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性骚扰、男权文化：美国学界女性眼中的高校平权难题

随着有关高校学术界的性骚扰事件不断浮出水面，近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邀请十多位在学术界工作的女性——从兼职教授到校长，从科学家到人文学者，从年轻到年长的教师——就美国学术界中“女性与权力”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将收集到的回复以专题的形式发布。她们的回复所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从她们还是学生时受到骚扰的经历，到她们目前仍然面对的各种性别歧视和压迫，以及她们对于未来发展的期望，都有提及。下文是对她们的回复的归类与总结。

女性地位的进步与阻碍

相较于过去，当下美国学术界的女性地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曾经人们根本不知道“性骚扰”这个词，她们甚至无法描述自己的遭遇；曾经在一个系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1960年代的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只有一位女性学者，而1971年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才面试并聘用了第一位女性教授；更鲜有女性担任高层行政职务，系主任、院长、校长等位置几乎被男性垄断。在今天，至少在绝对数量上，女性的比例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如何，女性人数的增加对于改变学术界的男性权力结构无疑是有益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大多数人都指出了许多阻碍女性发展的“天花板”：男性与女性的薪水差距不仅仍然在持续，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相比于男性，女性获得教职所需的时间通常会更久，等等。不过，有几个问题受到了好几位女性学者的集中关注：女性结婚生育的困难，仍然广泛存在的性骚扰问题，以及女性与其他边缘化群体形成的交叉性压迫。

由于许多学术界的女性都会在博士到学术生涯的早期经历结婚生育的过程，因此这段时间女性受压迫的现状就显得尤为突出。有些学校不给予女性足够的产假，有些学校则借此剥夺女性在学术界的机会。其中一位女教授提到，自己在20岁时第一次怀孕，当时她还是一名研究生，而她在校医院受尽了对年轻母亲身份的白眼，最后不得不哭着离开。在她成为教师之后，再一次怀孕时一共只获得了一周的产假；另一位女教授说，她在怀孕期间失去了许多参与研究合作的机会，因为她的老师“假设她会去生很多孩子，不再有时间从事学术，而渐渐就会离开学术界”。这种状况导致许多女性不得不尽可能减小为人父母对自己工作的影响，这使得她们的健康每况愈下。“孩子不属于学术界”，许多学校不仅无视女学生和女教师结婚生育的负担，甚至主动对之进行污名化，让女性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性骚扰仍然是学术界尤其突出的一个问题，许多女性都提到了自己在年轻时遭遇性骚扰的经历：不仅包括各种未经同意的身体侵犯，还包括各种言语上的骚扰：例如在谈话之间进行性暗示；作为年长的学者，将女教师称为“小女孩”；以及基于性别而否定女学生的研究等等。这些行为已经超过了“性”（sex）意义上的骚扰，而是“性别”（gender）上的骚扰。长期以来，学校为了自己的声誉而拒绝面对广泛存在的性骚扰，直到2012年，在学生的努力之下，美国有超过200所学校由于性骚扰问题而被联邦调查，许多长期存在的强奸和各类骚扰行为才得到了曝光。#MeToo运动的到来意味着所有学术界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学术圈性骚扰是可接受的”这种观念不会消失。

最后，学术界的性别问题还需要与其他的歧视问题交叉考虑，例如种族问题。许多少数族裔女性正在经历的是由女性和少数族裔这两大边缘性群体身份所造成的“交叉性压迫”（intersectional subordination）。其中一位拉丁裔女教授提到，学术界少数族裔女性正是因为受到了多重的压迫，才造成他们相对于白人女性来说更容易在生育时遭遇健康问题。也有人提到，尽管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女性在学术界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她们大部分仍然是白人女性。换句话说，在女性内部，地位的提升并不是均衡的，少数族裔的女性仍然面对各种由于交叉而增强的压迫。因此，有必要强调，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权力结构不能孤立考虑，必须要与种族、族裔等等其他要素所形成的结构联系起来。

因此，尽管我们已经观察到许多女性权力提升的状况，尽管#MeToo运动已经让曾经肆无忌惮的校园性骚扰活动有所收敛，女性在美国学术界仍然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有人指出，“仅仅关注拥有重要头衔的女性数量，并把它作为衡量女性权力的指标，是一种不充分的考虑”。还有许多普通的学术界女性——并且她们也是绝大多数——正在面对结婚生育的难题，或是遭受接连不断的性骚扰，或是由于自身的族裔而遭到多重的边缘化。她们的这些遭遇无疑是不公正的。

男性权力传统

对于学术界的“女性与权力”讨论，其实不能离开对于男性权力的分析。在过去，对学术界文化的分析是没有性别意识的。因此，现在的性别研究不是“在原有的知识大厦上增加一个小房间”，而是要对整个大厦的每一间房间重新进行带有性别意识的分析。如今，许多人已经发现，学术界原有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男性权力特征的传统，而今天女性权力的兴起是对这样一个传统的挑战。

这种男性权力传统体现在很多细节之上：男学生非常习惯如何表现得“像一个学者”，包括如何正式着装、如何在讨论课上自我表现等等，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整套难以进入的规范体系，这种成本对于女性来说远远高于男性。存在一种传统的男性权力视角，它告诉学者们应该如何工作，应该如何交谈：就像一位女教师提到的，在她一次演讲之后，有一位男同事将她拉到一边，先是赞扬了她的演讲内容，随后表示她不能以她的那种“交谈式”的方法进行学术讲座，而应该像他一样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语调和肢体语言。这种固定而坚硬的传统正在将女性排斥在一个长期存在的“学术小圈子”之外，而它之所以如此难以打破，正是因为学术界的崇拜文化：“我们通过将学者奉为上帝而创建了这种文化，使他们感到自己无比重要，而我们竭力为任何对他们的批评做辩护，关上批评的大门，并将他们那些有问题的行为看作一种受折磨的天赋的表现。”换句话说，把学者们奉为神灵，对他们言听计从的传统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变得肆无忌惮。传统的权力结构中男性始终居于高位，学术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们。现在，同样也需要男性做出一份贡献，接受外来的批评，提高女性的地位。

不过，许多男性学者面对当前女性权力兴起、传统男性权力结构的瓦解，或是对其有所误解，或是拒斥这样的变化。例如，对于平权运动的理解变成了“加入女性，搅拌一下”（add women and stir）。有女教授提到自己仅仅因为是女性，不得不参与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和行政组织，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女性”。在拥抱多样性和平权的环境当中，这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直以来存在的性别、族裔不平等：人们认为女教授们应该去照顾女学生，因为她们似乎不能够承担自己的课业；对于平权的误解，使得人们以为多招一些女学生就是为了满足女教授“担任榜样”的需要。这些都不能真正达到为女性赋权的目的。

在这一场关于女性在学术界的权力的讨论当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当他们在传统中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男性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努力关起批评的大门，维护原先的崇拜文化，而是在#MeToo运动之中重新思考，在新的语境下，转变后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y）意味着什么？

未来的方向

在#MeToo运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在学术界的下一步发展也是各个女性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许多人强调不能错过#MeToo运动所带来的动力，要不断坚持下去：例如，很多声音集中于对有制度化的发声渠道的呼吁。虽然从制度上来说，已经有对于师生关系的规定，许多学校也训练师生如何应对性骚扰，但是仍然没有很好的方式让性骚扰的受害者说出自己的经历。换句话说，目前制度性的力量仍然没有与#MeToo带来的改变站在一起，这一点是接下来还需要努力追求的。另外，女学者们也希望没有遭受过性骚扰经历的人们也要站出来，并且希望人们不再“匿名举报”——因为这等同于认为，如果自己的姓名暴露出来，就无法得到“学术组织”的公正待遇，而这正是下一步人们必须面对的困难：让学术界公正对待所有人，无论男性或者女性。只有实名出现，才能够带出下一步的改变。

不过，学术界的一些其他倾向却为女性权力带来了一丝阴影。在美国学术市场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性别平等有可能会成为其中的受害者之一。一位兼职教授提到，由于她兼职教授的身份，她受到了尤其不公正的待遇，并且缺乏正式的渠道抗议这些待遇。兼职教授正在成为学术界的“粉领”（pink collar）——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因此，学术市场的萎缩也对性别平等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女性不再需要讲述“女性的故事”来为自己争取权力，她们应该不再需要面对这些困境。尽管在美国学术界，性别状况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前景已经一帆风顺。随着学术市场本身逐渐发生变化，女性在美国学术界的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但女性在学术界争取权力的运动必将进行下去。

（《高等教育纪事报》“觉醒：学院中的女性与权力”专题链接：https://www.chronicle.com/interactives/the-awakening?cid=wcontentgrid_40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