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春日市井生活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虽然风筝出现的时代已经遥不可考，但明清两代却是风筝发展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在清代，放风筝已经成为京城清明节的习俗活动之一。清代文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称：“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担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京制纸鸢极尽工巧，有价值数金者，琉璃厂为市易之。”彼时富家公子“购风筝，一万一掷数十金，不靳其值”，一只风筝的价格可以够贫寒之家数月的开销。

在京派风筝的世界里，最出名的“匠人”当属曹雪芹。大约在乾隆十五年（1750），曹雪芹从京城迁居到西山一带，潜心创作《红楼梦》。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扎糊一些风筝去卖，聊以度日。他的挚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一书中说，曹雪芹“所扎风鸢，罗列一室，四隅皆满，致无隙地，五光十色，蔚为大观”。不过，文人出身的曹雪芹毕竟不同于市井的手艺人，在制作之余，他“旁搜远招，以集前人之成”，历数年心血，写出了一部风筝专著《南鹞北鸢考工志》。书中按照“扎、糊、绘、放”四艺介绍了43种风筝，不但详细阐述了风筝起放的原理、种类、以及扎糊、绘画方法，还绘有骨架图、彩图，并配有扎糊诀和画诀，图文并茂，实属罕见。按照这些设计图样扎出来的风筝，大者可达数丈，小者不到一寸，都能御风而起，不致倾覆，当时执掌皇家画苑的名士董邦达，在读了书稿后极为称赞，欣然为之做序。

在老北京的习俗中，剪断风筝线放走风筝代表着“放晦气”，不同图案的风筝则寄寓着不同的美好愿望。比如京派风筝的代表作“扎燕”，便是因“古之人以燕为喜之征，春之象，故必以意匠为之”，并且在制作时要注意“须使其眉目中角，均呈喜相”，以暗合燕子“吉祥喜兴”的象征寓意。在风筝上画红色的蝙蝠图案则被认为预示着好兆头，寓意“洪福齐天”、“洪福无量”；五只蝙蝠围绕着寿桃组成一朵桃花，绿蝠画成尖锐的柳叶状，寓意为“五福捧寿”；“四狮”谐音“四世”，因此画四只狮子是象征家族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画孔雀、牡丹和白头翁，寓意婚姻富贵、白头偕老；画鹿、鹤与松树则寓意“鹿鹤同春”等等，总是不离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

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

庙会是一种集宗教、集市、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算得上是娱乐生活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调剂生活、寄托信仰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有学者认为，庙会活动的产生与发展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密切相关，有清一代，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和商品贸易的发展，都城所在的京师日渐成为汇聚四面八方的贸易集中之地，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又为以寺庙、宫观为活动场地的庙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购买力。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清代的民俗庙会文化异常繁荣，而春天的诸多宗教节日，更为人们踏青迎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第一波赏春的契机在旧历的二月十二的“花王诞”，主要是上赏玩早春的牡丹，清人笔记称：“惟天坛南北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舍者最胜。除姚黄、魏紫之外，有夭红、浅绿、金边各种。江南所无也。”但赏花之外，主要还是赋诗唱和、聚饮为乐。一周后的二月十九为观音菩萨圣诞，此时城里的观音庙香火最盛，其它如白衣庵、观音院、大悲坛、紫竹林等处“庙宇不下千百，皆诵经聚会”，人头传动的盛况大约不难想见。此外，位于郊外、更适于进香之余踏青游乐的地方还有郊区的卧佛寺、潭柘寺、碧云寺、戒台寺、白云观和蟠桃宫等等。

清人杨静亭虽然在他的竹枝词《都门杂咏》里说：“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但蟠桃宫的庙会并不是只在三月初三，而是从三月初一一直持续三天，并且以西王母“蟠桃盛会”为名。届时，从崇文门至蟠桃宫前沿护城河南岸茶棚、货摊林立，打把式、卖艺、变戏法、摔交的卖艺人接连不断，庙会上各种日用杂货、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帝京岁时纪胜》称：“都人治酌呼从，联镰飞鞚，游览于此。长堤纵马，飞花箭洒绿杨坡；夹岸联觞，醉酒人眠芳草地。”好一片人世繁华。三天庙会玩儿不够怎么办？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还有一场为东岳天齐仁圣帝准备的“超长生日party”，大概要持续一个月之久（一说三月中旬至三月廿八日，半月而已），“岁之三月朔至廿八日设庙，为帝庆诞辰。都人陈鼓乐旌旗，结彩亭乘舆，导驾出游，观者塞路。进香赛愿者络绎不绝”。

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

当然，北京的春天并不都是春风和煦的美好天气，即便是在尚未进入工业化的清代，“踏青哪得青青草，十丈黄沙没马蹄”也是北京春天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么，大风天该如何消遣呢？以崇文门、宣武门、正阳门为界的内外城，清代的北京人在娱乐休闲上有着明显不同的差异和特色。总体而言，内城的市井生活带有浓厚的旗俗色彩，而外城更多体现为下层京官和各省在京人士之间流行的“宣南士俗”。

对内城而言，官方有着很严格的治安要求，比如禁喧嚣、禁止开设戏园、禁止设娼、甚至限制旗人入园看戏等等。因此，最受欢迎的休闲方式当属“泡茶馆”。旗人泡茶馆的起因倒并不是因为喜欢喝茶，而是在八旗制度下的旗人只能以当兵为业，一方面不准许从事农、工、商或科举等行业谋生置产，一方面即便清闲无事也有钱粮可食，于是只好以泡茶馆打发时间，正如郝懿行在《都门竹枝词》中所说：“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内城的饭馆，最有名的大概是砂锅居，枝巢子《旧京琐记》载：“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何况现在老北京的俚语里还保留着那句“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

在文娱生活方面，由八旗将士在军前利用俗曲和萨满教神曲的曲调创作出的“讲唱文学”形式——子弟书，渐渐流行于内城之中，《天咫偶闻》中称子弟书：“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训，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城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嘉庆后，又流行“高腔”，高腔也叫“得胜歌”，由清初八旗军中的“凯歌”演变而来，与子弟书一样，都是带有浓郁“旗风满韵”的艺术形式。

由于没有过多的行政干预，前三门以南的外城要显得热闹很多。杨寿在其《觉花寮杂记》中描写清末的京师朝官、士人生活道：“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斟口图史，或僧寺看花，或旗亭赌酒，薄笨可以代步，鱼菽可以留宾。”除文人雅士经常雅游集会的陶然亭、刺梅园、松筠庵、崇效寺、龙泉寺、龙树寺、长椿寺、云山别墅等外，各种行会、同乡会等会馆也颇受人们的欢迎。规模较大的有樱桃斜街的贵州会馆、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以及规模较小的越中先贤祠、江西会馆、全蜀会馆等等，这些三教九流云集的商贾之地，着实曾是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场所或居所，它们虽不言语，却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