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宁︱《史记》里的亚历山大帝国：进击的汉语历史音韵学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英年早逝。此时，他治下的帝国已经扩张到中国边缘的北印和阿富汗一带。可以想象，倘非天不假年，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很可能会对更东方的中国产生野心。假设他真的成功征服中国，后来的中国历史，必然会和我们今天熟悉的有着天翻地覆的区别。

亚历山大的去世让世界历史走上另一条道路。他死后，帝国很快分裂为塞琉古、托勒密等一系列小国，对外扩张基本终止。而中华文明作为东亚大陆的核心文明，在此后两千年时间内，继续保持着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相对隔离的状态。

虽然东亚大陆和西域之间为重重山岭、漫漫戈壁所阻隔，西边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亚历山大大征服，仍然透过种种渠道传到中国人耳中。在亚历山大征服两百年后，中国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这场征服也以相当晦涩的方式留下了记录。

司马迁著《史记》之时，已是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史记》关于西域的记载，集中在《大宛列传》里。太史公自称“大宛之迹，见自张骞”，但《大宛列传》覆盖的地域却远及张骞并未抵达的土地——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安息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帕提亚帝国，建立帝国的人帕提亚语名为Aršak，与“安息”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帕提亚帝国的兴起之地位于里海东南岸，离中国人熟悉的区域已是远之又远，而条枝竟然还在安息西面数千里。

我们已无从得知张骞是否在西域时寻获了更远方的消息，抑或太史公的史料来自已经湮没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无名旅行者。自太史公记录下“条枝”之后，这个悠远的国度到底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千年悬案。

要想解答这个难题，首先必须得弄清楚，在太史公的年代，“条枝”到底是什么读音。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探究，则需要了解另一个大问题：古人是如何说话的？

经过各种古装影视作品经年累月的教育，大多数人对古人怎么穿衣服，怎么吃饭睡觉，怎么打仗多少都有些了解，但或许是难度太高的关系，几乎没有古装戏的演员会尝试用古语说话。就算《三国演义》这种念白大量使用古白话的，发音上仍然是现代普通话。

而作为研究中国古人如何说话的学问，音韵学虽然相对冷门，关注者较少，但是作为涵盖历史、语言、人类、社会等多方面知识的学科，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门简单的学问

大部分人对音韵学不了解，往往会留下这是一门非常难的学问的印象。中国音韵学巨擘潘悟云教授曾哀叹大众对此误解之严重：“其实音韵学很好学啊，只要走正道，所有人都学得会，不像高数理论物理，那才是要费脑子的。”

那么，对“条枝”是什么的探索，可以先从潘教授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谈起。

音韵学有一整套自己的术语，如一等、重纽、见组、撮口、日母、东韵等等。一般爱好者往往会一开始就被这些黑话般的诡异用词吓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于1915年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将现代西方语言学引入中国音韵研究，自此，汉语历史音韵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很多中国人在学习形声字的时候，都对“各”、“洛”的谐声困惑不解。这两个字的读音在今天几乎所有汉语中都截然不同。但是读过《汉语历史音韵学》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能够把貌似天差地别的两个字连接在一起是另外一个字：格。

音韵学术语中，“格”属于二等字。这是一个从中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术语，潘教授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认为二等是-r-，所以“各”、“格”、“洛”实际上声母分别是k、kr、（g）r。对于上古人来说，听感是接近的。

而提出这个高明见解的，则是前苏联汉学家雅洪托夫。1960年，谢•雅洪托夫在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莫斯科）上宣读了题为Sočetanija soglasnyx w drevnekitajskom jazyke（“上古汉语中的复辅音”）的论文。

现代汉语基本没有类似英语pr、pl这样的复辅音。雅洪托夫以汉语形声字和汉语二等字在亲属语言中往往有r、l介音为坚实证据（如汉语“八”对藏文“brgyad”，汉语“马”对缅文“mrang”），第一次证实了上古汉语中应存在复辅音。

2018年1月28日，雅洪托夫以九十一岁高龄安详离世，距离他的这次重大发现已经过去近六十年，而他也因为这一革命性发现，获得了汉语研究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

诸如此类的知识，现在已经成为上古汉语研究的共识。《汉语历史音韵学》虽然是入门级读物，内容却颇有深度，对此书加以研读之后，就能轻易鉴别关于音韵学的谣言。例如，有一则故事称：唐太宗时曾有术士预言，一个姓wǔ的人将会颠覆大唐。深宫中的武才人被认为一介女流，不具备威胁，而外廷一位伍姓官员则倒了大霉。可惜中古汉语“武”读音为*mio，“伍”读音为*ngo，几乎不存在混淆的可能。如果为真，那位术士大概是现代穿越过去的。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学科近年发展迅速，书中存在一些印刷错误和现在看来需要更改的观点。此外，潘教授声称本书还是不够通俗，计划有空的话加以修改，以便读者理解。不过以他的忙碌程度，新版可能短期内不会问世。

一种拟音，一套工具

想要对上古汉语语音有更全面的了解，则需要掌握一套拟音系统，如此才能解决各种各样的奇特问题。潘悟云教授的老师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总结了几十年上古汉语研究的成果，是影响很大的郑张-潘拟音系统的基础。

大概所有中国人都会好奇，如果自己穿越到古代，和自己的祖先能不能对话。古人说的汉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上古汉语还有没有更加古老的祖宗？

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在中国上古音研究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书中大量利用了其他语言所提供的材料论述上古汉语。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听上去不会有多少当代中国人能辨认出是汉语的语言。

以汉语声调为例。声调是汉语最大的特色之一。然而，声调在汉语中是“自古以来”吗？上古汉语有声调吗？

和其他近期的上古汉语构拟一样，郑张先生同样认为汉语声调是后起的，上声来自-q或者喉塞韵尾，入声来自-s韵尾，论证过程中使用的证据仅举两条。

武王伐纣用的“轻吕”剑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字一直众说纷纭。然而，突厥语里面的“剑”却似乎和“轻吕”有点关系：维吾尔语里剑是qingraq。上声字“吕”对应raq，一下子提供了上古来母读r、鱼部读a、上声是-q尾三条证据。而日本对马海峡Tsushima（古音tusima）去声汉字“对”对应tusi，又为去声来自-s尾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上古汉语研究也让一些传统问题有了新的解答，如郑张尚芳先生认为，China来自“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说法，然而古代“秦”的声母是浊音，和缅文、梵文、欧洲语言中的清音不合。China应该是来自“晋”。

西方古典学里的“条枝”

真正彻底解决“条枝”问题的，当属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而蒲立本究竟是一位唐史研究专家还是一个汉语历史音韵学家，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1922年生的Edwin G. ‘Ted’ Pulleyblank是一个神童型人物，高中自学了古希腊语。大学继续学习拉丁希腊，并且辅导其他学生物理数学。按常理Ted大概会成为一个西方古典学教授，然而命运为他准备了另外一条路。1942年Ted大学毕业，恰逢二战进入高潮，文理兼通的Ted被雇去英国执行“秘密工作”，其间学习了日语。二战结束后，Ted开始学习中文。自此，Ted转型成为汉学家蒲立本。他的博士论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至今为唐史研究的名作。

1959年，为了更好理解中国历史，蒲立本开始研究汉语历史音韵学，谁知竟对这门学问入迷，将自己整个后半生奉献给了音韵学。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对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研究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基本处于照抄中古音的状态。蒲立本的研究让上古汉语研究第一次摆脱了过分依赖中古音的问题。并且作为功底深厚的西方古典学者，他看待问题的视角往往相当独特。

《史记》中的“条枝”国在《汉书》中再一次出现，这次名为“条支”。此时中国人已经有了甘英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手资料，对“条支”国的地理描述略为详细。《西域传》中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有人认为条支是伊朗的Taoke，但《汉书》对地貌的描述与Taoke不合。有人认为可能是指西亚名城——地中海边的安条克，但安条克距离海岸线尚有二十四公里，并不直接临海。安条克为塞琉古帝国后期的首都，以常理推之，比较有可能出现在远方记录中。事实上，真正的条支与安条克确实近在咫尺。

条支始终找不到对应的原因，现在看来很简单——中古汉语“条”的声母是d，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蒲立本教授发现中古的d-部分来自上古汉语的l-，《史记》时“条”的声母仍然是l。找出这个关键线索之后，古典学素养深厚的蒲立本教授将“条支”对应到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语∑ελεκεια），而安条克城在海边有一座外港，正叫塞琉西亚。

这一对应，与《汉书》中对条支地貌的描述完全吻合，“条”又与 “修（中古声母为s）”谐声，上古极有可能读sl-。条支（sleewkje）与Seleucia对音吻合度很高。同样是蒲立本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使得《汉书》中的“乌弋山离”国终于找到了解释——“乌弋山离”就是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诸“亚历山大城”之一。汉代的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比一般人想象的深得多。

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文版由潘悟云和徐文堪两位先生翻译，先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潘先生说过，这本书莫说二十年，以它对汉学研究的价值，花五十年翻译也值得。

可惜的是，如此智慧的一位学者，晚年却罹患了老年痴呆。病情恶化之后，蒲立本教授连女儿都不认识，但是一听到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汉语历史音韵学），仍然会本能地回头。

永不停歇的新知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地面下的古文字不断出土，而周边语言的研究也突飞猛进。刚刚完成一轮总结的白一平-沙加尔系统无疑反映了上古音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一成果即体现为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一书。

得益于近年汉语及亲属语言同源词以及周边语言中汉语借词的研究，我们现在对上古汉语的构词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如“见/现”、“折zhé/折shé”这样的声母交替对应，都有了更好的解释。

中国人学欧洲语言往往被时态、人称、被动等语法形式搞得头晕脑胀，因为现代中国人熟悉的汉语几乎是一种完全缺乏屈折变化的语言。事实上，上古汉语和亲戚藏语一样，也有较为复杂的构词法。

“折”、“系”这样的多音字都是一个鼻音前缀在作怪。 “折”的两个读音分别是*tet（对应zhé，表示他动）、*N-tet（对应shé，表示自动），后来的语音演变让两个读音失去本来明显的联系。这个变化在上古汉语中已经处于渐渐固化的状态，有些动词变化出的两个读音已经用不同汉字书写，如“见”上古音*kˁen-s，“现”则是*N-[k]ˁen-s。越南语、苗语的早期借词和嘉绒语中尚存的变化，都支持这种构拟。

这仅仅是上古汉语语法变化中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我们祖先说的语言，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屈折构词构型法。这些形态变化在中古以后的汉语留下的痕迹往往被“破读”、“多音字”等掩盖，对它们的解读，目前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白一平和沙加尔两位教授可说是探索上古汉语形态变化的先行者。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名为《上古汉语研究》。

当研究的目标越过上古汉语，追寻汉语更久远的祖宗时，就进入了原始汉藏语的领域。这里尚是一片“蛮荒”的处女地，敢于涉足的研究者为数极少。而法国汉学家向柏霖则是其中之一。

向柏霖教授精力极其旺盛，从布列塔尼语到印第安语，都是他的研究范畴，而他下工夫最深的，则是嘉绒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地方言是古语一类说法，基本都是无根之谈。而嘉绒语，才是目前中国汉藏语当中最为古老的。这种川西大山里的小语言由于闭塞的环境，保留了很多原始汉藏语的面貌。向柏霖本业是嘉绒语学家，他在《西夏语历史语音学与形态学纲要》（Esquisse de Phonologie et de Morphologie Historique du Tangoute）中对西夏语的研究，正借助了他对嘉绒语的丰富知识。

《西夏语历史语音学与形态学纲要》的价值远远不限于西夏语。在研究过程中，向柏霖充分融入了自己对汉藏语言的了解。一边是汉藏语中较早有书面资料的西夏语，一边是现存最存古的嘉绒语。对这两种语言的深入研讨，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原始汉藏语——即汉语、藏语、缅甸语等语言的共同老祖宗——的探索。而对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将对我们剖析汉藏语语音形态的演变起到极大的作用。通过向柏霖这一对原始汉藏语语音、词汇、语法均有涉及的开创性研究，我们有了深入了解距今六七千年的祖先生活的机会。也正因如此，美国学者内森丘（Nathan Hill）才称赞本书为“汉藏语言学研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著作”。

未来，汉语历史音韵学的进展，将对文字学、历史学、交通学、考古学产生不可估量的贡献。或许很快，我们就可以通过历史音韵学这把钥匙，打开通往祖先生活过的世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