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太虚：大师背后的中国与世界

佛教在近代史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近代佛教是否只存在着唯一一条由凋敝到复兴的叙事线索？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近日主办的“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近代佛教史上最为著名的高僧——太虚大师（1890-1947）为焦点，发掘人物背后的丰富历史维度，为我们展现了突破现有研究框架，建立新的学术增长点的可能性。

太虚大师不仅仅是佛教界的一代宗师，还广泛活跃于民国历史舞台，在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都留下了身影。太虚大师的弟子印顺法师（1906-2005）曾经主持编修了《太虚大师全书》，为海内外佛教界和学术界所重视。然而，《全书》诞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囿于条件所限，并没有也不可能搜罗全部资料，遗珍不在少数。且《全书》长期限于教界内部和少数专业学者使用，在体例等方面并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为此，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与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合作，开展了《全书》的增补乃至编修新版《太虚大师全集》（暂拟名）的项目。项目实施以来，已经在资料发掘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本次会议实际上是项目阶段性成果的报告与交流，主要展示了项目组在文献校勘与史料发掘两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海内外二十余位《全集》的编委会成员以及少数特邀专家出席了会议。

在文献校勘方面，据项目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颂教授介绍：项目组已经初步完成了对印顺主编《全书》的校勘工作。《全书》多达六百余万字，项目组成员不辞辛劳，已经检索、搜集出了占总量百分之七十的原始资料。这对还原大师的文字和思想，勘定讹误、拾遗补缺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使新的《全集》更加适合当代的普通读者阅读，项目组还遵照现代出版规范，对全部文字进行校勘和标点，并予以适当注释，尽可能地排除阅读障碍。目前相应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中。

至于史料发掘整理方面，项目组延聘海内外专家，搜集整理了不少未见于《全书》的重要资料，以弥补《全书》内容之不足。就学术角度而言，项目组的最终目标并非止步于《全集》的编纂，而是希望通过太虚全面推进近代佛教领域的研究。因此，专家们的搜集范围并不局限于太虚大师本人的著作，但凡与太虚有关的线索和资料，全部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本次研讨会虽然仅仅展示了部分成果，但足以令人兴奋不已，在此略举一二。

日本郡山女子大学的何燕生教授利用日本外务省等机构的历史档案，首次发现了大量保存于日本档案中的珍贵一手资料。据何教授介绍，仅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涉及太虚的资料就多达50余份，一千多页，时间跨度为1920年至1940年，而这正是太虚大师弘法事业的巅峰期。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虚与日本的复杂关系。太虚大师作为一位佛教徒，希望通过与日本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界的联合，弘扬传播佛法，促进世界和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借助日本方面的力量。然而，事与愿违的是，这一合作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暗中干预甚至操纵。伴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双方的合作关系不得不最终破裂。通过何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虚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从怀抱期望、心生失望直到出离愤怒的过程。

何教授还走访了与太虚关系密切的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叶圆成的后人，获得了其私人珍藏的大量宝贵资料，包括太虚大师的亲笔信等手迹。同样在日本民间搜集到珍贵资料的还有日本爱知大学研究员坂井田夕起子女士。她常年在日本爱知县的一所寺院从事调研，系统梳理了与近代佛教关系密切的藤井草宣所藏文献资料，发现了大量未见于《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等已刊文献中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太虚以及近代中日佛教关系都有重要价值。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对太虚大师致希特勒的一封书信的系统研究。由于此书信和相关记载不见于任何文献，事件几乎彻底被历史遗忘，直到近年才被几位海内外学者发掘出蛛丝马迹。但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和资料的隐秘性，并未获得充分研究。李教授通过调查，搜集到了保存于柏林德国联邦档案馆的8份原始资料，其中就包括这封信的原件。通过研究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彰显。众所周知，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曾经获得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纳粹德国不得不在中日之间进行抉择。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渠道，继续争取纳粹德国的支持。为此，太虚致谢希特勒，表面上呼吁希特勒支持佛教，实际上希望借此赢得纳粹德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好感。此信通过外交渠道转到希特勒办公室，但是，因形势急剧变化，纳粹德国已经决定在战略上联合日本，故而希特勒并没有复信。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太虚此举得到了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的授意，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太虚在中德关系上扮演了民间外交使者的角色。

此外，新加坡佛学院的纪赟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雪松副教授都运用佛教系统之外的一般报刊文献，成功地揭示了历史的另一侧面。例如，此前学术界对太虚大师三次新加坡之行有所关注，但其研究往往以太虚个人为单一视角，叙事也仅仅依赖教内文献，专注于弘法、筹款等小范围的事件。而纪赟教授则通过对民国时代的新加坡地方报纸、刊物的系统梳理，整理出了数万字的一手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他采用多线索并进的考察和叙述方式，分析了太虚访新前后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关系，说明了佛教派系、华人海外社团、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多重关系。张雪松教授则利用《申报》等教外报刊和民国档案，探讨了太虚大师的重要在家弟子和主要资助者玉慧观的复杂身份，从而揭示了事件背后暗藏的中日角力。华南师范大学的赖岳山、南京大学的邵佳德等学者也分别以实际案例介绍了南京第二档案馆、台湾地区“国史馆”等地保存的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档案对太虚以及近代佛教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既往的近代佛教研究在材料运用方面大都局限于教内资料，如僧人撰述、佛教期刊、寺院内部文献等等，很少使用教外的公共文献，如一般报刊、政府档案、教外文集等等，更没有注意到利用国外的档案资料。因此，本次研讨会展示的成果，在方法论上具有突破意义。一些重要的新资料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太虚及其背后的近代史的理解，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一些“常识性”看法。此外，近代佛教研究之所以长期踯躅不前，除了为资料所困以外，在研究立场上也存在着两难。由于近代佛教直接牵涉到现当代佛教，一些教界人士对纯粹的学术研究抱有疑虑，而一些学者或认为近代佛教研究缺少拓展空间，或投鼠忌器，回避敏感问题。如何摆正学术与宗教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相关领域的学者。故而华语世界的相关研究总有似曾相识、不痛不痒之感，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反而都是由非华人学者完成的。其实，真理愈辩愈明，全方位的、立体的、客观的研究，不但不会削弱宗教人物的神圣性，反而会使他们的形象更丰满、更伟大。而且也只有通过客观如实的研究，才能有效地总结经验与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实。至于开篇我们所提出的佛教在近代史上的定位问题，也只有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才能获得解答。因此，本次研讨会所提出的新材料、新视角、新结论，在太虚乃至近代佛教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必将引起学界和教界的关注，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