削弱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作用，而是为未来的合作和研究开发出令人兴奋的潜力。最后，我希望公众对公共史学的“接受”不是将之视为一个边缘领域，而是与历史研究和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各国公共史学研究生课程正在不断增加，英国许多本科核心课程也正在引入公共史学，公共史学正逐步进入主流学术研究，但我们仍有一段路要走。

就播客而言，它至少在学术或学术边缘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播客凭借其对媒体和大众特性的掌握，结合学术性的历史知识和研究，能够有效地传播给普通观众，扮演着历史的传播者角色。此外，播客这一媒介也为专业的公共史学学者提供了特殊的可能性。我们正在尝试将这种音频材料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工具用在公共史学教学中，例如，一集研讨或重述某个中世纪历史事件的播客节目可以从2015年一名历史学者的角度进行写作，在2020年进行制作并由主持人重新叙述，在2021年被播放给学生收听，它能够以阅读、写作等方式压缩时空。除了这种媒介作用，我们也在思考播客是否可以作为公共史学研究的原始材料。这也是公共史学与传统的学院历史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即我们的材料并非一定是来自档案馆的卷轴，个人的经验也可以被看作资料来源。目前，一些数字公共史学学者从公共记忆与个人记忆的角度考虑这种数字存储和组织的不同方法，从日常更新的社交媒体到播客，通过用户生成内容和众包活动创造数字个人记忆，并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创造一个“中介自我”（mediated self），这些也可以在未来的公共史学研究和实践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