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杨焄：《笔记文选读》的编撰和删略

由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从1943年的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二卷第六期，陆续刊登了吕叔湘编撰的《笔记文选读》，先后择取刘义庆《世说新语》、李肇《国史补》、沈括《梦溪笔谈》、苏轼《志林》、庄季裕《鸡肋编》、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周密《癸辛杂识》和《武林旧事》等九部笔记体著作，逐一介绍其内容、体例、版本、流传等情况，并从各书中选录若干条目，原著中无标题的还根据内容代为拟定，最后则附以详尽的“注释与讨论”。在最后一次登载时，同时发表了叶圣陶的《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扼要阐明吕叔湘的编选旨趣：“专选文言，为的是希望读者学习文言，达到精熟的地步。文言之中专选笔记，笔记之中又专选写人情，述物理，记一时的谐谑，叙一地的风土，那些跟实际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为的是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直而自然，希望读者能完全消化，真实得到营养。”连载的内容经过汇总润饰，由文光书店于1946年正式出版。卷首除了冠有叶序之外，又新增吕叔湘的自序，提到“笔记文种类繁多，选录的时候也大略定了个标准：搜神志异及传奇小说之类不录，证经考史及诗话文评之类也不录”，随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迻录了叶氏所作的概括，显而易见对这番介绍相当认可。

吕叔湘：《笔记文选读》，文光书店，1946年版。

尽管预先设定的读者主要是初涉文言的中学生，可是在选注过程中，吕叔湘依然尽心尽责，毫无懈怠。在打头阵的《世说新语》部分，他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坊间别有注本，节录刘注，略有增益，而纰缪错出，如‘桓公北征’条，以‘金城’为今甘肃地；‘桓南郡好猎’条，释‘会当被缚’为桓氏一门将有受缚之日，殆率尔成书，不足为法者。”虽然并未明言，但指摘的对象应该就是崔朝庆选注的《世说新语》（商务印书馆，1935年）。此书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及“学生国学丛书”，在当时流传极为广泛。崔氏在《小序》中议及《世说》一书，“句或钩棘，语近方言，千数百年来，未能有人厘正，美犹有憾”，大有舍我其谁的气魄，可动起手来，大体上仍依傍梁代刘孝标的旧注，无所发明而屡有疏漏。吕叔湘也选录了这两条，指出“金城”应该是“地名，当时属丹阳郡江乘县，地当京口（镇江）与丹阳（南京，东晋国都）通道”，祖籍江苏丹阳的他，对这些地方自然再熟悉不过了；又注明“会当”意为“总有一天要”，“注意此句已换主语，‘你动不动要捆人，我有一天要被捆’”，与强作解人的崔注相较，不仅更为准确贴切，还善解人意地提醒读者应该注意的细节。

有时貌似简单寻常的文句标点，吕叔湘应该也花费过不少精力。如《老学庵笔记》部分的“东坡食汤饼”条，记苏轼、苏辙兄弟于迁谪途中买汤饼（即面条）共食，苏轼不嫌粗恶，片刻即尽，苏辙却置箸而叹，难以下咽，“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注释中特意说明，“饮酒但饮湿”一句出自东坡《岐亭五首》之四，诗中尚有“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云云。读者藉此不难推知，秦观正是巧妙地借用东坡本人的诗句来称赞他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数十年之后，《老学庵笔记》有过一个完整的校点本（中华书局，1979年），上引数句却被整理者胡乱标作“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法已。’”简直不知所云，让人难以索解。吕叔湘在读了该校点本后，专门写过一则札记，纠正标点和校勘中的疏失：“‘饮酒但饮湿’是苏东坡的一句诗，应加引号，中间无逗号。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喝不到好酒，只好不计较好坏，所以说‘饮酒但饮湿’。‘已’字疑应为‘也’。津逮秘书本‘法’作‘而’。”（《读宋人笔记十种》五《老学庵笔记》，收入《标点古书评议》，商务印书馆，1988年）若非早年有过认真细致的翻检查考，恐怕很难如此信手拈来。相形之下，校点本的整理者就显得有些鲁莽灭裂了。

对于笔记类著作，吕叔湘并非浅尝辄止，而是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陆续写过不少读书札记。其中一篇商讨《梦溪笔谈》句读的文章（《读宋人笔记十种》十《梦溪笔谈》，收入《标点古书评议》），就引起该书整理者胡道静的注意，在修订旧著《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时曾郑重致意，感谢“前辈吕叔湘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指正了几处重大的标点错误”（《重印梦溪笔谈校证叙记》，载《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并引录《笔记文选读》中的一些注释以供读者参详。由此可见，叶圣陶当初在序言中竭力表彰吕氏“用心那么精密，认定他在指导读者‘读文言’，处处不放松”，确实所言非虚，并无夸张溢美。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篇选文的注释之后，吕叔湘又别出心裁地设有“讨论”，其目的正如自序中所说的那样，“除一部分和词句的义蕴有关外，大率以引发读者的经历见闻和所读文字相印证为宗旨，希望能帮助养成一种比较良好的读书习惯”。这番良苦用心也让叶圣陶大为赞赏：“他的指导又往往从所读的篇章出发，教读者想开去，或者自省体验，或者旁求参证；这无关于文言不文言，意在使读者读书，心胸常是活泼泼地，不至于只见有书，让书拘束住了。”就讨论所涉及的范围而言，往往不拘一格，因势利导，的确很能彰显“活泼泼”的特色。如《志林》部分选了《记承天寺夜游》，讨论中评说道：“此篇寥寥数十字，而闲适之情毕见，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又引申说：“东坡自称为‘闲人’，须略说数语。唐宋贬官之制：或降级改任边远之地，如韩愈之贬潮州，柳宗元之贬永州是；若予以有名无实之官，而复加何处安置字样，则谪而近于戍矣。贬官而犹有职守，仍不得为闲；谪降而本郡官承朝中之意加以监束，致言动皆不自由，亦仍不得为闲。东坡之在黄州，既无职守，复无拘箝，则真闲人也。然亦须人自能静心澄虑，方能享此闲福，若得失在怀，悔尤萦梦，虽有闲适之境，亦无闲适之情，此东坡所以谓世少闲人如吾两人者也。”或提示意境相仿而机杼各异的作品，以便读者进一步寻绎比较；或逐层剖析作者的特殊境遇和微妙心态，引导读者设身处地去领略个中意趣，都做足了功夫，而绝不敷衍了事。有些讨论还直接联系现实，如《鸡肋编》“馓子”条述及宋代走街串巷售卖熟食的小商贩，“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吕氏由此议论道：“各种叫卖之声实在是个很有趣味的东西。所用词语有形容恰当可味的，也有像此所说‘诡异’可笑的。在声调方面，有比较直率的，也有悠扬可听的，小楼深巷，偶然飘过一两声，往往令人神往。（现在的大廉价用铜鼓喇叭大吹大擂，或用播音器传送一些恶俗音乐，只能叫人掩耳而过。）读者能学说一种否？”娓娓道来，随意点染，本身就已是冲淡隽永的小品，读来饶有情趣，耐人寻味。

既然称之为“讨论”，编撰者自然不该持有定见，而应当鼓励读者各抒己意。如《老学庵笔记》中的“不了事汉”条，记施全刺杀秦桧未遂，反遭擒被诛，行刑之时，“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注释中最初并未诠说“不了事汉”的含义，讨论部分则一口气列出三项：首先，“秦桧当政，力主和议，自来评论，不一其说，试综述当时形势，下一断语”；其次，“此故事中所反映一般民众对于秦桧之态度如何？试就此事申论政府与民意之关系”；最后，“暗杀是否政治上有效之手段？何种政制之下可以不致有暗杀之事？”不久就有读者致书杂志编者（载《国文杂志》第二卷第四期），指出“‘了事’、‘不了事’本为宋代成语”，原文中语带双关，“一方面固然指刺秦不成为不了事”，“同时也等于说‘这个爱国军人还不应该杀吗！’闻者皆笑，因为这话表面上骂施全，而实际上却把秦桧骂得入骨三分，无话可辩”。吕叔湘在结集之际尚未及采录其说，待重印时就从善如流，在《三版跋》中大段摘钞来信作为补正。这位读者的态度无疑是同情施全而憎恶秦桧的，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南宋以来舆论的主要倾向。但仔细玩味讨论中的措辞，似乎并没有如此爱憎分明，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以供商榷研讨。事实上确实有人并不认同早有定谳的评价，吕思勉在早年所撰《关岳合传》（中华书局，1916年）中就强调，秦桧“不惟非奸臣，且为靖康末之劳臣，建炎时之忠臣”，应该“但责其公罪，而不诬及其私德”（见该书第十一章《秦桧》）。尔后在《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中仍然持同样的主张，以为“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并钩稽排比相关史料详加分析，认为“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见该书第三篇第一章第二节《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吕著在当时多次重印，发行量极大。而吕叔湘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曾担任过苏州中学图书馆馆长，亲力亲为撰写过不少书评，应该也留意过自己本家的这些专为中学生撰著，甚至直接利用中学授课讲义增补而成的论著。他本人后来还专门考释过秦桧将岳飞等人定罪时所说的“莫须有”一词（收入《语文杂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强调其意即“恐怕有”，带有测度疑问的意味，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语气专断蛮横的“不须有”或“必须有”。语意理解的细微差异，大概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对相关人事的评判。而此事归根到底，就像吕思勉后来所感慨的那样，“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转引自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设置禁区，惟有提供自由平等的研讨空间，才能不断深入复杂隐微的历史。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由于选材精当，注释确切，讨论的内容也颇能益人心智，所以《笔记文选读》问世之后大受欢迎，文光书店在短短数年中就印行过三版，此后还有其他出版社在删去部分内容之后改版刊行。吕叔湘晚年对这部耗费过不少心力的小书依然情有独钟，又交付语文出版社在1992年再次付梓，不仅依据新见资料予以修订，如《梦溪笔谈》部分“重印时参考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大德刊本、中华书局排印胡道静校注本”，《武林旧事》部分“重印时参考中华书局校点本”；还恢复了此前被删略的一些内容，因而在《重印题记》中指出，这一次“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遗憾的是，新版中并没有收入叶圣陶的序言，不便于读者了解其当年撰著和出版的背景。不过在其身后编辑的《吕叔湘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所收《笔记文选读》就以新版为准，毫无疑问已将此视为定本。

《笔记文选读》，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吕叔湘在《重印题记》中回顾了先前刊印时的波折：“五十年代以后曾经先后由新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过，他们互相授受，然后给我通知。在屡次重印过程中，篇目有所删减，注释之后的‘讨论’则一概削去。既成事实，我也无可奈何。”对出版社未经许可就擅作主张，显然有些耿耿于怀。然而，兴许是时间隔得太久，记忆不免偶有舛误。比如所谓的“新文艺出版社”，其实应该是“古典文学出版社”。该社在1955年曾征求他的意见，率先重印过此书，为此他还另外撰有新序一篇（新版中也未收入）。而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先后刊行此书只是利用原有纸型重印或是依照旧版修订重排，严格来说并不能算不同出版社之间的私相授受。《重印题记》中又称：“现在重印，所删六篇，恢复了三篇。”也与事实不符而容易引起误解。此前数次重印时被删去的篇目数量并不相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仅删除三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相沿未改，而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中则多达八篇。好在此类细节无伤大雅，可以暂置勿论。倒是那些篇目究竟为什么会遭到删略，其内容和价值究竟如何，还是值得略作探究分析的。

最初被古典文学出版社删除的三篇为《梦溪笔谈》的“以券招夷”条，《岭外代答》的“海外黎蛮”和“款塞”两条；在此基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剔除了《梦溪笔谈》的“地图”条，《鸡肋编》的“俚语见事”条，以及《岭外代答》的“钦州博易场”“蛮刀”“蛮马”诸条。究其内容，绝大多数都涉及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有一些则提到与高丽、交阯等周边国家的外交、贸易关系。原著作者受到“夷夏大防”观念的影响，在文中或轻慢地斥之为“蛮夷”，或流露出居高临下的骄纵姿态。在新时代和新局势下，这些地方势必让出版者担心会有所违碍，而不得不防患于未然，以免无端惹是生非。即便是语文出版社的新版，也仅恢复了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删去的那五篇。看来虽已今非昔比，可吕叔湘本人也不免心存顾虑。实际上，原作者的立场并不代表选注者的意见。早年留学英伦攻读人类学的吕叔湘，此前曾翻译过美国人类学家路威的《文明与野蛮》（生活书店，1935年），在《译者序》中尤为推崇此书“以破除‘文明人’之自大狂为主旨”，“对于自命为天之骄子的白种人，特别是他们里头的种族主义者，抨击不遗余力”，不难推知他对“夷夏”观念的态度。在选注这些笔记时，他也时常注意引导读者，讨论“海外黎蛮”条时，就指出作者记录黎族人歃血、斫石、折箭等习俗，“凡此诸事，在科学昌明之今日，皆可谓为迷信”，“然人为理性之动物，初民亦无绝无理智者，特应用乖方，终遭弃斥耳”，“吾人不得以其为‘迷信’而遂不推究其思考之过程也”，绝无丝毫歧视偏见。有些注释迄今仍然颇有参考价值，如“款塞”条所记多为瑶族人口头俗语，其中提到“男行把棒，女行把麻”，吕叔湘便指出：“‘男行’即‘男子们’之意，‘女行’同。‘把棒’或是指邻里守望，‘把麻’当是谓纺织女红。”要言不烦而能释疑解惑。而多年之后问世的杨武泉《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对此却阙而未注。杨氏在《周去非与〈岭外代答〉——校注前言》中声称，“此书之校注，自宋以来，尚未之前闻”，“故对于这样一部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校定其文字，诠释其词语，疏通其内容，指明其失误，以服务于读者，在当今整理古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新时代，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所言极是，但全书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多有阙略，看来也并不知道吕叔湘选注过此书。日后若能再做修订增补，似乎可以采摭一下《笔记文选读》。杨氏在《校注凡例》中还提到，“原书对一些少数民族族称有污辱性之文字偏旁者，依现代情况改正之”，或许和先前出版社删汰《笔记文选读》部分篇目一样，有着迫不得已的苦衷，这样做虽然情有可原，终究并不符合“整理古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基本规范。至于《笔记文选读》，尽管新版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可日后改版重印时，倘若能将被删略的其余三篇，以及叶圣陶1943年所撰序言、吕叔湘1955年所作新序等，悉数蒐辑起来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参酌，则不仅可以由此略窥世事的递嬗迁变，更不至于令前辈学人付出的艰辛徒劳枉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