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后，还有人记得范雨素吗？

《何日是读书天》

5年前，文章《我是范雨素》爆红于网络，让皮村文学小组第一次受到了广泛关注。

皮村位于北京五环外，离机场很近，每隔不久就会有飞机在低空轰鸣着飞过。本地人口只有两千多，但有三万多外来人口在此常住。

文学小组是北京工友之家在2014年组织的，那是一家致力于为打工者提供文化服务的公益组织，2005年开始扎根在皮村。工友之家的社区工会专门负责举办各种讲座、兴趣活动。

看到了小组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张慧瑜就投了简历，成了这里的第一位老师。那之后，每周有两个小时，一群热爱文学的打工者都会聚在一起，学习、讨论，不少在高校老师、作家都来给他们上过课。

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就像一阵风似的刮过，5年过去了，如今再提起皮村文学小组，不少人会有疑问，小组还存在吗？范雨素还在写吗？

一个令人宽慰的消息是，它还在。课没断过，疫情期间也会在线上上课，人员来来往往，但许多老成员这些年一直都在持续地上课和写作。

他们今年还正式出版了一本文集《劳动者的星辰》，收录了其中9位成员的14篇作品。书封上印着范雨素的一句话：“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劳动者的星辰》范雨素、郭福来等著

我们找包括范雨素在内的几位成员聊了聊，关于写作，也关于他们怎么对待生活的捶打和命运的不公。这是在当下尤为珍贵的故事，提示了一种在狂风骤雨下依然保有尊严的可能性。

01.

没有人指望过，靠文学改变命运

范雨素没觉得自己的生活因为成名而发生了什么变化，依然租住在皮村，做钟点工、看书、写作。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原来每年还能存一点钱，这几年就没有了，只是维持自给自足。”

她以前做月嫂、育儿嫂，收入高一些，但工作的时间长，为了多留点时间写作，后来她就只做钟点工了。

成名这五年多，不时会有记者来采访她，也有视频团队来拍摄，她也参加过一些文化活动，但总的来说，生活还是那样。“关注我的人都在远方，离我近的人根本不关心也不在意。”

她有一个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也是做育儿嫂的，后来回老家了，隐隐听说她出名了，在微信问她：“你怎么没干活了？你现在在搞文学赚钱吗？”

范雨素没靠“搞文学”赚到什么钱，不是没有机会，只是她想写点儿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从2011年开始，她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一直在构思和找资料，到今年，这本书终于快出版了。

她没有继续写读者期待的那种非虚构作品，因为她始终觉得，写作是为了自己。“我原来几十年一直过着一种穿隐身衣的日子，别人不在意我，我也不在意别人，出了名之后也是一样，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能发表就发表，不能发表就就拉倒。”

除了这部小说之外，她写得很少，七七八八加起来也就两三万字，“写的话，至少也要写个60分的东西出来，一件事，如果我觉得我写不出60分，那我就不写。”她花更多的时间看书，这是她一直以来的爱好。

2022年10月的皮村街道

和范雨素一样，皮村文学小组的大多数人说不上有“文学梦”，也从没指望过可以靠文学改变命运，支撑他们的，只是最纯粹和朴素的对文学的喜爱而已。

施洪丽做了十几年的月嫂。她带孩子的时候，喜欢给孩子讲故事，有位雇主问她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她说她没动过笔。又过了两年，范雨素出名了，这位雇主特意打电话告诉她，她就找到了皮村，开始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

在《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施洪丽记录下了在北京当月嫂之前的经历：在四川老家时，学习煤油灯孵蛋技术，想要创业，还没走上正轨就因为房子意外失火烧掉了致富希望；去成都打工，在一家农家乐的后厨做“墩子”（配菜）；在火车北站擦鞋；做小时工和保姆；开家政公司……

虽然将近五十岁才真正开始动笔写作，但施洪丽一直喜欢看书。从中外名著到网络小说，她什么都看。“喜欢看书写作跟喜欢打麻将，带来的精神快感上可能没什么差别。”她不觉得这是需要用意志力来坚持的事。

李文丽绘制的施洪丽 来源：文景

郭福来是皮村文学小组的老成员。为了增加家庭收入，2015年，四十多岁的郭福来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落脚皮村，做布展工人。家里还有八亩地，他农忙时再回家帮忙。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在家时，也会写些诗歌、散文，发表过。他性格内向，不抽烟也不喝酒，很少和别人聚在一起聊天，闲时自己坐在一间屋子里看书，就觉得很充实。

刚到皮村时，他问一起干活的工友附近有没有图书馆，工友介绍他来了“工友之家”，书可以免费借阅，他下班后就总来。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付秋云告诉了他文学小组的存在，那之后，每个周六，只要没有工作，他就会来上课，一直到现在。

02.

生活意味着，

以完整的自己去做点儿想做的事

“我觉得，我每天忙忙碌碌地赚钱叫生存，写点儿东西叫生活。”范雨素这样解释写作对她的意义。

生存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工具使用，“我是机器人来干活”。她也会把雇主想成是机器人，这是她给自己的平等，“我给你干完活，你给我钱”。

她早年接受采访时讲述过在工作中尊严受挫的经历，“有时候跟雇主去亲戚家里吃饭，等到你吃饭的时候，雇主的亲戚给你拿出一双一次性筷子。这种时候我就会有被刺痛的感觉。”

有关于机器人的假设，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先于雇主封存起灵魂和尊严，在受伤之前就做好准备。

这种被轻视的感受，施洪丽也常常会有，所以相比起钟点工、保姆，她更喜欢月嫂的工作，即便那是最累的，但是更容易得到雇主的尊重和信任。

《何日是读书天》

生存是不得已的，而生活则意味着，以完整的自己去做点儿想做的事。他们走向了文学。

范雨素从小就看了各种各样的小说，陪着主人公们经历了无数段人生，再好或者再苦的事都感受过了，所以后来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她都觉得是正常的。很多人看了《我是范雨素》之后，觉得她可怜，她对此感到很奇怪，“小说里那么多人，不都比我可怜吗？”

“看得太多了，就觉得生命本就是这样，忍过去就好了。你可能会说，忍过去，人不就成奴才了吗？文学是不是把我教坏了？实际上不是的，不公平的事情被写出来，被表达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接受生活里的苦，并不代表着麻木。“就算把我当机器人，但他会知道，这个机器人原来是会表达的机器人”。

在范雨素看来，“文学既是生活的矛，也是生活的盾。作为盾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文学是生活的避难所，文学里也有各种各样应对生活的方式，都是可以被举起的矛。”她做保姆的时候，有一次被人打了，在这行是很常见的事，她选择了去打官司，虽然最后没得到什么，但是她像书里的人一样，尝试反抗了。

《何日是读书天》

把生活里的事情写下来，也是一个心理上的脱敏过程，写出来了，就不难受了。郭福来也有类似的感受，如果一段时间不看书或者不写东西，就好像有东西压在心里似的，写出来，就会一下轻松很多。完成之后再仔细读一读，整个人都舒畅了起来。

作家梁鸿在谈到翻译海德格尔的工人陈直时曾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在试图冲破自身，在生活范围之外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韧性的东西。”

但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人们来说，追求的也许并非超越性，而是完整性。在阅读和写作中，他们得以从工具还原成人，修补和保全自己。

03.

在无法反抗的命运面前，救自己

对于写作，施洪丽的想法不止停留在个人层面——“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声音了，我们被淹没了，生活没有人知道了，要记录下自己的故事”。这是她在文学小组里想通的事，以前她总觉得自己的所感所想不过是鸡毛蒜皮，不值得写。

后来她看到一句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觉得很好，就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文学小组里，除了谈论文学，她开始学着思考，“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是现在这样”。

《何日是读书天》

她过得很辛苦。丈夫从结婚时身体就不好，干不了体力活，整个家庭一直靠她支撑。两年前她得了大病，做了手术，在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到了北京，为了挣钱。

和挣钱一样急迫的是，她想写一部介于非虚构和小说之间的长篇作品。

“本来想着50岁的时候再动笔，那时候女儿可能结婚了，先生可能也死了，我也没什么经济负担了。谁知道还没到50岁就大病缠身，先生也没死，女儿也没结婚。”

施洪丽有一个同村的好朋友，因为家庭原因在初二就被迫辍学了，但一直想当一个乡村作家，经济那么困难，还会订购《作家摇篮》《写作》这样的期刊。因为施洪丽在高中时也结婚离开了家，两人就断了联系。等施洪丽再回村，发现她已经没再写了。再后来，就听说她自杀了。

“90年代的时候，村里自杀的人很多，自杀的原因也很多，我舅舅、舅妈，我邻居的老公，同学的老公……他们都是自杀的。但是我总在想，她为什么会自杀？”

这件事一直压在施洪丽的心里，她想写写家乡的村子里面几个女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什么命运会是这样？”为此，她花了大量的时间查资料，也写了十几万字。

《何日是读书天》

她对生活的期待很简单，能吃饭，有活干，能稍微地平等和谐，就很好了。她接受命运的一切。

现在月嫂的工作不太好找，找工作的人太多了，好多还很年轻，她年纪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就更不好找。没有活干的时候，她就查资料、写自己的小说，有活干了，就去挣钱。

“当时医生说我只能活几个月，我一开始也很悲观，但很快就不悲观了，人谁不死呢。我现在身体状态也还挺好。”她想快点儿把小说写完。

郭福来初中毕业后去参了军，从部队回来就在老家结婚生子了。家里种的地也不少，但后来肥料、农药都涨价，粮食价格始终不涨，产量也不见增加，地里的收入就慢慢变得很少了，一年的收入都不够开支，他就经人介绍来北京打工了。

刚来皮村那两年他住在厂子免费提供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一间，条件很差，在《工棚记狗》里他这样描述，“用薄薄的铁皮围个圈，上面盖个顶子。前面开个门，却没有安窗户——大概造屋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光亮吧。”

《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写的是他和工友们养流浪狗、把老鼠捉住养起来的事，他写生存境遇的艰难，也写人如何让自己更好地面对这种境遇。

李文丽绘制的书中9位成员的画像 来源：文景

不仅文中提到的三位，在皮村文学小组创作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的作品将种种不曾被注视过的生活拉到了人们眼前，其价值不只在于记录本身。

即便背负着颠簸的命运，他们也不单单是在承受生活，而同时是生活的旁观者和思考者，这将他们从被表述、被定义的群体中还原了出来。

陈丹青在《贾想》的序言里写，“永远不要等着谁来救我们，每个人应该自己救自己，从小救起来。什么叫做救自己呢？以我的理解，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读书，写好每一个句子，是皮村文学小组的他们救自己的方式，当生活的洪流滚滚而来，总得抓住点儿什么，让自己在不被冲走。不论如何被命运拍打，只要还在阅读和写作，他们就没有真正放弃自我的尊严。

幸好，“仰望星空的权利”不会被轻易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