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杨福家和两弹元勋们

原创 霍四通 杨柳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编者按：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先生于2022年7月17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6岁。杨福家先生献身科学，毕生奋斗，谱写了一曲立德树人、爱国奋进的壮丽乐章。本期特刊登《杨福家与两弹元勋们》一文，以志纪念。

杨福家和两弹元勋们

霍四通 《杨福家传》作者

杨 柳 杨福家院士生前秘书

因为专业研究，杨福家和很多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核物理专家有过密切交往。这些专家后来有不少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成为世人景仰的“两弹元勋”。这些功勋科学家一般都比杨福家年长十几岁，有的不过只大几岁。他们亦师亦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钱三强提携引荐

钱三强（1913-1992）是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因与何泽慧一起发现核的三分裂而闻名于世。他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主持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钱三强当时经常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讲原子能知识，闻名全国。他身居高位，待人却十分真诚谦逊，没有一点架子。杨福家当时二十出头，到北京出差去看钱三强，谈完话钱三强借口出去散步，坚持亲自送杨福家到车站。1960年钱三强到上海视察和指导工作，对杨福家领导下的“五八中队”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 |1982年杨福家（右二）接待钱三强（左二）来访，左一为卢鹤绂 ， 右一为华中一

钱三强知人善任，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两弹元勋都是经他推荐才得以参加研制原子弹的“596工程”。1961年他也向复旦提出调杨福家到北京，实际上就是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复旦领导爱惜人才，不肯轻易放走杨福家。再加上当时风气较好，在哪儿也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钱三强认为复旦的工作也很重要，就没有再坚持。

钱三强十分关心杨福家的成长。1963年，中国科学院有两个名额去丹麦哥本哈根理论研究所留学。这个留学机会在当时是极其宝贵的。钱三强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合适人选，而不应仅限于中国科学院内部。这样杨福家才有了机会。他经复旦推荐参加选拔，通过考核后最终成行。到丹麦留学，改变了杨福家一生的道路。

多年以来，每当杨福家在事业上前进一步，他总忘不了要向钱三强先生及时汇报。1988年5月2日，杨福家培养的3名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我国第一批获得实验核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博士。杨福家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信给钱三强。信中写道：尊敬的钱三强教授：最近，我们自己培养的首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在我校获博士学位。在此时刻，我们想到了您——我国的实验核物理的开拓者。特致此函，向您致意，并附上消息两则。（按：刊登“我国首批三名核物理博士生通过论文答辩” 消息的剪报）我还常记得25年前赴丹麦前夕您在中关村一座大楼内对我的教益，它常常鼓励我的工作与学习。在健康条件许可下，欢迎您与何先生能光临上海参观指导。

与邓稼先钻山洞

两弹元勋中，杨福家曾和邓稼先（1924-1986）在西北的核试验场一起并肩工作过。每次想到那里的一切，杨福家都油然而生一种悲壮之情。沙漠戈壁滩中的核基地，冬天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度。杨福家住的还是基地当时最好的房间，房间中有火墙，但是露天厕所离住房仍有百米之远，生活与工作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杨福家的同班同学胡思得听说杨福家来基地了，特地赶来看望。这是他们复旦毕业26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胡思得介绍说，这里60年代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沙漠，工作室仅是几顶帐篷。夏天是烈日当头如火炉；冬天还要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中工作，有时早晨醒来，连被子也揭不开了，人呼出的水汽都凝结成冰了！因为长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超负荷工作，杨福家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壮小伙子已经满面风霜，而且腿部已经落下了残疾！

图 |2004年9月15日杨福家在邓稼先塑像前留影

杨福家曾应邀去邓稼先在北京的家里。他进门就一下子被震撼住：这位从国外归来、又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妻子是高干女儿的科学家，比自己当时住的学校教职工宿舍还要简陋！家里陈设十分简单，破旧的桌子连抽屉都没有。1984年10月，杨福家和邓稼先同机去的试验场。冬天里，杨福家和邓稼先经常一起讨论工作。当时邓稼先不顾身体病弱，还坚持和杨福家一起进核爆炸的山洞。那是他最后一次进山洞，很深的山洞，两人一起进去，晚上9点半进去，11点半出来。那次试验成功，让邓稼先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事业的第三个里程碑。但第二天他就病倒了。邓稼先为中国核武器技术的发展改进、实现新的跨越，耗尽了全部的心血！

杨福家在接受《中国国防报》记者采访时曾动情地回忆这段经历，并引用诗歌讴歌这位两弹元勋：邓稼先最后一次去新疆时，我和他一起深夜进山洞，那次分手后，他再没能回到他奉献了一生的核基地。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让祖国富强。因此，得过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最钦佩他这个生前没什么名气的同学。在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

杨福家一直以邓稼先为榜样勉励自己。他是那么俭朴，那么谦虚，如果没有他们这一批人的奉献，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会是怎样的呢？“他是杨振宁的同学。邓稼先没有拿诺贝尔奖，但绝对不能说就比杨振宁差。”他认为邓稼先的成就决非诺贝尔奖所能估价的。每个中国人都能掂量出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英雄群体所舍弃的与献出的分量。“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使我们这个千年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又重放出青春的光华。”杨福家感叹地说，“看看邓稼先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试想一下，中国知识分子该具备有怎样的热忱和品德来迎接中国光明的未来。”

陪于敏出访美国

两弹元勋于敏（1926 -2019）是杨福家最尊敬的一位物理学家，被世人誉为“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没有出国留过学，人称“国产专家一号”。但他对我们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无人能比的。杨福家赞叹：“这个人土生土长，可以说几十年才出这样的一个人！”

于敏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从事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他广泛地阅读核物理文献，和杨福家一样，他当时也特别精读了梅耶（M. G. Mayer）和詹森（J. H. D.Jensen）合写的《原子核壳结构基本理论》。于敏短短几年里就崭露头角，在核结构和核反应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当时，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奥格·玻尔访华作学术报告，于敏担任翻译，获得奥格·玻尔的赞赏。杨福家在丹麦留学时，奥格·玻尔多次和杨福家说起于敏，称他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人”，希望他也能来丹麦工作。但当时于敏已经参加了氢弹的研究工作，当然不能离开祖国了。

于敏也是钱三强推荐，经周总理特批参加核武器研究的。于敏积极投身我国氢弹原理探索研究，在艰苦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忘我奋斗，在工作中曾多次休克，与死神擦肩而过。氢弹突破之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于敏担任核武器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挑起理论设计主要技术领头人和组织者的重任，主抓二代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研制。于敏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欣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他家里悬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条幅书法。1984年12月，就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一次关键性核爆炸试验开始前，九院副院长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而出，背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于敏接口背诵，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下背，两位元勋赤胆忠心的报国之情令在座者无不动容！于敏那发自肺腑的精忠报国思想和生死以之的顽强拼搏精神时时激励着杨福家。

图 |1988年6月20日，中国代表团访问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美国武器研究院。左起为尤德良、彭翰生、于敏、杨福家、陶祖聪、郑绍唐

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留学出了很多成果，引得第二年有位美国科学家申请加入他们这个组，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回国后任职于美国武器研究院，主动向杨福家发出了访问邀请。后来，杨福家等六人组成代表团于1988年访问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武器研究院，其中就包括于敏。这也是于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美国由于担心技术泄密，出动了六十个人全程陪同。这次访问主要考察实验室中基础理论学者参与武器研究的情况，日程安排得异常紧凑。虽然出于保密的原因，中美两国科学家并不能畅所欲言地交流，但大家谈笑风生，气氛非常友好愉快，双方也由此开始了在多个领域的正常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总的来说，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出访归来后，于敏多次谈到国际交流的意义，“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杨福家也向有关部门撰文介绍了武器研究院的经验，这对改进我国的武器开发模式是有指导作用的。

周光召领导工作

1987年，杨福家正是在两弹元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1929-）的邀请下，开始兼任中科院第二大所、有1200人的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名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所长。

1986年11月，李政道教授六十岁生日时，全美二百多位物理学界名人特别发起盛会，为李政道举行花甲之庆。杨福家和中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光召都应邀赴纽约参加了这场庆祝会。会上周光召和杨福家聊到科学院的情况时，就与他商量是否愿意到上海原子核所担任所长。当时，杨福家已是复旦研究生院院长、现代物理所所长，一方面担心行政事务太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也因为核所当时是出了名的“内斗”所，所以他思想上也有顾虑。杨福家以没有思想准备为由而婉拒，半年内一直没有回应此事。后来周光召反复做思想工作，杨福家才勉强答应下来。

杨福家走马上任担任核所所长后，周光召对杨福家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指导。1990年9月，周光召在风景如画的庐山召开科学院部分所长座谈会。大家在会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诚相对，畅所欲言。很多新的想法在优美的环境里，在轻松的讨论中应运而生。这个座谈会使杨福家想起了在哥本哈根时，一再听到的物理学大师玻尔与他的学生们的趣事: 边旅行，边讨论，碰撞出新的火花，并引出了“科学扎根于讨论”这一名言，形成了“哥本哈根精神”。杨福家从周光召院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管理经验，在实际工作中更得到他不少关键性的支持。

1993年，杨福家担任复旦校长，周光召院长来函祝贺。信中写道：科学院将始终是你的另一个家。将支持你为发展中国教育和科技，加强两者的合作所做的一切努力。读着这温暖的文字，杨福家心中油然而生一股暖意！

图 |1993年3月5日周光召写给杨福家贺信

周光召先生是两弹元勋，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要职，但他身上没有丝毫半分的“官本位”思想，从不以国家领导人自居，为人谦逊，待人真诚，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杨福家感到轻松愉快，心情舒畅。杨福家称在核所工作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感的十四年”，这首先就是因为周光召院长的因素。

除了以上四位两弹元勋外，杨福家还和王淦昌、陈能宽、朱光亚等两弹元勋结下友谊。王淦昌与卢鹤绂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共事多年，是李政道在该校学习期间的老师。他十分关注杨福家的成长。1976年杨福家发表“杨氏公式”的文章后，王淦昌称赞说“在学术与应用方面都极有价值”。王淦昌1990年3月还写信赞扬杨福家“身兼原子核所及复旦核研究所及其他任务，还能做出世界科学上领先工作，实在是了不起，钦佩之至”。“国家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中年科学家！”2003年在陈能宽80寿辰之际，杨福家致信祝贺：“在您八十大寿即将来临之际，请允许我致以衷心的祝贺！我非常珍视与您20余年的友谊！在近24年前，您的睿智和才学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您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并成了教育学生的好教材！”

图 |2005年11月17日杨福家（左）和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上海科学会堂合影

杨福家一直以两弹元勋作为自己的楷模，以他们的光辉事迹激励自己。他尤其牢记着邓稼先讲过的一句话：“一个科学家能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祖国，使中华民族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骄傲和自豪的？”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一直驱动着他前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2年第5期

责任编辑 | 姚亚茜

新媒体编辑 | 杨之立

编辑助理 | 尹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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