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评《汉文与东亚世界》｜从东亚世界回望汉文

《汉文与东亚世界》，[韩]金文京著，新经典·琥珀｜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10月出版，224页，49.00元

《汉文与东亚世界》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小书，但读起来并不轻松。

请别误会：不轻松并不是指文字或者话题的艰深，而是指在它简明的题材和晓畅的语言背后，有着对历史、文化、国族、区域的深切关怀。作者金文京教授借此所揭示的东亚世界的现代困境，更超越了话题本身。

《汉文与东亚世界》讲的是训读的历史。训读，是古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地常见的文化现象，简单说，就是母语不是汉语的知识精英通过改造文字读音及语法的方式来阅读、使用汉文文献。这本书的重点，是介绍十九世纪前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训读史。

金文京是生活在日本的韩国人，他在京都大学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本书日文初版于2010年，中文版虽说是日本版的翻译，但金教授特意补充和改写了部分内容，以适合中国读者，相当于用中文重新写了这本书。

把一本关于古代东亚世界如何学习汉文的书，介绍给今日的汉语读者，本身就意味深长。中国读者最大的疑惑恐怕会是：汉语是我的母语，为什么我有必要知道“别人”如何学习“我们的”语言文字呢？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详细查考的问题。因为所谓“我们的”和“别人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未必像今天这样截然对立。

世界各个地方，在特定历史阶段都存在一种通用语文（lingua franca）现象，比如欧洲的希腊和拉丁文、南亚的梵文、中东的阿拉伯文，以及东亚的汉文等等。接受和使用这些文字的人，并不都是以此为母语，但这并不妨碍通用语文是其精神生产最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通用语文，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公共产品，生产者未必一定是“原产地”的人。

况且这种对“原产地”的追索，在语言文字被现代国家标准化之前，也没有太多意义。比如建立在字形对应字义基础上的汉语文言文，虽然是古代中国通行的书面语，但以汉语方言之多，地方差异之大，历史变动之繁，即使汉语是母语者，若不通过专门学习，也不可能熟练掌握自己的书面语。

而当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用差异极大的语音语调，吟咏着同一首古诗，这不也是一种“训读”么？在官话或者普通话成为标准、由现代国家强力推广之前，谁又能说，只有我在此时的读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呢？本书提到，“笔谈”是古代中、日、朝鲜、越南官员之间常见的沟通方式。其实在中国不同的方言使用者之间，以文字而非语音来达到更为有效的沟通，也并不少见。

所以，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汉语汉字是“我们的”之时，应当意识到，在东亚世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语言文字起到了沟通不同地域、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它从来不是垄断性或排他性的。

同样的道理，当非母语者——所谓“别人”——使用汉文汉字，去承载自己的文化，也不意味着对中原文教制度的全盘接受，更不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某种消解。相反，将外来的文字拿来、转换为本民族的文字，往往伴随着自身主体意识的强化。有时候，训读甚至成为世界观的一种表达，超越了工具层面。

《汉文与东亚世界》中给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古代日本人对汉译佛经的再翻译。通过训读汉译梵文佛经，日本人意识到梵文和日文之间在语法上的某些近似，因而构建出“梵和同一”的悉昙学思想。佛教在东亚的翻译和传播，不但成为日本训读的理论依据（50页），而且提供了表达日本独特文明地位的方式。日本人认为：印度佛教神祇通过“本地垂迹”，可以化身为本土神道的神祇，从而“内外合体”。与此密切相关的“梵和同一”思想，也为日本论证自己具备与印度、中国同等的文明地位，提供了（并不科学的）语言学“佐证”。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借用印度的宗教权威，抵制中国的影响，保持日本的国体”（54页）。类似的情况，在朝鲜、越南等地也都有。

汉字汉文的主体，无疑来自于中原，但是当它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拿来”，它又转化成为当地的，并且在当地土壤中继续发展。仅以文字为例，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中的“汉字”（Kanji，Hanja及Chu Han），都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汉字。古代日本人、朝鲜人和越南人，更灵活选用汉字造字的原则，创制出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假名、谚文和喃字），在接受的基础上又有创造性发挥。

因此，作为母语使用者，我们要认识到，汉文既是“我们的”，也同样是“他们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但要看到东亚文化的共同性，也要关注其内在的差异性，两者不能偏废。

倒是“我们”与“他们”这种截然的界限感，才是更应该思考的问题。要知道，文化传统上的对立状态，并非历史上的常态，它是晚近民族国家观念强行介入东亚的结果。

民族国家追求国家之间绝对清晰的边界，这种边界既是领土、主权、人群意义上的，更延伸到文化、历史、心理甚至日常生活中。好像所有东西都要分出一个你我，我的就不能是你的，你的就不能是我的。

而长久以来，东亚世界不论物质、人、文化产品还是观念，都处在密切交融和频繁流动中。现代主权国家所强调的那种排他性的、非此即彼的界限感，与这种历史经验格格不入。可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似乎又必须建立在对主体性的无限强调中。文化上的所谓“独特性”，成了关乎国家法统的绝对指标。于是，过去以字形字义为基础的书面语，被改造成以语音为基础的书写语。比如朝鲜半岛和越南，就分别以谚文和拉丁化的国语字，取代了汉文。反倒是在训读最为发达的日本，由于汉文已经和本土语言融为一体，所以仍然在“脱亚”之后保留了汉字。

在今天，东亚国家里受过一般教育的民众，最方便的沟通方式恐怕已经是英语了。英文是拼音文字，所以各东亚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拼音法则。但是，各个语言又实际共享着大量汉语词汇，只是发音各异。结果同一个词，按照不同拼音方式转换，会变得不可辨认，失去了内在的意义联结。举例来说，作为王朝名称的“朝鲜”一词，就分别写成Chaoxian（汉语拼音），Chōsen（平文式罗马字），和Joseon（韩国文观部式）/Chosŏn（马-赖式），不但失去了原本在各自文献中都清晰可感的“朝日鲜明”之意，而且几个词之间相互独立、割裂。甚至，因每一种“朝鲜”在不同的国别、历史、政治语境下，意义有一定差别，所以如果特别较真的话，几种拼音之间又不可通约、互换。

不但当代国家间如此，在中国一国之内，语音中心主义也没法处理其多元复合的历史。比如清朝为满人创立，但“清”的名称一般认为是来自汉语，与“明”相对。如果为了强调满汉界限，非要把国名的通用标准转写，从汉语拼音的“Qing”改为满文拼音的“Daicing”，这虽然表面上突出了“族裔特性”，却人为割裂了本来有机、流动、灵活的日常语文实践。

文字虽是工具性的，但它也和物质、礼俗、仪轨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当文字按照现代国家的疆界原则划分出你我，它所承载的记忆是不是也必须划分出你我呢？它能否给共享的过去留有一些空间呢？

这是金文京教授写作此书的关切：曾经由汉字串联的东亚世界，在欧式现代的冲击之下，已经日益破碎。语音中心主义，看似尊重着不同语言之间的平等地位，却强行否定了“持续将近两千年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交流关系”（209页）。而这种否定，又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今年的冬奥会，因开幕式上中国的朝鲜族同胞身穿民族服装而惹出韩国媒体的“韩服论争”，为这本写于十二年前的小书提供了一个既生动又无奈的注解。

批判本国或别国的“狭隘民族意识”总是容易的。真正困难的是我们的现实处境，的确异常尴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语言、文字、服装、食品……更不要说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能够逃脱现代国家疆界所圈定的牢笼。对东亚世界的未来道路，金文京说自己没有答案，“但正是因为前途难卜，才应该回首看看走过来的路”。

在我看来，这种“回首”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要超越疆界思维的束缚，总要从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