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奥斯卡︱从洛阳东汉帝陵看两汉陵寝制度的不同

在去年一整年的海昏侯热中，读者们多半会被层层叠叠繁复华丽的随葬品吸引住目光，而对两汉高等级墓葬的葬仪葬制本身了解不多。一年一度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将在10日下午揭晓，在进入终评的二十六个新发现中，洛阳东汉帝陵可谓是一瞥汉代帝王陵寝制度的绝佳材料。

持续十六年的考古历程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现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合并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第一次对东汉帝陵展开考古调查工作，是在国家文物局对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项目立项后的2003年。此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曾对邙山和洛南这一区域内可能属于东汉帝陵的二十余个墓冢进行了踏查。

早期认识的东汉帝陵分布图（图片来源：《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

考古调查，意在了解帝陵之地望。首先判断东汉帝陵的分布区域，再找出每座陵冢的陵园范围，最后对其归属进行分析。简而言之，就是回答“在哪”、“多大”和“属于哪个皇帝”这三个问题。就东汉帝陵而言，由于墓志刻石之类的材料是更晚期才出现的，无法像调查西晋、北魏帝陵时直接利用碑刻或周边墓葬的墓志记载来交叉判断，只能依靠考古类型学原理，结合文献材料进行实地调查和勘探。

根据《续汉书·礼仪志》等史籍，除献帝禅陵位于河南焦作修武县之外，其余十一座帝陵均位于洛阳，按位置分为汉魏洛阳城北兆域(孟津县境内)的五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和灵帝文陵，以及南兆域（偃师市境内）的六座帝陵，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和桓帝宣陵。

2009-2017年发掘区（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

2012年，针对东汉陵园的主动发掘工作首次展开。截至2017年，先后发掘了孟津县朱仓村M722东汉陵园遗址和伊滨区白草坡村东汉陵园遗址，累积发掘面积超过14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已经进行考古勘探的帝陵共七座，分别是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M722、朱仓M707、白草坡村东汉帝陵。在封土周围均发现大面积的陵园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封土东侧或东北侧，发掘者认为存在内、外两重陵园。陵区发掘工作基本复原了东汉帝陵的面貌，回答了陵园布局、陵区内建筑结构等问题。陵园的始建年代和使用年代由于缺乏完整的证据，出土遗物常常缺乏可靠的地层关系，且“整个陵区从东汉早期到晚期都有建设，单个陵园内出现不同时期的遗物实属正常”，因此尚未对各陵园的归属形成定论。由于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对帝陵本体做考古发掘工作，对帝陵陵园的考古发掘就是我们了解两汉陵寝制度的核心材料。

西汉东汉大不相同

总体上看，西汉和东汉帝陵在陵寝制度上已经出现较大变化，东汉陵园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封土形状不同。

封土是指堆砌于墓室之上、高于地面的土丘，多认为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聚族而葬的“公墓”制转向以财富、地位维系的共同体葬于一处的制度，出于强化辨识度的要求而产生。西汉帝陵均为覆斗形封土。2004年7月对偃师地区的大型东汉墓葬钻探发现，耕土下残留的封土为椭圆形。

二、墓室形制不同。

西汉帝陵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即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墓穴，再用数重棺椁装殓遗体与随葬品置于其内。西汉帝陵的椁室为“黄肠题凑”，即用柏木芯构筑的框形结构。东汉帝陵已探明为方坑明券墓，但未经发掘，推测为砖石混合型的回廊形墓室。

三、墓道数量不同。

西汉帝陵为四条墓道的繁体“亚”字形墓，四条墓道除了表明等级最高之外，其必要性在于搬运开挖墓圹产生的大量土石以及安装木椁。东汉帝王陵墓使用一条墓道的洞室墓，平面呈“甲”字形，一方面强调了祭祀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砖石墓的建造不需要四条斜出的墓道。

四、帝后合葬方式的变化。

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墓室和封土都是分别建造，“同茔不同陵”。东汉时期有明确记载，“合葬，羡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帝后葬于一室。

五、外藏系统不同。

外藏系统指商周时期以来，出于“事死如事生”的需要，为逝者分门别类准备的“婢妾之藏”“厨厩之属”等各类随葬品。西汉时期，外藏系统为陵冢内外大量不同类别的陪葬坑。东汉帝陵中，就目前调查勘探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与墓室分离的外藏系统，应当是由于洞室墓的耳室、前室等取代了陪葬坑的功能。

六、陵园的封闭方式不同。

西汉时期，帝陵陵园皆以垣墙封闭，直到光武帝原陵，文献中也记载是使用修筑垣墙的方式。而自明帝开始，“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开始使用“行马”来作为陵园的界限。“行马”是指宫门、官署前阻拦同行的路障，一般认为是木质的栅栏。

七、此外，东汉陵寝的规模远远小于西汉时期，一方面是由于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和盗墓风气日盛、社会上层提倡“薄葬”有关。

从帝陵材料研究社会变迁，问题何在

从帝王陵墓到刑徒墓地，墓葬材料既是探索死者生活习惯、爱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一手材料，更可以被用于观察长时段的历史和社会变迁。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新发现，对于考古和历史研究者而言十分珍贵，可以借此进一步研究帝陵建制和发展脉络，从而阐释陵寝制度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墓葬的特殊性质，在被用于分析死者生前的活动时，有其天然的局限性。

埋藏和形成考古记录的过程会损失部分信息。发掘者和研究者只能看到遭受过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墓”，很难复原“葬”的过程。而发掘工作本身，也会造成部分信息的损失信息的逐层递减，需要尽可能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尤其需要结合同一时段同一文化的其他遗迹进行观察。

其次，对于帝王陵墓而言，可能有一部分物品，是在墓主人死后才被选中作为其随葬品的。皇帝的生前和死后，其社会性和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陪葬品并不一定是墓主人生前拥有或者使用的东西，也可能被用以表达死者和生者之间的关系，或生者自身的意识。墓葬是意识形态最集中的表现，是对现实社会网络的歪曲再现，并不直接反映真实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而可能是被构建的一种镜像中的形态。

第三，对于研究者本身来说，只通过研究墓葬材料来观察社会生活的全貌是不够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都不会直接表现在墓葬中。诸如财富地位、信仰习俗、亲缘关系、社会结构，在下葬的仪式、随葬品以及墓地的构建中，都只有部分的呈现，墓葬提供的只是一幅拼图的一部分材料。以上这些因素，都要求考古研究从实际出发，从材料引出理论而非相反，研究者需要结合同一文化的多类遗迹来重建社会面貌。

参考文献：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张鸿亮; 严辉; 史家珍; 卢青峰

《洛阳朱仓东汉墓发掘简报》，张鸿亮; 司马俊堂; 张海涛; 郭朝杰; 高虎

《东汉“原陵监丞”封泥考略——兼谈汉代陵园职官》，张鸿亮

《略谈东汉帝陵陪葬墓茔域问题》，张鸿亮; 卢青峰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严辉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韩国河

《偃师洛南东汉帝陵考古勘探报告》

《洛阳邙山陵墓群第一阶段考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