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漫谈金性尧的笔名唐木、辛屋

时维丙申腊月，无意中从香港《大公报》看到两篇署名“辛屋”的文史随笔《牛皋之死》和《历史罪人洪承畴》，觉得应是金性尧的佚文。但当时俗务缠身，便只在微博上作一记录，未作深究。近日适有余暇，在逐篇浏览《新民晚报》时，瞥见辛屋也在晚报上现身，深入检视之后，竟发现自1961年8月23日至1963年3月10日，辛屋共写过四十篇历史随笔，其中谈牛皋与洪承畴的随笔，原载《新民晚报》1963年2月28日、3月10日，分别比港报早十天和九天。前者从题目到内容完全相同，后者原题作“洪承畴该骂”，原文第一节被截去，其余基本一致。原来两篇文章先是在晚报上刊载，后转载去香港的，这下终于引起了我的重视。因为两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探寻。

两年前的某日，得友人宋希於惠告，说某旧书网站不久前拍出一封1982年11月9日金性尧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王向民的回信。这封信很重要，因谈及笔名。另据网上还能搜到的作家王亚平、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冰心等人同一时期写给王的信，内容都围绕自己的笔名，故可推断王向民当时“广发英雄帖”，开展过大范围的笔名征集工作。

且看众人的回信，冰心的那封异常简练，称“一向都用‘冰心’笔名，只写《关于女人》时用‘男士’，此外别无笔名”，倒也干脆利落。而王增如替丁玲的代复信则不那么客气：“丁玲同志年迈多病，正在抓紧有生之年写计划内的文章，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其他。关于她的笔名，她也记不全，还是请您自己费神查找有关书籍和资料为好。”收到这封信，估计原本有再大的热情，也会被瞬间浇灭吧。

与丁玲相比，金性尧的回信在措辞上就要客气得多，由于先前用过大量笔名，便写了满满两页纸，第二页并附表说明。其中也顺带提及夫人武桂芳的笔名。

王向民同志：

手教拜读。我过去用的笔名估计有三十个以上，有的自己也记不起了，这里兹就较常见的写奉，其中包括解放后用的（如唐风）、最近还在用的（如鲁乙庸）。说是现代作家实甚为惭愧。

文革前的《新民晚报》（胡澄清同志编副刊时）我曾写过《诗人诗事》，用的笔名记不起了，你如需要，可翻查。我意思别的名作家尽量多收些，象我这样的，收七八个也够了。武桂芳只有用过木圭。

十分感谢您的盛意。匆匆顺颂笔绥。

金性尧 武桂芳  九日

按，胡澄清，人称“阿胡”，是一位资深的报人，编了一辈子副刊。1940年代曾助王雪尘编小报《上海日报》，笔名温那。1949年7月，追随唐大郎进入《亦报》社，不久也一同并入新民报社，在“繁花”编辑部组稿有年。等到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又发挥馀热，挑大梁，编长篇连载。著作有章回体小说《小刀会英雄传》《李逵装官》，笔名青山。

至于说“文革”前金性尧应胡澄清约稿，替《新民晚报》写“诗人诗事”专栏事，此前无人说及。经核实，此专栏确实存在，作者署笔名唐木。文章共有八篇，其中七篇集中于1960年1月底至3月中旬连续发表，内容不必细说，胪列篇名便可了解一个大概：《龚定庵己亥杂诗》《陆游参军》《连昌宫词的历史背景》《南宋的苏州灯市》《皮日休和黄巢》《李贺和音乐》及《〈蜀道难〉的地方色彩》；此外尚有一篇《曹操的短歌行》，则迟至次年10月22日才刊发，也可算是“诗人诗事”的绪余，但因时间相隔过久，专栏名不再印出。总的来说，这批文章篇幅都在千字以上，在晚报算是长篇，故能从容地围绕诸诗人一生中的重要作品，于夹叙夹议中，传递诗作的时代背景及其写作风格与艺术特色，部分文章，如写农民起义的那篇《皮日休和黄巢》，并不侈谈主义，淡淡地写去，却能见出作者的旧学修养与思想底蕴。

无独有偶。金性尧在《古籍工作的忌讳》（《博览群书》1996 年1期）文中，同样谈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胡澄清约写专栏，“内容是戏曲舞台上历史人物的故事，即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体来说：

第一个由他点名：薛仁贵。电话中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写征东。我翻了《唐书•薛仁贵传》，大部分是叙征东故事，谈薛仁贵而不谈征东，还有什么好写呢？当时不知如何交卷，已忘记了。我还想写狄青，又怕牵涉侬智高，因侬智高生长的地区，却不在现在我国的西南领土之内，被狄青所败后却退走云南大理。

言辞间说得明白，从中不难提取出如下线索：文章的发表时间介于1956至60年间，篇名或内容涉及薛仁贵，笔名则未知。然而几经查检，却始终不得要领。唐木笔名也有所误导，结合1959年金先生正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事们合作编注《唐诗一百首》，曾以唐风笔名于3月6日《文汇报》，畅谈此书的编选意图、选材标准及所遇困难等等。于是，试着依循可能的规律查找唐姓作者，同时又写薛仁贵的，恰好发现一位唐真。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却发现此人的文章多就戏论戏，既讨论戏曲情节编排是否合理，又谈演法、唱腔诸问题，皆非金先生所长。又注意到当年上海京剧院有位导演名唤唐真，种种迹象表明那些文章的主人更可能是他，而非金性尧。等重起炉灶，若不考虑唐姓，则绝似大海捞针，遍寻不着。故心虽怏怏，也只得放弃。失望之馀，不免心灰意冷。

直到最近，才蓦然意识到“辛屋”也许就是那个此前未能发现的笔名。于是思路再次打开，一查之下，果真如此。先来看外证：金文男《父亲金性尧的笔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8月11日），提及由“星屋”的谐音演化而来的笔名：辛沃、辛奥，虽未提及辛屋，但该笔名与星屋谐音，极易产生联想。

再考察内证即文本证据。这一批随笔，以“故事新谈”为专栏名（中有一篇《几种杜诗的评注本》，见于“书谱”栏，也署名为辛屋），粗略浏览篇名，有些似与戏曲无甚干系，但细读全文，有半数以上与戏曲有关，许多文章的话头因戏而起。这与金性尧的回忆吻合。

以下略举数例。

系列文章的首篇《〈打金枝〉的本事》，谈的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说此剧的本事与唐代赵璘《因话录》有关，自不待言。又说公主与驸马的地位其实不对等，“公主死后，驸马要为公主穿丧服三年，他们的官职也跟着公主死而撤消了。公主往宫中，驸马非得到明令准许，不得入宫。”恐怕知者不多吧。因此，结论是：“我们固然反对丈夫打老婆，但郭瑷的打公主，在敢于打击皇家尊严这一点上，还不失为有胆量有性格的大胆行为。”读来还是能够接受的。

接下来谈越剧《盘夫》里曾荣的父亲，最后点明“据史传所记，曾铣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曾淳”，说“曾严的通婚，却完全是出于戏曲作者的虚构了”，使人觉得戏曲编者的想象力有点过头。

《陈季常的性格》也写得挺有意思，从昆曲的传统喜剧《梳桩》《跪池》生发，说河东狮吼的主角陈季常实有其人，苏轼曾做诗奚落他怕老婆。随后指出后者还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说传主即季常，此人“轻财尚侠，骑怒马，射飞鹊”，“狂放豪侠、不受羁束”，与舞台上的表现大异其趣。原来“东坡原是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大文豪，他诗中对他弟弟苏辙即颇多调侃之作，而季常的怕太太也是事实，遂成为诗人时兴到落笔的材料，再加上剧本作者艺术上的渲染夸张，就使历史人物的陈季常的真实性格，几乎难于认识了”。这么解释令人信服，是难能可贵的。

又写宋初《烛影摇红》故事，不但述及此事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指出相关史料牵强附会处，最后结论较松，称“太宗之继位，自有许多不可告人的复杂内幕”。

作者喜做翻案文章，如《赵武不是遗腹子》，更倚重《左传》的切实可信，明确指出《史记》有多方面来源，有些来自民间传说，便易致误。又在《伐子都的本事》里，引述多种史料，得出“故事情节逐步在丰富”的结论，虽只短短数百字，而能深入浅出，简直让人击节叹赏。这些都是很可以体现史识的。《二乔非乔玄之女》，所论当然也对。以后写同题材的《乱世佳人话二乔》时，史料铺陈更多，观点依然一如既往。但写《赵高是太监》，或受赵翼《陔馀丛考》误导，与近年来的学界共识有所差别。当然了，再高水平的学者也无从摆脱时代局限性，读者自不必过分苛求。

作者史学功底的扎实还体现在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上，如《大明宫与玄武门》称“唐代长安的玄武门有两座”，粗疏如我就不甚了然。又如《〈焚绵山〉的演变》引《周礼》的记载，称寒食节“其实和介之推是并无关系的”，也颇有道理。

至于写薛仁贵与狄青，前者发表甚晚，远非记忆中的第一篇。征东事果然丝毫没提，只避重就轻写薛仁贵入伍后，为建奇功，“故意穿着和别人不同服色的白袍，持戟张弓，出入战阵。”说想必即是戏剧里“白袍小将”的出典。关于薛的善战，则以与突厥之战为例，写他“三箭定天山”。写狄青时将镇压侬智高一笔带过，着重写范仲淹对他大力提携之功，又揭其晚年功高骄慢，被调出中枢。故“《双阳公主》剧中写狄青回朝后受到朝廷迫害，发配云南，虽然是属于虚构，却也不失为‘想当然’的艺术加工”。

总而言之，金性尧的这些史学随笔，文笔精炼，言约旨远，亦不乏神来之笔，正如学者沈胜衣所言，能“从细微处写出时代与人性的风云”，足使后人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借镜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