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慧｜梦幻的惊醒与新文学的希望：陈梦家佚文考述

陈梦家（1911-1966）

自2006年起，“陈梦家著作集”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以来，相继有学人做补遗工作。据研究者称，尚有陈梦家著作、散篇文章（如未刊稿、英文论文等）、日记、书信未面世（个厂[俞国林]：《〈陈梦家著作集〉出版琐忆——纪念陈梦家先生诞辰105周年》，参见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2016年4月20日）。笔者在报刊辑获陈梦家佚文数篇，如早期的诗文、1948年的一篇讲稿等。兹将这些佚文整理出来，并略做梳理考证。

陈梦家的著作

一

陈梦家早年以作新体诗成名，他以笔名“陈漫哉”发表的新诗《可怜虫》（载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1928年1月14日第十八期），被认为是他最早发表的诗。新发现的《吴光田烈士》，载上海《时事新报·青光》1927年5月9日第十二版，署名“漫哉”。这应是他最早以“漫哉”为名发表的文章。（1934年3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第十二版刊登了程瀚章的《医药顾问栏》，其中“答陈漫哉”：“是多发性脂肪肿，无法可除。”结合赵萝蕤在《忆梦家》所说：“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据此可知，直至1934年陈梦家仍在使用“陈漫哉”这个笔名。）全文如下：

《吴光田烈士》

烈士之死，人多知之，烈士之事，人鲜记之。余与烈士同窗五年，相处日多，故能略道其事，因笔之以告青光读者。

烈士别号心光，云间世家也，美丰姿，态度温和，精书画，工音乐。读书迅速，作事敏捷，而不杂乱。未婚妻杨氏，毕业于宁一女师，任母校附小教职，朝夕过从。犹如形影。一旦永别，不知其将如何痛哭也？

其余所能忆及者，烈士架托力克眼镜，吸纸烟，喜小食，冬日则满足冻瘃，颇以为苦。体质不甚强，身躯细而不高，多病。好清游，与余同癖，故常与之月夜游后湖，鼓楼北极阁，鸡鸣寺，台城等处。烈士，余之至友也，今春余卧病白门时，烈士曾亲来探问，一声再见，已成永诀。虽然，为国牺牲，其死荣极。且闻烈士被杀于南京小营时，身受七刀而死。亦云惨矣。

兹定于五月十六号，与成律烈士在南京开追悼大会，余乃挽之曰：碧血丹心千秋业，青天白日满地红。

吴光田（1907-1927），江苏松江县人，早年就读于东吴第四高小，后进入江苏省立第三中学，肄业一年转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政治经济系。1927年3月15日，他因从事进步活动被直鲁联军逮捕，3月17日在南京小营英勇就义，被追认为烈士，松江、南京等地召开了追悼会。陈梦家于1922年7月升入东南大学附中，与吴光田同窗五载，常与之相交游，因而对其家世、爱好、性格等方面皆有所了解。1927年初春，吴光田曾探望病中的陈梦家，此次见面竟成永诀。他被杀害时，陈梦家正在上海，感于至友为国捐躯，遂写下此文，将所知烈士事迹介绍给读者。他为追悼会写有挽联，寄托哀思。1932年，陈梦家在《十六年夏前后（二）》中追忆：“有一位同学吴光田，他是一位又美又温柔的青年，就在那时候被奉军砍死。”（《北平晨报·北晨学园》1932年10月31日第四〇五号）仍对好友的早逝感到惋惜。

1927年冬，陈梦家结识了闻一多，并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新格律诗的创作，成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一个梦幻的惊醒》刊于无锡《国民导报·大众园地》1930年5月13日第四版，署名“陈漫哉”：

《一个梦幻的惊醒》

从昏沉的梦中我已经清醒，

剩一阵轻风微颤的心灵，

有一只美丽娇弱的夜莺，

她在悠悠歌唱生命的行进。

我睁开眼看这黑夜的寂静，

漫天灿烂着闪光的众星，

听夜莺悲亢凄凉地孤鸣，

颤动了我漂泊游子的初心。

我的心像平静无浪的古井，

但天上有一颗明亮小星，

无端竟向着这古井垂影，

闪烁了这永古无浪的平静。

但这正是我的不幸我不幸，

偷听了这林间孤飞夜莺，

歌音弹动了寂寞的心琴，

暮色苍茫伸现出丝丝幻影。

曾经踏碎了那冷清的园林。

听他（“他”当为“她”）叙述她身世的飘零，

月光射着她苍白的面孔，

我看见无数珍珠滚滚流动。

月下走上崎岖不平的小路，

她滑跌，娇嗔着行路闲苦，

我轻挽着她纤纤的素手。

像醉酒非醉酒地充满心头。

又在那个黄昏梧桐的旁边，

我遇见我们潇洒的女仙，

她流转神秘奇奥的媚眼，

迷醉的像升上无极的青天。

我无用但愿作负重的骆驼，

旅行在风沙万里的沙漠，

虽然寻不着清溪和水泉，

但也会有一片碧草的平原。

我忽然从迷醉的梦中惊醒，

有毒箭射满疮痍的一身，

像一名战败创伤的将士，

在旷野中等候未来的僵尸。

在雨雪飘飞的冬天我生病，

失望的悲恨刺痛我的心，

我忏悔祈祷慈悲的上帝，

为我离开古先夏娃的后裔。

我仍然平静我残余的微心，

纵然度着是漂泊与孤零，

我将锁住这古井的石门，

不愿意任何人轻易来叩问。

朋友！藏在各个微弱的心里，

有一座世界坟墓的石门，

有谁叩开这不幸的神秘，

这便将有不幸赐与这愚人。

我的朋友！你看人生的渺茫，

将没有欢乐也没有希望，

近世界充实了无数迷惘，

我在这黑夜中徘徊与彷徨。

此诗作于1929年初春的上海。全诗十三节，每节四行且字数相等，讲究音节的变化，采用了AAAA式、AABB式、ABAB式等押韵方式。诗中的“夜莺”具有象征意味，象征着美丽而娇弱的恋人。前四节写“我”与“夜莺”的相遇，在寂静的黑夜听到她悲凉的歌声，触动了“我”游子的思绪与寂寞的心弦，扰乱了平静如古井的内心，也开始了“我的不幸”。第五节至第八节，“我”被“夜莺”迷醉了，曾在冷清的园林中听她讲述飘零的身世，月下崎岖的小路上挽起她的手，黄昏梧桐树旁沉迷于她流转的媚眼，“我”甘愿作负重的骆驼，在沙漠中寻找清溪和水泉。第九节至第十节，写“我”从迷醉的梦中醒来，“毒箭射满疮痍的一身”，身心受创，如战败的将士，又似旷野中的僵尸。冬日病中，失望的悲恨刺痛“我”的心，“我”向上帝忏悔并祈祷，离开这“夏娃的后裔”。第十一节至十三节则是对当下心境的描写，“我”平静后锁住古井般的心门，“不愿意任何人轻易来叩问”。正如诗题所示，诗人从梦幻中惊醒，怀着悔恨的心情，但仍面临情欲与理智的矛盾和痛苦。

陈梦家、赵萝蕤与父母合影

二

1948年3月14日下午二时，在清华大学同方部举行文艺午会，参加者有清华、北大、燕京等校师生，邀请朱自清、陈梦家、林庚、浦江清、余冠英、李广田、袁家骅等十余教授演讲。（据《世界日报》1948年3月14日第三版《清华今日举行“文艺午会”十余教授讲演》：“【本市讯】清华大学自治会文艺部主办之‘文艺午会’，定今（十四）日午后二时在同方部举行，已邀请朱光潜、朱自清、冯至、袁家骅、林庚、余冠英、李广田、王瑶、陈梦家等十余教授作学术讲演，并由朱自清、李广田、余冠英等诗朗诵。”实际上，朱光潜和冯至临时未能参加。）陈梦家发表了题为“对未来新文学的希望”的演讲，这是他自美返国后首次公开谈论新文学。

次日，《世界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清华昨开“文艺午会”》：

首由自治会主席报告称，“此次扩大文艺午会，为复员后清华之第一次，生活在苦难的中国，现在还能来谈文艺，该是不大协调的，但现在的文艺，不是为艺术，是针对现实的一种工具”。因此文艺是否工具问题，引起一个激烈争辩。讲演首由朱自清讲“国语与普通语”，分析国语与普通话之分别，主张方言不够用，应用新的表现方式，把活的语汇扩大，以符合文学之应用。袁家骅讲“方言与民间文学”，谓标准语起始为方言之一。林庚讲“什么是诗”，谓诗须有“体裁”与“诗意”，并以“步行”与“跳跃”比喻诗与散文，谓诗不是逻辑的，是更富有创造意识的东西。李广田讲“诗与朗诵诗”，对朗诵诗之发展及今后方向有具体分析。谓（一）从个人到群众。（二）从内心到外界。（三）从温柔到强烈。（四）从细腻到粗豪。（五）从低调到高调。并主张朗诵诗是诗的代表，是尖兵，应为朗诵诗去写朗诵诗，并不应再写颓废伤感个人浪漫的东西。陈梦家讲“对未来新文学的希望”，提出五项主张，以“兼容并包”，文学不应太多政治气氛立论，致使讨论集中于此点。最后由朱自清、余冠英、李广田等联合朗诵臧克家名作《老哥哥》，会于丑时许闭幕。（《世界日报》1948年3月15日第三版）

显然，陈梦家的演讲在会上引起了讨论。3月14日，朱自清日记记载：“下午参加文艺舞会。陈梦家演讲语气不佳，但听众尚未混乱。”（《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498页）

3月19日，陈梦家在致赵萝蕤信中记述了这次文艺午会：

两件大事告你。一是十四日清华学生会开文艺座谈会，我最后讲“对未来新文学的希望”。我以前朱自清讲“文学作品应用普通北方话而不限北平话”，此某种人所主张。袁家骅说“方言与民间文学”。林庚“什么是诗”。李广田说“朗诵诗要粗线条，革命，应和群众”。继之李、朱合演朗诵，并另一助教诵激烈似口号之“诗”，会场空气紧张。我在此情况下仍平心静气的将讲稿说了，事后认为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说。有两个学生恶声骂我，博得嗤声；有四个学生代我辩护，博我掌声。可见是非尚有公论，大多数学生，并不一定盲从潮流。散会后，朱对我说“我完全不同意你”，事后又说我态度不对，不应该教训学生，又说我初到时学生欢迎我时，我曾不赞成他们的朗诵诗，认我太教训。我答以“我素以坦白诚恳为性情，决不迁就学生，说实话而已。”朱、李现在连成一气，互相标榜，潘谓朱“要学前进，实出于complex”者，甚对。此事发生后，使我对国文系如此作法大不满意，对学生倒很了解大多数人的纯洁。（方继孝：《朱自清：宽厚温良的师长》，见《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33-135页）

陈梦家的演讲是在朱自清、李广田的诗朗诵后进行的，在会场空气紧张的情况下，他“平心静气的将讲稿说了”，自认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说”。演讲后，会上有两个学生恶声骂他，有四个学生代他辩护，而他认为大多数学生尚能分辨是非，不一定盲从潮流。散会后，朱自清正声批评他，表示“我完全不同意你”，认为陈梦家对学生的态度不对，“不赞成他们的朗诵诗”，“太教训”。一向以温和敦厚待人的朱自清，对陈梦家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朱自清的批评暗示着二人思想上产生了分歧，但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互动，陈梦家对朱自清始终以礼相待。

笔者在镇江《江苏省报·时代》1948年5月29日第四百四十四期上发现《对未来新文学的希望》的讲稿，兹照录如下：

《对未来新文学的希望》

对于文学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是：文学是以人生为背景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为现实的一部份，因此文学是与现实有关的。第二是与此正相反的。所谓现实，三十年前和现在是一样的没有和现实脱离，从前有的东西现在仍然有，个人不反对“大众化”。写写东西给人看固然对的，但文学是一种创作，并非定货，文学家不能写某一种东西给某一种人看。作家读者均有作读的自由。人类自然是需要自由的，从没人提起“音乐大众化”的口号，也没人说旧音乐是不好的。文学音乐艺术是要提高人的情感，并非将就，应配合教育提高人类的生活兴趣。

三十年来中国文坛都在闹名词，什么普罗，大众，实际上不在其普罗不普罗，“应看它本身是不是文学”。

并非不满于现时的文学，成绩是不能抹杀的。抗战八年以前，小说诗歌及文学各部门进快（“快”系手民之误，当为“化”）都很快。

对于新文学的希望或感想有五点：

（一）应用那种语言那种文体写作？中国话是最精美最进步的，设文言更有效。用中国语是更大众化更普罗化的，就用现成的语言不必去寻改革。

（二）近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应发挥历史的旧文学的价值，在清朝以下发掘民间文学寻回其价值。老玩意儿不是赘瘤。对于新文学有保存利用的新力量，可以增加一种新生的因素，和欧美旧文学有同样的价值。我们新文学应作到技术与西洋文学相等，和西洋文学并驾齐驱。

（三）新文学不仅是中国新文学，而是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必须与其他各方面和世界文学融会合一，应研究中国旧文学和外国旧文学，批判其利弊。

（四）研究和文学有关的学术：应注意和文学有关的心理、哲学、神话等学术部门，文学应不离开周围现实的世界，更应透入现实的世界及人的精神的生活。诗书画称为三绝，应广泛受自然艺术的熏陶。

（五）普遍和人民接触：感谢十年战争，受罪受苦，看到山水人物，降低了生活习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还有多少人虽然同情人民，可是未与人民共同生活，仍感觉比人民高一点，这是不对吗？应该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普遍的去和人民接触。

文学是要多多欣赏。借好的环境去陶养兴趣，要说真诚的话，看配不配描写老百姓的痛苦。情感不要先在朗诵诗中“送”完了，应切实和人民生活在一起。

大学的文学课程是以研究为对象，并非以创作为对象。天才是稀少的，提倡某一种意识不能促进创作，不要光作“作家”，应旁观欣赏，真的好文学应“真实的”，非个人的。真正的文学是永久的，不应以现在的价值去衡量，尽管有人不赞同这点，但不见得就不对。

新文学应扩展范围，使其具有永恒的价值。

诗人是应继承古代，发扬现在的。

开篇便阐明他对文学的看法，“个人不反对‘大众化’。写写东西给人看固然对的，文学是一种创作，并非定货，文学家不能写某一种东西给某一种人看”。接着谈到他对于新文学的五点希望或感想，涉及写作的语言与文体，新文学与旧文学、与世界文学、与同文学有关的心理、哲学、神话等学术部门的关系，同时也提倡与人民接触。兼容并包的文学观念在今日看来仍不过时，但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则显得不合时宜，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3月22日，《燕京新闻·副叶》第四十九期上刊登了两篇针对陈梦家演讲的文章，即林陆的《为谁的文学——与陈梦家教授谈文学的阶级性》和牛濡沫的《论“心平气和”》。《燕京新闻》自1946年11月在北平复刊，为周报，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负责编辑。（《燕京新闻·副叶》1947年10月27日第三十二期所刊《小启》：“《燕京新闻》是学生的报纸，学生编，学生采访，读者也多是学生，因此我们希望‘副叶’这块园地的最大部份，能够由学生来执笔。散文、杂感、文艺书籍评介、诗、文艺短论，均所欢迎。来稿请寄本报‘副叶编辑室’。”）林陆和牛濡沫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燕京新闻》的编辑和撰稿者（林陆，疑为笔名，为“副叶”撰写不少诗歌、散文等，其真实姓名待考证；牛濡沫，原名杨锡瑶，笔名于谷，1944年底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在“副叶”上以笔名发表多篇杂文）。两人文中皆提到演讲会上，“有人站起来问，陈教授到底是站在那一边，亦即问陈教授的阶级立场，陈教授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说：‘我站在这里。’”（《为谁的文学》）林陆认为陈梦家的演讲虽肯定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反对将文学和艺术降低去迎合低级趣味，且未明确自己的阶级立场。《论“心平气和”》记录了陈梦家演讲的开场白：“刚才听到李广田先生的论新诗朗诵，又听到真真的朗诵，我这番话本来不想讲了，因为大家都是‘前进’的，我的话不合时宜，但是想到研究学问总该心平气和，我今天说的，你们今天听了不舒服，但是在将来我想还是一定会有用处的。”这种“心平气和”的态度在牛濡沫看来是虚伪的，“有事实为证，他事后曾对林庚教授说：‘这般学生，态度真坏，难道每次说话，都得先声明我的立场？’”他认为陈梦家提倡的“回古书中发掘去”，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作品的新内容，如新小说《李有才板话》和《王贵与李香香》。在燕京大学担任兼职教授的陈梦家，很有可能读到了《燕京新闻》上的这两篇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陈梦家对朗诵诗的态度，作为新月派诗人，多年来虽远离诗坛，他仍关注着新诗的发展。在学生欢迎会上“曾不赞成他们的朗诵诗”，到这次演讲中主张“情感不要先在朗诵诗中‘送’完了”，同年10月24日，陈梦家在兰州参加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被问及对朗诵诗的看法，他说：“诗不应该完全都能够朗诵，能够朗诵的诗也不一定是好诗，他只是诗的一种形式，能够激发听者一时的感情。”（诚修：《陈梦家教授印象记》，《西北日报》1948年10月26日第二版）陈梦家并不反对朗诵诗，但反对把朗诵诗作为唯一的新诗。他对新诗的看法在当时同样显得“不合时宜”。

此外，笔者还辑获了《天文学与工具》（载南平《东南日报·周末版》1944年2月26日第二百十二期）和《人性论》（载南平《东南日报·笔垒》1944年4月6日第一千八百十八期、4月7日第一千八百十九期，又载北平《纪事报》1947年7月18日第三版）等篇佚文，此处不赘述。陈梦家的佚文还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