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病夫”当国：路易十六与法国大革命

“王有两身”之迷思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大陆已成共识。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一书中断言：法王路易十六之“肉体”疾病在法国人心目中也是“国体”有疾的隐喻或影射。与乃祖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以及路易十五“朕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豪迈气度不同，法王路易十六自幼年起一直循规蹈矩，宽厚仁慈，堪称数百年来好大喜功而风流成性的波旁王朝之另类。但历史的吊诡在于，这样一位慈父般的好国王最终却在他亲手打造的断头台上断送性命，成为欧洲第二位（英王查理一世之后）首身异处的君王。历史学家往往从时代背景，阶级矛盾以及王权与教权冲突等方面寻找这一政治事件的成因，而林·亨特则提示读者诸君，完全可以从弗洛伊德病理学角度重新审视路易十六本人的“病因”及其与法国大革命之关联。

尽管在大革命期间，国王与贵族一道遭遇污名化，被贴上“暴君”，“叛国者”乃至“魔王撒旦”的恶谥，但在尘埃落定之后，历史却给出了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正如国王本人在国民公会答辩状中自述的那样，他当政以来，可谓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我是无辜的，我并没有犯我被指控的任何罪责，我原谅所有把我送上死路的同胞，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有流血。”可惜愤怒的民众跟刽子手一样，无暇聆听“公民卡佩”（罢黜王位后的国王之名）苍白无力的辩解——其实单从这一陈词来看，国王与他的人民到底谁的病重，一时倒难以判定。

路易十六长在深宫，个性敦厚，待人真诚，敏而好学，不仅精通拉丁文，对英语和德语也能熟练掌握，此外他还热爱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两门功课特别拿手，堪称品学兼优。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虔信上帝，克己复礼。他坚信“君权神授”，但完全没有其祖先飞扬跋扈的气势，倒更像是谨小慎微的基督徒——虽然贵为国王，他却一直持有自己的私人账户，以马克斯·韦伯称道的资本主义“复式账簿法”将个人开销精确到每一个苏，而且每一笔施舍如“赐给瘫子七十二路易”，“赐给看守两百路易”等，他也一一记录在案。1776冬，国王郊游，目睹巴黎城郊贫民饥寒受冻，国王告诫左右不能冷冰冰地漠视大众疾苦，下令将他自己的旧雪橇劈为穷人的木材——不幸的是，到革命法庭庭审之时，“收买人心”倒成为他的另一大罪状。

与热衷记账相比，国王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程度更令人吃惊。1783年，他力邀热气球发明者蒙哥尔费兄弟在凡尔赛宫广场公开表演（时任驻法公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外国友人也应邀与王室一道观摩）。他本人则擅长各种机械改进（如断头台）和创造发明（如造表和制锁）。据说在他的每个居处，必不可少的两间房便是造表间和制锁间，其制锁技艺之高在欧洲几乎无人可比——号称“锁匠国王”。

与他的道德自律和个人品行不相匹配的是，国王的性格优柔寡断，很早就显示出抑郁症的倾向。与他的祖父路易十五惯于当众表演作秀不同，他喜欢沉思默想，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历史学家将这一种忧郁、焦虑的症状归因于贪食症——由于家庭残缺，孩童只能从过量摄取食物中获得爱的满足和替代，成年后旧习难改，往往以之为发泄、缓解压力的方法，其特征表现为周期性嗜睡和贪食，患者由此多为身材肥胖之士。路易十六生性怯懦，但作为“王之两身”的另一面，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在公众面前故作镇定自若，这一种人格分裂的痛苦，常人实在难以想象。小说家茨威格这样描绘国王在避难途中向护卫索要食品后心满意足的场景：“他那沉重的眼睑又渐渐合了起来，同他的王位息息相关的斗争正在大厅里激烈展开，而他却在这种时候打起盹来。”——活脱脱一幅漫画图像，但显然缺乏“了解之同情”，也未必是史实真相。

比贪食肥胖和嗜睡更为糟糕的是国王的性能力。大革命前夕出版的各种小册子及春宫文学出于仇恨，一律将王后安托瓦内特描绘成人尽可夫的荡妇，将国王则丑化为性无能者。其直接证据是，新婚头一天，国王因贪食而沉沉睡去，第二天又兴冲冲外出打猎，只在日记中补记一则：婚礼当日“无事”——好事之徒乃以“无事”为无性事之代称，大肆渲染。而两百余年后档案解密发现：国王除对狩猎（他崇信“王室狩猎代表了王室对……人类及动物的控制”）一事记录不厌其烦而外，其他一律以“无事”一笔而过，甚至巴士底狱攻占当晚，他的日记里仍是此二字。结婚七年以后，如梦方醒的国王才在亲友的劝说之下做了包皮环切手术，由此步入正常婚姻生活，生育子女，此前之种种流言，不攻自破。

当然，相对于国王身体方面的微恙，外表繁花似锦的法兰西帝国其实早已衰朽不堪，百病缠身：对外战争，宫廷内斗，以及崛起的第三等级与贵族、教士之间的斗争几乎耗空了帝国的国库和元气；其他如贪赂公行、司法腐败更是司空见惯，尤其是承担国家绝大部分赋税的平民阶层日益穷困潦倒；反抗的怒火在地下奔涌，似乎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借用英国哲学家柏克的话来说，“要民爱国，国必须先有其可爱之处”。作为爱民如子的国王，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成为他义不容辞的职责。国王深知，国家的痼疾跟身体的疾病一样，都需要及时治疗，时至今日，四百年波旁王朝统治的弊端可谓积重难返，倘若他本人也像晚年路易十五一般不闻不问，或许王国仍能苟延残喘，维系若干年月。但年轻的国王显然不愿坐而待毙。1774年，国王继位之初，便意欲着手改革，以救民于水火。当然，在内外交困且民主洪流势不可挡的大背景下，以“病夫”路易十六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显然难以预料。

国王的改革，首先由废除王室农奴扩展到全国范围内废除劳役制，因为在国王看来，“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部分无偿修建的”。不久，他又进行兵役制改革，以保护长期承受意外增派服役的穷人。国王的原话是：“朕欲保护人民免遭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人的摆布。”国王的仁慈怜悯不仅遍及穷人，亦泽被犹太人：他在宗教宽容旗号下，同意犹太人在巴黎城市居住并拥有小块产权——想想百余年后席卷欧陆的希特勒反犹暴行，不能不对路易十六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

国王具有惊人的预见能力。当王后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本送他审核时，剧中的台词“因为您是大贵族，您就自以为是伟大的天才！门第、财产、高官、爵位，这一切使您多么得意洋洋！可是您干过什么，配有这么多享受？”令国王深为震动：“这个人嘲笑国家中所有应受尊敬的事物，这个剧本上演就会产生危险，它会导致拆毁巴士底狱！”但国王一向的宗旨是容忍异议分子：巴黎高等法院拖延登记甚至驳回他的诏令，但他并未像乃祖一样下令将其解散；百科全书派打着平等自由旗号，四处诽谤滋事，国王也并未深究，只是口头叱责而已（大革命中国王与家人被困杜伊勒里宫，翻书自遣，读至启蒙派则废卷浩叹“伏尔泰、卢梭二人最是误国！”）。

对民众长期诟病的“王印封书”和长子继承权，国王也坚决下令废止。前者是秘密警察制度的前身——只要从国王那里获得王室的空白文书，填上任意一个人名字，便可以将此人投入监狱。大革命早期领袖米拉波一度是该制度的牺牲品：由于与某有夫之妇有染，其父借助王印封书将他收押，但在狱中他仍不屈服，著文抨击王室腐败，号召推翻君主专制制度。这样的革命党，换作路易十五时代，早已被放逐甚至斩首，但国王却无意深究，优容与之。长子继承权也是欧洲大陆的一项陋习：长子继承所有头衔和大部分土地，其余子女则须自力更生或仰其鼻息，明显有违公平之道。本着子女一体平等原则，国王同意将这一欧洲大陆流行久远的习俗废除，亦可谓善莫大焉。

由于上述改革触及特权阶层利益，国王及其大臣——无论是杜尔阁还是内克——都遭遇到巨大阻力。比造成财政困难的免税制更可怕的是，在贵族以及教士们看来，国王人人平等的信念太过理想主义色彩。在一个君主专制已长达一千年之余的国度，像美洲殖民地一样建立人人平等的合众国，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诊断的结论是：国王的病不轻，得治。

国王对平等的热爱，体现在他颁布的三级会议选举规则敕令中：“我希望，无论是王国边陲还是最为偏远的地区，每个人都能确信把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传达给我。让我知道我的人民的愿望与疾苦，从而以相互信任和君臣间的友爱，使国家的缺点得到迅速有效的纠正，并且使一切弊政得到改革，一切善良巩固的措施得以实行，从而保证公众的幸福。”响应国王的热忱呼吁，法国人民群情振奋，陈情书多达六万多封——由此，肉身酷刑被废除，新闻审查被取消，人民获得言论自由——国王发誓要将人民应得的权利还给人民。这确乎是当时第三等级普遍民意的反映——但问题是，一向享受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阶层愿意敞开胸怀拥抱他们的第三等级兄弟吗？当国王旗帜鲜明地站在杜尔阁和内克（后来是马尔泽布尔）一边锐意改革之时，事实上他也站到了贵族和教士对立面。国王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旨在取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不仅要求取消跨省的壁垒，废除贸易关卡，大力发展工业，而且要求贵族、教士与第三等级一体纳税。此外，他在政治上也提倡广开言路，让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这类改革举措，在贵族、教士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同时也说明国王本人已丧失心智、病入膏肓。

国王与贵权阶层的冲突暴露在公众面前，引发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统治阶层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突。等到巴黎民众被吉伦派和雅各宾派煽动起来走上街头甚至包围王室之后，在民众与贵族势力之间摇摆不定的国王逐渐失去了对局面的掌控。照历史学家巴纳夫日后的说法，“路易十六既不是（加强对人民奴役的）提比略，也不是（致力于获取人民信任的）查理曼，他过于驯良，以至不力图纠正那些曾经使他看到后感到气愤的弊端……他的统治只是为了善意而展开的软弱和无能的行动的一系列尝试”——换言之，国王之病，在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懦弱，在于他的平等观远远超乎他的时代。

历史学家分析，假如国王头脑足够清醒，他一定能认识到第三等级的崛起无可避免；作为这个国家未来经济力量的实际控制者，国王依靠他们的支持一定能抑制豪强，强力推行他志在必得的各项改革。但事实上，国王凡事提倡以理服人，贵族不愿讲道理，国王又不肯铁腕用强，于是第三等级的怨气日益弥漫，以至于对国王彻底失去耐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对日益高涨的抗议活动，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国王照例加以谴责，却迟迟不肯应贵族之请派兵镇压，导致群情激愤，愈演愈烈。仇恨的怒火由王室蔓延至贵族，而作为最大封建领主的国王却不能对他封赏的贵族加以保护。国王的处境可能想而知。

由此可见，正如一个君主可能因拒绝改革而遭毁灭一样，路易十六是因尝试改革而遭毁灭。史载这一时期国库巨额亏空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他的各项改革举措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也不可抹杀：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激发了农民积极性；消除贸易壁垒和关卡，促进了工业发展和商业流通；整个社会可以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也验证了托克维尔的名言：“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揭竿而起。”从这一意义上说，路易十六之死是替他先祖还债——是他甘愿放弃权力后自蹈死地。路易十六死后，地下出版物中有一份名为“路易·卡佩向地狱报到”的小册子，说经过审判，神祇派出秃鹰啄食他的心脏，第二天重新长出又被啄食——有人说这代表他必须承受永生的无尽痛苦，也有人说这是将他比作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哪怕身体残缺不全，也要造福人类。这样的“病夫”，其实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