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办圣约翰大学文献展：校长卜舫济和他的学生们

诞生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初名圣约翰书院，它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

1952年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被解散并入上海多所高校，校址划归华东政法学院。73年的办学历程虽不算长，但从这里走出了顾维钧、宋子文、刘鸿生、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荣毅仁、经叔平、贝聿铭、鲁平、周有光等校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

今年3月底，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办的“光与真理——慕光簃藏圣约翰大学学人翰墨及校史文献展”在华师大举办。

华师大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小明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他拿出了他所收藏50余幅活跃于现当代政界、商界、学界的圣约翰大学师生的书画作品，及《约翰声》、《约翰年刊》、《圣约翰大学毕业文凭》等70件珍贵校史文献，希望重现圣约翰时代的动人故事。

宋子文书法（点击看大图）

展览中，一件有圣约翰校长、美国人卜舫济亲笔签名的《圣约翰大学1941年年刊》格外引人注目。

“办圣约翰校史展，若没有一件关于卜舫济的展物，这个展是立不起来的。”3月30日，丁小明就展览与圣约翰校史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在我看来，他是圣约翰历史上最重要的灵魂人物，甚至说他是圣约翰之父都不为过。”

丁小明表示，卜舫济于1888年掌校后，规范了圣约翰的管理制度，大力推行全英文授课，调整学科体系，提高办学层次，让原本的一所声名不彰的圣公会书院渐渐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开放的大学。

“一开始人们对是否全英文授课是存有争议的。毕竟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比卜舫济年长的教会教育前辈认为只注重英文，会把宗教精神抛弃，最后培养的都是商业人才而不是宗教人才。但以卜舫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教会教育者认为，学校不该强化宗教背景，而是一处自由开放所在。而且英文教学能让学生全面了解西方文明，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

在卜舫济的坚持下，圣约翰将英文教学列为各科之首，学生们日常交流全是英文。如毕业于圣约翰的著名作家林语堂的英文就很地道，这和他在圣约翰所受的全英文式的教育有莫大的关系。另据学者雷强的研究，圣约翰学子顾子刚从学校毕业后进入北平图书馆，并任西文期刊组组长。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将购书委员会分为中文、西文二组，西文组有丁文江、胡先骕、陈寅恪、傅斯年、孙洪芬、王守兢、顾子刚等六人，顾子刚是全组唯一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但其英文毫不逊色。

“要注意的是，虽然强化英语教学，卜舫济还是关注到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做了本土化的尝试。”

丁小明说，比如为了融入上海的社会，卜舫济习得一口浦东上海话，同时不顾教会的反对，迎娶中国女子黄素娥。在学校教育上，他邀请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校考察，在黄炎培的提议下添设国文科目，增多大学部的国文学分，增购了国文图书。同时，卜舫济聘请圣约翰1916年毕业生、当时南京大学教育科教授孟宪承回校主持国文部，又聘请钱基博等人为国文部教授，使得圣约翰长期以来重英文轻国文的情况有所改观。

从圣约翰“分出”了光华大学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也是在这一年，一群曾给圣约翰大学带来新面貌的国文部教员于“六三”事件后纷纷离校。

“这是卜舫济历来备受指责的主要原因。”丁小明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的学子义愤填膺，要求罢课、降半旗行礼，卜舫济最初同意了。但是后来因郭斐蔚的要求，卜舫济才持中立态度，并阻止学生降半旗，并由此引发‘六三’事件。”

其结果是，那年6月5日，孟宪承、钱基博、蔡观明等国文部教员登报声明脱离圣约翰，后另建“光华大学”。从圣约翰辞职的孟宪承等人成为了光华大学初期的教学骨干，后来还有许多名人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

周有光书法

“光华之成立，我认为最大原因在于时势裹挟，其实不少当事人未必想真正脱离圣约翰。”丁小明以当时随孟宪承、钱基博脱离圣约翰的蔡观明为例，“他是我的乡贤。在他的回忆录《知非录》中曾说‘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的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同进退’。”

另一位当事人钱基博则在1926年10月的《圣公会报》为卜舫济撰写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盛赞卜舫济治校有方。“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既显示钱基博的大度与冷静，也可看到圣约翰及卜舫济对光华人的影响。事实上，光华大学自立后仍然有很深的圣约翰痕迹。”丁小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光华大学的英文文凭都和圣约翰大学的非常相似。

“还有一种论调是光华自立后圣约翰就一蹶不振，处于事业的下坡路段。但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光华自立后，圣约翰的确面临自创校以来最大的困境，但卜舫济还是积极主动地自救，最终渡过难关，甚至于1937年至1941年迎来圣约翰发展又一期高潮。”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只从结果上去看光华大学从圣约翰大学的‘分离’。当时卜舫济也有他的困境。如何应对中国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是当时有着西式教育背景的教育家的共同问题。‘六三’事件无论在圣约翰历史上，还是现代上海高教史上都是重要分水岭，现在描述模式都认为这是时代进步，是大势所趋。但我觉得，冷静考虑当时社会发展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对历史事件给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才是后来者的责任。”

在丁小明看来，洗去历史尘埃后，今人不但要知道白求恩、司徒雷登，还需要知道卜舫济。“据徐以骅教授的研究，卜舫济一方面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是如何进行着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抗战胜利必将成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国民的优秀品质，如坚韧顽强、知恩必报、重视教育等，而且他一再表现其有生之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战争结束后‘回到自己选择的祖国（指中国），为其重建而竭尽绵薄’。”

事实上，卜舫济是言行一致的。1946年10月24日，82岁高龄的卜舫济重返上海，当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1947年3月7日，卜氏因病住院治疗数周后，在宏恩医院去世，葬于上海静安公墓。

丁小明指出：“中国人有着‘知恩图报’的美德，对于卜舫济这样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人士，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应有的尊敬。这也是我策划‘光与真理’展的主要目的之一。”

化作春泥更护花

1952年，圣约翰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被裁撤——政治系被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外语、新闻、历史等系并入复旦大学；教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原校址归为华东政法学院使用，从此圣约翰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

“我们可以发现，1952年华师大对圣约翰的接收五个系，是最多的。而且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就是圣约翰大学校友、后来去光华大学的教育家孟宪承。”丁小明感慨，“我就想到一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华东师范大学的另一个主要前身——大夏大学，也和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丁小明称：“大夏、光华的创建皆因学生运动而起，所以校际认同甚强。他们之间最大关系莫过于教师之间的相互兼课。圣约翰与大夏之间有一层关系很特殊，就是学校高层及骨干教授中很多人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背景。”

“可以说圣约翰的解体，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但查阅资料，我发现圣约翰大学在解放后是多么迫切地想跨上时代列车，想要延续下去。第一，它申明脱离圣公会的教会背景；第二，它在抗美援朝时派学生支持志愿军，当时的校刊《改造》两天一期，可谓‘改造之深刻，反省之全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态度。只是，考虑到当时的时势，特别中美的敌对关系，它实在难有立足之地。”

最让丁小明感动的是，尽管圣约翰大学早已不复存在，那些圣约翰人却一直记得母校，在世界各地都有校友会。“我收藏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 ‘圣约翰大学土木系1955级留影于六三堂’。1955年圣约翰的土木系已经被并入同济了，可是这群学生依然还是跑到圣约翰校址里留影，这种精神是难得可贵的。”

“在今天，全球各地也有圣约翰大学校友会，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他们对圣约翰有很强的情感认同。”

丁小明透露，展览期间，圣约翰医学院1950级校友、上海胸科医院主治医生郭德文前来参展，并在《约翰年刊》中找到了当年风华正茂的自己。93岁高龄的郭老在留言薄上写下了：“参观了圣约翰大学的展览材料，感到似乎已回到当年在学校求学的感觉，很有依依不舍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