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贺江枫：阎锡山投敌箭在弦上，却因故戛然而止

1940年2月，在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请其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阎锡山面对日伪诱和，非但未曾拒绝，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从此日阎双方围绕合作等问题展开多次谈判与交涉，并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因该项诱和工作最初由阎宜亭从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父，并且阎锡山又字伯川，故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将之代号定为“对伯工作”。

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一度成功在望，乃至蒋介石亦曾判定阎锡山通敌已无可挽回，“阎锡山降敌谋叛，其已公认不讳，现惟待其揭开而已。”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及各方势力的博弈，阎锡山的态度逐渐犹疑不决。1942年5月18日，日本内阁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终止“对伯工作”，“废除一切协定等，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其间内幕可谓纷繁复杂、变化无常，局中人往往因视野所限，难窥真相。

诱降：阎锡山与日本合作的初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太原沦陷，山西境内除日军占领部分区域外，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均控制部分区域，但各部仍旧能够相安无事。至1939年，阎锡山逐渐认识到中共在新军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突然决定发动“晋西事变”，然而此举非但未能夺回新军控制权，反却刺激新军公开倒向中共。阎锡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身力量因“晋西事变”损失巨大，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十二万余名新军在牺盟会策动下全面倒向中共，晋绥军所剩无几，“虽尚号称有四个集团军，现有实数仅有四万余人”，主要集中于晋西南一带，其实力与影响不可与战前同日而语。

蒋介石对阎、共冲突并非无动于衷。1939年12月山西新旧两军冲突初始，蒋即致电卫立煌，要求中央军对阎施以援手。但蒋介石派兵助阎，其目的在于维持山西现状，避免晋绥军在中共压力之下难以为继。但阎锡山对中央政府之期许，则远不止此。5月19日阎锡山电蒋，呼吁中央强力制裁中共，蒋介石受制于国内外环境，尚难与中共公开决裂，阎锡山希望中央代其剿共的计划自然难以实现。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山西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濬赴渝向国民政府请求援助。邱仰濬等奔赴重庆后，迅即向中央政府提出规模庞大的整军计划，5月28日，阎请邱仰濬向中央明言：“晋绥军欲在敌共围攻之下存在，非中央切实补充不可。”蒋介石对晋系的军政援助，重在实现山西的军政统一。交涉数月，因双方立场歧异，无果而终，反而促使山西离心倾向更加严重，无怪乎徐永昌感叹“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国家越吃亏；阎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亏”。

1940年6月19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向朱家骅密报：“晋近对经济及政治均感无法解决，晋钞信用已难维持，能行使职权县份仅十六县，故苦闷异常，人心涣散，干部多思他去。”判断阎锡山与汪伪或将同流合污。果不其然，随着阎锡山与国民政府在晋钞整理与军地关系等问题上冲突日烈，阎锡山对日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与日本秘密联络，试图火中取栗，获取日本的军事经济援助，直至走向通敌的深渊。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实系一个并无坚定主宰，看环境变迁，随时应付，不问办法，不问真实理论的人”。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恶化，阎开始突破民族主义底线，“企图依靠日军侵华力量，保持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1940年11月阎锡山向赵承绶坦言：“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日本清晰窥知阎锡山的现实困境，逐渐加强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待1940年初日本通过阎宜亭与阎锡山建立联系后，“日寇又派特务头子大矢亲自到吉县克难坡和阎锡山交换意见，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彼此合作，消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八路军和决死队，并且实行物资交换，互通有无。”

1940年6月，日军为引诱阎锡山尽快投敌，“即先将灵石境内之双池镇据点，交给晋绥军驻防；由骑一军速派一部分兵力连夜出发，以佯攻的形式占领双池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中隆吉表示“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阎日谈判持续进行。

1940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前往孝义县白壁关与日方商谈具体援助事宜，赵承绶在向日方传达阎锡山的合作原则“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同时，“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30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日方虽口头答应，实际上“主要是试探一下阎锡山的真正意图，所以没提什么具体条件”。1940年11月白壁关会谈后，因负责对伯工作的田中隆吉调回东京出任兵务局局长，改由楠山秀吉担任第一军参谋长，对伯工作因第一军参谋长的更迭渐趋停顿。

1941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赴太原，协调对伯工作，并向阎示意“汪方面表示将阎任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如情况许可也可以将主席之职转让给阎”，“对汪的这一积极态度，阎采取慎重态度，而表示不敢要求中央职位”，阎更在意山西的权益，“问是否任他为山西省主席、是否将我军所管理工厂归还给他等。”

恰巧1941年4月13日日苏签订中立条约，日军“南进或西进的可能性则因之急剧增长。日军如果南进，将切断重庆政府经东南亚的出海通道，封闭国际交通，如果西进，则将直接加重抗战压力”。阎锡山的抗战信心随之动摇，1941年4月阎锡山手令所部各军：“世界变局很大，第二战区亦应在半年内要有突变，并将派贾景德等到渝再办增加饷款交涉，如能照准，则阎能维持，其组织或可消弭突变。”晋绥军内部也已做好通敌准备。

更为严重的是，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国军失利，直接改变了山西中央军、晋绥军、中共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阎锡山判断局势将变，“兴高采烈认为时局将有剧变”，故而“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伪则为六分之二，至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是其心理不降共则必倭伪可知。故其开战之始，则利用共党，乃为共党所弃，是后其只有投汪降伪之一途”。阎日合作不断加速。第一军为表示“诚意”，“提议日军自晋南六县、晋西七县退去，将其交还给阎氏部队，八月内孝义县已经在和平中交给王靖国部队。”阎锡山知晓接防孝义，已濒临公开投敌，但为获取孝义地区的粮食资源，意欲火中取栗。

阎锡山虽在通敌之路上越走越远，但对于公开通电投敌，仍旧难下最后决心，恰巧此时国际局势更加变幻莫测，1941年4月16日，日方提出《日美谅解案》，企图通过谈判促使美国减轻对日的经济压力，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成果，诱使重庆国民政府接受其投降条件。美国政府则企图通过在中国等问题上对日让步，以此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防止美国面临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阎锡山获悉美日谈判的情报后，判断“美国帮助中国抗战没有利益，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定要牺牲中国，帮助日本”，赌注美日和谈必定成功，“因此更积极的向日军献媚，和日军加强勾结。”

1941年9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北支派遣军代表田边胜武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阎锡山此前渴望解决的晋钞整理、扩军整编等问题，日军悉数承诺予以援助。日本陆军中央当即致电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希望在华日军能够利用此次对伯工作的成果，引导更多地方实力派投靠日军，“达到令抗日阵营崩溃的目的。”9月12日，兴亚院决定拨款三十万日元，以便促使对伯工作成功实现。为彻底摧毁阎锡山抗战信心，10月21日岩松请苏体仁转告阎，美苏援助将永无可能。最终，10月27日，阎方代表赵承绶与日方楠山秀吉等反复磋商后，围绕9月11日《停战协定》签订实施细则，阎汪合流已在朝夕之间。即便蒋介石亦感无力挽回，1941年10月31日在本月反省录内特别强调“阎锡山降敌谋叛，其已公认不讳，现惟待其揭开而已”。

蒋介石恩威并用

阎锡山密谋通敌，1940年12月中统已截获相关情报，可是并未引起蒋之重视，待至1941年4月21日蒋介石阅悉《阎锡山致于震河函》，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日记内怒斥阎锡山“认贼作父，卖国自保”。但同时蒋仍对阎半信半疑，认为阎锡山此举“是否故放空气，而希望增饷或为其他”。为防形势突变，4月21日蒋致电胡宗南，请胡转告正在西安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何应钦，命令中央军注意防范晋绥军异动，同时避免过激行动，“可电阎与之寒暄，不必因此稍着痕迹也。”此后蒋介石一直试图安抚阎锡山，避免其铤而走险。

1941年10月，局势突然恶化，26日邱仰濬向蒋介石出示阎锡山密电三封。先是9月12日文电表示“生甫（李广和，字生甫）奉办事，勉强进行已有头绪，希酌量转陈，只要与国家有益，我不惜一切牺牲”；10月7日阳电又言“此事业经做成，且与国有利，原议财部以了省钞名义为我补助六千万作军费，补充枪两万枝，届时并协助十万人。某办成局部后，正进行全面已向根本地去矣，总之此事牺牲是我，成就是国”；10月11日真电更是惟妙惟肖：“此事只我与次陇知之，绝不再使任何人知，成功归国，牺牲归我，至为何表示可获安心，希酌量表示。”蒋介石“认为突兀而不可解”，请徐永昌告知邱仰濬，“委员长决未令李某办任何事”。李广和1939年由戴笠派往天津从事谍报工作，但李广和“不过戴科长手下一普通侦探”。客观而言，李广和与日伪接触，非但未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的指示，亦未参与对伯工作的核心机密。阎锡山实欲借李广和之名，营造通敌系中央授意的假象。

1941年10月27日，蒋介石“令阎之代表再电阎规戒”。徐永昌当日两电阎锡山，首电详述投敌百害而无一利：“委座召徐部长说，我没有教李某办任何事，他办这事是不是替敌人做工作。阎先生千万不要听他的话。敌人是计划要灭亡中国的。牺牲了阎先生。如何能于国家有利。阎先生千万不要受了汉奸的骗。做下去一定要受他们的害。故必反对到底。”次电反复申述且不可因反共而降日：“如用外力，消灭异党，使他们更有话说，反教他变成革命者，这是促成异党的成功。因为我们变成革命的对象，结果给了他有利的机会，太不上算，而且做不成。”10月30日，阎锡山电复蒋介石，巧言令色，为己辩护，蒋介石阅后，怒斥“亏他解释”！

日军为防止中央军对阎锡山通敌形成钳制，1941年10月决定“向黄河东岸地区狮家滩一带进军，压抑向山西军背后逼近的中央军威胁，给山西军予以完全的保障”。阎锡山与日军合作，计划阻止中央军东渡。蒋介石获悉后，判定阎必降日，决定采取强硬措施，逼其回头是岸，“凡狡狯百出、首鼠两端、狐疑不决、变乱无常者，当其判迹而显而未发表之时，只有利用其犹豫莫定、利害交战之际而以压力为重，使其知害而退也。”11月10日，蒋命令已东渡河东晋西小船窝之第六十一师“在原地固守，明白监视河东阎部之行动”。同时，蒋决定派贾景德赴克难坡，对阎锡山做最后的劝说。蒋介石在贾景德临行前，特别强调“阎先生果附敌，中央即讨之，虽亲弟兄，不能为讳也”。

国际局势的变化显然超乎阎锡山的预料，1941年11月23日，美日谈判破裂，阎此前对中国抗战必败的判断完全错误。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此事或有转机，“如时局好转，或可化为乌有也。”11月24日，赶赴克难坡的贾景德向蒋汇报：“阎长官憬然大悟，深觉受孩辈之愚弄。”阎锡山表示“决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追随钧座抗战到底，决不为国家惹是非，使钧座无词以对中外人，已设法将赵承绶调回”。12月6日，阎锡山电告贾景德，“赵承绶已于东日（1日）回孝义防次，稍事布置，南返克难坡。”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苦撑待变的战略终获成功，孙科在12月8日获悉消息后，兴奋地表示“日已启衅，必不能支，民族主义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12月8日贾景德致电蒋介石，告知赴克难坡劝阎停止投敌，“虽徼幸如临别之戏言，牛刀一试，迎刃而解。”

1942年1月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示意不计前嫌、共济时艰。1942年1月4日，阎锡山向蒋介石表示日美开战殊出意外，誓言追随蒋介石抗战到底。对伯工作此后虽然仍旧持续推进，但是阎锡山公开投敌的可能性已急剧减少。历史仿若开了一个诙谐的玩笑，阎锡山投敌本已箭在弦上，却因美日决裂而发生戏剧性转变，使其公开投敌戛然而止。

虎头蛇尾：对伯工作的结局

对伯工作的成功毫无疑问将对策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倒向日军，产生难以估量的示范影响，进而达到加速重庆国民政府崩溃的目的。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松义雄指示第一军所部加速推进对伯工作，然而阎锡山在日美决裂后，明白日本与美国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日本战败已属必然，而此时日军许诺的巨额军事、经济援助，双方交涉累日，又迟迟难以兑现，阎对日态度迅速发生变化。

根据《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在双方缔结停战协定后的第一阶段，日军答应向晋绥军提供数额庞大的军事经济援助。事实上，日军深陷战争泥潭，根本无力向阎提供如此规模庞大的援助。1941年9月12日，日本兴亚院会议通过《关于阎工作所要经费支出的文件》，决定将援助阎锡山的借款限制在三千万日元以内，“尔后所要经费支付再研究”，远非协定所言五千万日元。即便如此，该项计划迟迟未予实施，横滨正金银行、华北方面军与汪伪政府围绕债务人等问题分歧较大，彼此互相拖延推诿。至于日军承诺归还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更是无从实现。

日军当然知悉阎锡山谋求与日合作，重在获取军事经济援助，随着阎锡山的态度犹疑，日军被迫向阎表示军事经济援助可有条件的部分实现。1942年1月6日，第一军新任参谋长花谷正致函赵承绶，希望阎锡山迅即移驻孝义或隰县，并于近日在孝义会见，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实现，日军将加大对晋绥军的援助。阎锡山认为“所要求一千二百万元以支票形式付给赵承绶”及提供十万枝小枪均未实现，“主张日方没有诚意”，拒绝与岩松孝义会晤。

日军迅即改变对伯工作的策略，试图向阎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改变对伯工作迟滞不前的局面。针对阎锡山虚与委蛇的态度，1942年1月24日，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向华北方面派遣军建议发动进攻西安洛阳的战役，“进军西安附近，击溃重庆中央军之后，对晋绥军形成包围态势”，彻底断绝阎锡山与重庆的后方联系。为促成武力逼降，日军第一军先后出动第三十七师团、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重炮兵队等部队，“采取恫吓行动，敦促阎锡山下定与日军合作的决心”，同时日军要求“各兵团分别在各自防区内开始扫荡、俘虏晋绥军”。此外，日军还实施了轻度炮击。

阎锡山在压力之下，1942年3月27日再次派赵承绶赴太原与日谈判。此时阎锡山已无意公开投敌，“日本人什么也不给咱，想叫咱脱离抗战，这不可能。你想，咱到太原去，什么也没有，他们再把力量撤到太平洋去，叫共产党直接打咱，咱力量不够，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咱可不能这么干。”但在日军武力进攻的压力之下，阎又必须有所妥协，4月27日，阎锡山向日方承诺与岩松义雄在安平会晤。日军颇为得意，对伯工作“能够有所进展，可喜可贺”。

阎锡山与岩松义雄安平会谈因天气原因，最终改至5月6日举行。首先“阎提议在本日会谈中磋商政治问题，尤其是防共问题，至于军费及武器问题让委员会磋商，日方表示同意”。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向阎表示希望尽早发出和平通电，如果可能就在5月内发出”，阎大体赞成，强调“随着其他条件的实行一个月后再发出”。岩松义雄希望“阎越早表明参加和平越好，阎虽然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就亚洲同盟及经济政策提出意见”。同时，阎再次提出日军援助的要求，“内容多有超过曾经约定的条件，对此岩松中将也感到意外，双方进入休息。”会谈休息期间，“阎锡山的警卫人员，在安平村外老远瞥见前面山路上来了许多驮骡马匹，误认为是日军炮兵开来（原系日寇给阎锡山驮送的枪械、款项等），大为恐惶”，“阎闻讯大惊，急忙偕同王靖国等由预先修好的小道”提前离会，安平会谈无果而终。岩松义雄恼羞成怒，决定废除1941年9月11日签订的《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同时“对晋绥军加强经济封锁”，并向阎锡山施加压力。

面对日军武力逼阎公开投敌的现实，国共两党均试图采取措施，帮助晋绥军缓冲日军压力。当1942年3月日军试图武力逼阎投降之时，中共立即意识到阎因生存面临绝境，或有投敌可能，3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命令八路军援助晋绥军，避免晋绥军在日军压力下投降，“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努力给晋绥军予以军事援助，1942年1月23日，胡宗南命令李文“在河冻期间，以一个师或二个师过河，收复师家滩及船窝，速即侦察及准备具报”。4月3日，因阎锡山向中央“电陈部署对敌及河西缺粮”，蒋特别嘱咐何应钦“为第二战区妥筹粮秣”。当5月28日“敌机袭西安，掷下很多印刷品，及阎先生与日军司令官岩松隔案握手照片，印刷品述阎已与日军合作提携，中央军人应速来参加”，蒋得知此事时，不以为意，反倒认为“果阎与之妥协，当不如此暴扬矣”。

对伯工作结束之后，阎锡山面对日军的经济封锁与武力逼迫，为谋求生存，选择要挟中央援助与谋求缓和对日关系的双重策略。安平会谈结束未久，阎锡山又试图缓和日军的敌对情绪，阎日之间并未停止接触，“有的地方日军包围山西军的形势已经完备，正在进行小规模竞争，有的地方有彼我将军联欢，呈现出实为奇妙的现象。”待至抗战胜利即将到来，“阎锡山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推移和日本实力的消长，时刻等待着光复山西的时机”，仍旧希图利用日军与中共争夺山西地区的控制权。

（本文首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四期，原题为《1940-1942年阎锡山与“对伯工作”的历史考察》，作者贺江枫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作者对原论文做了删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