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金”与“铁”结盟背后的……帝国梦

弗里茨·斯特恩的《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王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书”（big book）。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中文版有近九百页的篇幅，也不仅仅是因为作者从数千件被尘封的档案文件中拼接、还原了一幅复杂、生动的历史图像，而是因为，它从个人关系与际遇之中，挖掘出一个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极为丰富、宏大，却又被遮蔽、被遗忘的世界。本书讲述十九世纪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与金融家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关于他们的相遇、关系和对德意志帝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所发生的影响，还有个人的信念、利益、情感和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印记，以及普鲁士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政治、经济中的成功与失败。历史学家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的故事，展现权力与金钱、资本主义新世界与容克贵族旧世界、普鲁士与欧洲、战争与和平、专制与自由、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真相。作者要揭示的是，在“金”与“铁”结盟背后的帝国之梦如何把德国引向灾难的深渊。

似乎是担心有多少读者能有耐心从头到尾看完这部巨著，书前的“导读：焦虑的联盟”（许知远撰）的确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导读文本，可以使读者很快掌握该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我有点惊讶于“导读”以布莱希罗德的私生活丑闻作为引子，但是当作者说到，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丑闻更能表现出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说“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既羞愧又懊恼。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生的伤口”，我想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作者的意图：在反犹主义和对自由经济的敌视中，道德的污名化永远是政治迫害最有力的拍档；在布莱希罗德个人的懊恼与焦虑之上，傲慢地飞翔着德意志帝国的压抑与迫害之神。这样的引子或许可以使读者马上进入那种充满紧张感和焦虑感的时代氛围，并且感受到存在于个体压抑中的政治与道德冲突。

可能是因为我时有思考的是中国二十世纪史上的官商关系问题，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该书虽然讲的是政治家与金融家的关系故事，但是与二十世纪普遍出现的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体制化的“政商关系”不同。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主要还是个体性的官商关系，更多地是作为个体的新兴资本家与容克贵族官僚的利益合作，尚未发展为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机制之下稳定运作的利益共同体。二十世纪的“政商化”是公开的政治经济活动之下的政商利益结合，既具有制度化、常规化的稳定性特征，也需要有潜规则的协调，主要的危害是在发展公共利益（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挽救国家利权等）的合法性外衣下牟取暴利，而获利者更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作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进入十九世纪普鲁士的“政商”故事。

虽然说至今为止已经有至少七千部研究俾斯麦的作品出版，但是斯特恩这部著作从俾斯麦与金融家的关系这一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位“铁血宰相”，仍然具有独特的意义。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1848年革命对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激荡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影响，使他有了更清晰的自我意识，并助长了他的热情与野心，憧憬着自己在政治戏剧中迎来巅峰时刻（38-39页）。这种“青春叙事”比较容易使读者产生“成长认同”，尤其是那些也经历过各种青春期的革命骚动的读者。

但是斯特恩犀利的目光很快剥开了他的原形：像很多统治者一样，俾斯麦也喜欢给自己戴上某种面具，让权力看起来更加睿智、坚强、威严和神秘，即便他的内心世界并不真有多么复杂，至少也要让世人觉得胸怀大计、莫测高深。当然，他本身也有打破常规的自信、唯我独尊的意志以及百折不挠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鄙视理论和情感的现实主义者，“正是务实天性使他欣赏那位利益超越国界但目标专一的银行家”（51页）。

像其他许多容克贵族一样，俾斯麦在青年时期也曾欠债，他父亲和他自己的债务使他必须退出官场，并自己打理负债累累的祖产。因此他对金钱的态度极为务实，承认“参与政治事务的最重要的合法条件”是财产（144页）。对1866年俾斯麦取得的全面胜利，作者的简短评论同样发人深思：“一位代表黩武君主的保守政客让欧洲腹地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欧洲的中心，一个专制而过时的政府同时掌握如此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下一个对德国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是1945年——在帝国的残骸中，普鲁士将被彻底毁灭。”（124页）

在熬过了长期的失意之后，俾斯麦猛然抓住历史机遇所赐予的权力之柄，以统一和强权政治缔造了一个新的帝国，随后以打败法国为标志，实现了称霸欧洲大陆的“强国梦”。在这一系列早已被高度神化的帝国伟业背后，斯特恩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惜一切手段都要达到目的的政治强人是如何炼成的——他赌徒般的心理和对外扩张的狂热，都与他对获取权力与财富的本能相一致。俾斯麦要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尤其是他的对外扩张的帝国路线需要花很多的钱，“这个真理对他不言自明，却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完全忽视”。因此，俾斯麦决心越过宪法与法律的约束，运用权力尽其所能地筹钱，因此他必须向所有能够利用的财源挖掘，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故事由此而展开。

十九世纪中叶，像布莱希罗德这样的犹太人资本家把自己创造财富的商业才能与掌握普鲁士政治发展的权力捆绑在一起，这是一幅富有时代象征意义的图景：资本主义新世界的扩张总是要为时代政治服务，在获取财富与提升社会地位的巨大机遇面前，个人的信念与才能固然要经受巨大的考验，而欧洲秩序的变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重大时代课题，也正是借助于财富与权力的逻辑发展而获得形象与深刻的表述。正如作者所言，“布莱希罗德明白，自己和犹太人同胞的福祉与他们同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在他身上体现出“三种忠诚”——对普鲁士国王的忠诚、对犹太人同胞的忠诚和对资本家家族的忠诚。但是时代将使这些忠诚面临考验：“十九世纪60年代初，这三种忠诚仍能和谐共处，但普鲁士和欧洲的逆流让它们面临撕裂的危险。”（45页）的确，读完这部著作之后，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金融家在权贵面前的卑躬屈膝，他的“忠诚”似乎是无需怀疑的。这与我们在后来的历史和现实中所看到的那种与任何意义上的“忠诚”都毫不沾边的官商相比，毕竟还是有高下之别。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布莱希罗德不仅为俾斯麦提供资金，也帮助俾斯麦加深对经济力量和运作的理解；同时，他也为俾斯麦传递有参考价值的消息，并帮助俾斯麦把信息传递出去，甚至成为俾斯麦沟通法国皇帝或普鲁士议会中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议员的桥梁。“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以此前无人理解的方式帮助俾斯麦——这反映了俾斯麦毫不顾忌地探索和利用一切通往成功的手段。取得胜利后，布莱希罗德被允许分享部分果实。”（125页）说白了，两人都觊觎对方所拥有的东西：金钱，或是权势地位。他们的合作有着时代象征意义：“象征当时德国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重组。……俾斯麦为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保留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143页）或许会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与政治权贵的交往中，布莱希罗德以他提供的帮助、建议和财务救赎（并非今天所理解的行贿）而使所谓政治精英不得不在他面前摘下虚伪的面具，在利益冲动面前再也难以扮演圣人，很难说这究竟是对老贵族及其意识形态的道德嘲弄，还是对新兴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一种赎买。

成为俾斯麦的银行家和亲信对提升布莱希罗德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自然是无价的，而他也从这种密切关系中获得了实际的利益——他可以通过这种关系了解重大事件的最新进展，“比竞争者早几小时或几天知道市场的可能风向”（155-156页）。在目前看到的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的最早一封信，就是感谢俾斯麦向他提供即将发行俄国债券的信息。很快他们的关系变成互利的，“通过向俾斯麦传递消息，布莱希罗德也不断从前者那里套取消息。对他而言，了解欧洲舞台上最具影响力角色的想法或倾向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两人对彼此关系中的这一面毫不讳言”。如果在今天，这种互利关系无疑就是廉政公署或中纪委要狠狠查处的大案、要案。 但是，“权力必须绝对与利益脱钩，公共和私人利益应该泾渭分明，因为后者可能影响前者——俾斯麦和十九世纪的伟人们可没有这种想法。……权力无疑应该得到尊敬和效忠，如果这些有利可图就更好了。利益不会威胁他们的诚实，贫穷也不是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应有回报”（155页）。这就是十九世纪的“官商”关系的历史语境。

布莱希罗德的确爬上了一个商人所能期待的那种荣耀高峰：他可以染指的权力渠道、关系网络几乎无处不在，他可以让世人关注与瞩目的收藏品不是古董文物，而是最新的爆料与仅可意会的秘闻；他充沛的精力表现在真正的日理万机，不停会见各国权贵、各界精英的同时，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乐于听闻的谈资；“他经营多重买卖，同时是利润和权力的掮客。”（253页）其实，令他最能感受到成功的愉悦的，不仅是拥有财富、高端朋友和跨界影响力，而且是生活在权力核心圈子中的那种真实感。比如1871年初在凡尔赛宫的日子，布莱希罗德经常与俾斯麦一起用餐、交谈，觐见新皇帝和皇储，会见南德意志的大臣……。身处权贵社会的核心地带，可以自由享受随员的特权，没有什么比这种感受更能让商人布莱希罗德感到春风得意。问题是，作者似乎有点疑虑地问：”他显然对自己的重要角色颇为得意——也许过于明显了。……如果他意识到身边充满敌意．他会更加谦虚、更少自夸吗？或者他是否感受到（也许是无意识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做出什么贡献和奉献什么礼物，无论多么低调，他都将是恶意玩笑中的笑柄？”（222页）

在与俾斯麦和帝国王朝的关系中， “终其一生，布莱希罗德都在为那个苛刻的王朝服务。正是通过那种服务，他学会了热情但绝不过分屈膝的效劳和忠诚，这将成为他与俾斯麦关系的特征”（44页）。在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的信中，他“总是兼有坦诚与谄媚，实质内容与空话——印证这种日益亲密的关系和相互关心”。（157页）作者对布莱希罗德的身份焦虑有很深的体会：“犹太人身份让他永远易受攻击。事实上，他越成功，不确定性和受到的攻击就越多。……他越是深入那个世界，就越是意识到自己缺乏那个社会最为推崇的传统和特质。犹太人身份界定了他的人生——远比容克身份对俾斯麦人生的影响更大。”他把这种焦虑称之为“融合的痛苦。”（34页）这是一种力图成为“自己人”的身份焦虑，其心理特征是总也摆脱不了“原罪”意识，无论如何真诚地“洗心革面”或“脱胎换骨”，也无论如何在某种时势中倍受重用或待如上宾，“需要”和“利用”的心理阴影永远存在。在这种焦虑意识的笼罩下，在日常的交往关系中还会时常泛起屈辱感，仿佛随时有另一个自我在窥视和嘲弄着自己。无论他的外表如何风光无限，内心的痛苦与焦虑始终挥之不去——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他们的“自己人”，如果他在九泉之下知道，俾斯麦在他生前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是否会为自己的清醒认识得到印证而感到一丝扭曲的安慰呢？

对我们来说，应该特别关注的，是以布莱希罗德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在从普鲁士发展到德意志帝国过程中的认知水平、政治立场及其变化过程，这是研究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呼吁德意志的统一和自由，“统一和自由是战斗口号，自由通常代表对宪政法治国家（而非议会主权）的期望，它将保护公民免受各种国家专制行为之苦”（47页）。但是，普鲁士王朝的权力政治却不会按照中产阶级的意愿来规划自己的德意志“强国梦”。威廉国王要建设强大的、绝对听从自己命令的常备军，要强化军国主义，而中产阶级的自由派议员不但要维护国民军的地位，而且“他们正确地觉察到，国王的计划将让普鲁士变成比现在更专制的国家”（48页）。

因此，冲突是必然的。国王要坚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但是在1862年普鲁士议会的新一轮选举中，自由派取得绝对胜利，马上否决了国王对军事改革的拨款计划，坚持自己的预算权利不可侵犯。俾斯麦当上普鲁士政府首相和外交大臣之后，面对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僵局，决心推行强硬路线。“到了1863年春天，俾斯麦已经确立实质上的独裁。他无视议会，骚扰自由出版物，并寻求清洗官僚队伍；他向友人吐露心声，认为也许必须完全抛弃宪法。”（61页）在这种局势之下，作为商人的布莱希罗德的看法是比较客观和清醒的，他认为普鲁士的政治会变得越来越糟，政府既无视议会又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当时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自由派也发出激烈的言论，一位学者和政论家在给朋友的信中认为自由派过于温顺了，“必须让鄙视宪法、法律和理性的人发抖”（62页）。但是布莱希罗德清醒地看到，尽管“很大一部分民众站在议会这边，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慎重的人觉得议会走得太远”。而自由派领袖维克多·冯·翁鲁对中产阶级的批评更为尖锐：“富裕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如果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公民缺乏政治神经和坚定立场，那么显然政治压迫将不断加强，直至下层阶级揭竿而起。”（63页）

但是，布莱希罗德作为商人的务实与精明使他不相信抽象原则在政治斗争中会起什么作用，在他看来政治就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国王的倾向及其谋士的阴谋，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希望政府与议会的冲突能够和平解决。（64页）而且从经济目标上看，中产阶级与俾斯麦也有对于经济繁荣的同样要求，区别只是在于“俾斯麦把普鲁士的繁荣视作权力工具，布莱希罗德则把它当成目的本身”（64页）。

在布莱希罗德声名愈发显赫、地位不断上升的背后，实质上是帝国时期的金融资本对威权政治和经济生产的决策拥有更大的控制性影响，同时也是以金融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领域，迅速占据经济生活核心舞台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九章“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可以发现这就是全书的政治经济学纲领，是对“金与铁”最集中的理论批判。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新帝国是一块强大的权力磐石，其实布满了越来越宽的裂缝，必然会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与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在我看来，最大的裂缝就是“俾斯麦曾试图为这个四不像社会准备四不像的宪法”，而他的成功又过早被神化，转型中的德国社会根本没有做好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备。因而俾斯麦只能在内心感到沮丧和绝望的同时，“仍然紧抓权力，摧毁对手，他的领导风格加剧了各种政治冲突”（251页）。他的治国方针是更加残酷无情地镇压国内反对派，不惜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在另一方面，帝国成立后最初三年的经济繁荣引致了举国上下的投机热潮，“德国的精英们突然从对经济的倦怠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中惊醒，前所未有地受到经济机会的教育”（257页）。投机心态使崩溃很快到来，布莱希罗德以他的精明和谨慎使损失相对较小，但是国内舆论却从道德的角度批判自由经济主义，保守派强烈要求政府改变自由经济政策。在这场批判中，布莱希罗德被视为在俾斯麦的纵容下的犹太奸商，要为被摧毁的国家经济负责。

虽然俾斯麦没有抛弃布莱希罗德，但是德国经济的新方案却标志着德国放弃短暂的自由主义道路。“……德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自由派对国家的怀疑。统一为专制政府做了辩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繁荣、破产和腐败很快被解读为对自由派的道德审判。利益集团嚷着要求‘国家’保护……俾斯麦开始相信，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将先发制人，遏制革命性或民主性的社会主义。”（291页）这是弗里茨·斯特恩的毕生研究主题：从俾斯麦的新德意志帝国到纳粹帝国之间，有着强烈的连续性；在他看来，俾斯麦的方案就是二十世纪灾难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