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朽木”的还击

万岭的童年始终伴随着一个令人绝望的预言：他将在18岁之前死去。这是他一岁多的时候，一个医生看着他无法坐立的双腿，叹息着说的。医生推断，这个孩子“没有用”。

万岭的母亲不明白“没有用”是什么意思，医生说：“你听过朽木吗？正常的木头可以做成桌子、椅子，但是朽木就没有用。你这个小孩就是朽木。”

如今，“朽木”27岁了，是一名走路歪斜、说话含糊不清的脑瘫患者，也是一名管理着25名员工、年收入超过300万元的创业者。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残疾人数约有8500万人，其中就业人数仅为881.6万人。

万岭想证明自己是十分之一的分子，更希望证明自己“有用”。由于小脑受损，他无法灵活控制自己的双手，小时候，他总会把拳头重重地砸向那些嘲笑声。

因为打架，万岭的额头曾被缝了三针。后来，为了通过CCIE高级网络工程师认证考试，他把一本600多页的教材抄了一遍，曾经用来打架的手一下下有节奏地戳向键盘，他试图努力控制屏幕里代码的方向，也控制手指不断袭来的疼痛。

27年来，万岭把所有的力气从拳头挪到键盘，再到屏幕上的一行行代码，只是为了让自己距离“正常”更近一点。

文 | 刘欣

编辑 | 卓然

用拳头击败“正常人”

6岁之前，万岭几乎住在医院里。他熟悉许多地方的医院：老家高邮的、扬州的、南京的、上海的、北京的，有时是打吊瓶，有时是做手术。

为了照顾万岭，母亲谢芹辞掉了工作，家里人天天带着万岭去运河边爬台阶，慢慢教他走路，教他用勺子吃饭，哄他喝极苦的药。他们带着万岭去北京做理疗，去长春矫正发音，一个月的学费就要五万多元。这个家里的眼泪多得快要溢出来。

曾经有人让谢芹扔掉这块“朽木”，“你如果下不了手，带到这边来，我帮你把他掐死。”

可这个说“已经流尽了一辈子眼泪”的母亲还是舍不得，她甚至没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她怕，怕自己有了“正常”的孩子，“一定会偏心忽略了万岭”。万岭有时会好奇自己从哪里来，谢芹就会拖长了声音说，万岭是个小天使，在天上是他选择了谢芹当自己的妈妈，“趁我喝水的时候，你就钻到我肚子里去了”。

由于小脑受损影响了平衡感，万岭骑车总是摔跤，他常常连人带车从河堤上滚下来，但第二天又骑着车去上学了。母亲鼓励他：“人家能骑你也可以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母亲总会多花两千块钱，让万岭上“补习班”。她告诉万岭：“不好好上学就没有工作，你要努力自力更生。”不管是什么饭局，母亲总会带着万岭一起去，“把他当成正常的孩子”。万岭七八岁的时候，谢芹还半夜带着万岭去招待所安顿亲戚，因为她觉得“万岭是男子汉了，可以保护我”。

母亲像一朵柔软的棉花包裹着万岭。但吃药、手术以及这些连绵不绝的爱都没能让万岭变得“正常”，只要离开这个家，万岭还是会因为说话含混不清、走路歪歪扭扭被人嘲笑是“傻子”。早读课，同学跟他借书，万岭说他也要用，同学很生气：“你用了干嘛？反正你又不学。”后来，万岭胖得厉害，同学们当着他的面讨论“是吃多了冬虫夏草”，还叫他“胖子”。

毫无意外地，拳头替代眼泪，“对抗”成了万岭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日常。他经常鼻青脸肿地回到家，有时门牙掉了，有时衣服破了，有时脸上挂着口子。

母亲从不因为打架骂万岭，只会问：“打赢了没有？”

“打赢了。”

“赢了就行。”她知道“赢”对儿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万岭的拳头几乎没输过。他希望自己的人生也能像拳头一样，直接、干脆，“打垮”所有不好听的声音。他曾经叫了一帮同学，坐着面包车从高邮到扬州打架，那是他学生时代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他想让对方知道，自己能够轻易击败这些“正常人”。

可坚硬的拳头背后，是更坚硬的现实。小学三年级之后，因为无法灵活控制自己的手，一笔一划对万岭来说无比艰难，他的作业总是写不完，学习慢慢跟不上了。尽管万岭的智力没有问题，但初中的学校还是不想收他。母亲跟校长写了保证书，低声下气地承诺，万岭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都跟学校无关。

上了初中之后，作业更多了，别的孩子写到晚上八九点钟，万岭要写到凌晨一点。考试的时候他经常答不完题，成绩倒数。有的时候，他离开家会骑车到河边坐一整天，等到傍晚，再装作放学回家。

这个少年第一次发现，有些困境是用拳头也解决不了的。

从脑瘫患者到网络工程师

一块屏幕成了万岭的“避难所”。

小时候，万岭躲在邻居背后看他们在这块屏幕上玩纸牌、扫雷。后来，母亲给他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他爱看《电脑爱好者》杂志，每一期都买，每次电脑坏了，万岭就按照杂志上学的知识自己拆开修。甚至还帮同学组装电脑、安装系统。

只有0和1的代码世界不会投射出鄙夷的眼神。一开始，万岭只是沉默地跟这块屏幕用代码对话。渐渐地，他觉得代码或许能代替拳头，用“更高端”的方式帮他向这个世界还击。

读大专的时候，万岭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但毕业后他发现，许多书本上的知识在实践中并不实用，他甚至分不清内存的规格。同事觉得他话都说不利索，能力也不够，就安排他去做“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打字或者整理资料。那时，万岭暗暗在心里想：“等哪天有机会我肯定要‘搞死’你。”

为了“搞死”对方，万岭通过了专升本考试，还参加了当地残联举办的技能大赛，获得了高邮市“数据处理”项目的第一名。他满城找培训机构上课，那个时候，他每天的路程都在扬州的地图里画“三角形”，从借住的亲戚家到公司再到培训机构，一天要骑两三个小时的自行车。可他看到，即便是如此费力地学习，也不能让他在职场上获得更多尊重，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离产业一线距离很远，学完的万岭甚至找不到一份对口的工作。

他默默作了一个决定——考CCIE高级网络工程师认证证书。

CCIE被称为IT行业的终极认证，目前全球仅有66200人通过考试取得认证，持证者的平均考试次数为3.98次。腾讯课堂平台上的数字人才培育机构——“熊猫同学（思博网络）”创始人胡明回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月薪2500元，考完CCIE的证书后，年薪涨到了20万元。在他的学员中，许多都是30岁以上的工程师，因为“只有拥有很丰富的行业经验，才有可能通过这场考试”。

所以当万岭联系他、想报名“熊猫同学”的CCIE考试培训课程的时候，胡明很是犹豫。他的学员中有塔吊工人、开挖掘机的，却从没有像万岭这样的残疾人。

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疑虑。为了让学员们看到自己的成长，胡明在班里发起了一个跑步群，邀请大家一起“云跑步”。万岭每天都会在群里更新自己的跑步动态，风雨无阻，尽管，他连走路都有些困难。

因为白天上班，万岭只能晚上上课，刚开始，他像学生时代一样，跟不上班里的进度。但是与上学时不同的是，他可以随时打开屏幕，每天无论多晚到家，万岭总要一遍遍看课程回放，他的鼠标在进度条里反复拖动，没有人会怪他耽误了教学进度。

那块屏幕隔绝了一张张神色异样的脸庞，也过滤了与学习无关的嘈杂声音，有时凌晨两点，有时清晨六点，老师的邮箱和微信里塞满了万岭的作业和问题，万岭在自己的“时区”里开始一步步攀登那座看似遥不可及的高峰。

图 | 对照书学习编码的万岭

对普通人而言只是随时随地能学习的在线职业教育，却让万岭人生第一次拿回了学习的主动权。

在屏幕前学习了几个月后，经过两次考试，他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获得CCIE证书的脑瘫患者，拥有了一个新的、无形的“拳头”。拿到证书后，父亲逢人就说，有时还会把证书带出去给别人展示。

这一次，万岭觉得自己或许不会再被人叫“朽木”了。

“我不是中国阿甘”

现实很快又把这个青年摁回原地。

那段时间，万岭常常“白天很亢奋，晚上很低落”。CCIE的证书给他带来了无数面试邀约，但机会往往也结束在面试。由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万岭还去干过两个月的网管。

好不容易，万岭找到一份匹配的工作，工资也翻了一倍多。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为了一个项目，他和同事在现场值守了三天，“吃喝拉撒都在机房”，工作完刚出机房就晕倒了。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用“证书”这种更体面的方式回击这个世界，但人生为他设置的程序是“地狱模式”，一个客户在他完成项目后指指点点，说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话”，万岭气得再次伸出了拳头。

图 | 万岭正在调试

他再次回到了那块屏幕前，在腾讯课堂上更多的课，和老师讨论更多的实操案例，考更多的证书。屏幕像他最忠诚的朋友，“学习是最简单的事儿，只要努力就可以学好。”后来，有个公司需要在6小时内完成核心网络升级和改造，高邮的本地团队没人敢接，万岭就拉着几个朋友接下了这个项目，从此在当地“一战成名”。企业的老板们开始点名让“小万”负责某个项目。

这块脆弱、纤薄的屏幕，成了他还击这个世界的新武器。

万岭依然不想止步，他已经明白，“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件事、一个瞬间，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挑战。

母亲谢芹只希望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觉得他创业是“爱折腾”，更多的人说他“励志”，但只有他知道，自己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生存”。他必须更努力、更“成功”，才有可能让自己含混的口音和歪斜的身体变得模糊，才有可能获得应有的“尊严”。

万岭想创业。他不想一辈子只和计算机、技术、代码打交道，他想走出那块屏幕，回归到社交生活里，因为“与人斗，其乐无穷”。合作伙伴李俊杰劝他，这两年行情不好，创业压力会很大，但万岭说：“我就要干。”

26岁的时候，万岭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开始，公司只有3个人，但他从不强行挽留任何一个客户，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客户最终还会回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抬高自己的地位了。”李俊杰说，在高邮乃至扬州，万岭是网络安全技术的“天花板”，每次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口齿不伶俐但技术过硬的“小万”。“小万”的出现，填补了当地乡镇网络安全服务的业务空白。

万岭知道，创业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如何让别人信任”。

这是一个伴随了他27年的问题，而现在似乎正在得到解答。去年一年，万岭公司的收入就有300多万元。如今，公司已经有25个员工，还是华为、深信服在当地的合作伙伴。他的手机铃声总是无间隙排着队地响起，大大小小的客户打来电话，耐心等待着一个个字从万岭嘴里缓慢地、含糊地蹦出，那是“小万”对业务的判断和结论。

万岭终于变得松弛。他不再时刻攥紧拳头，也不再成天躲在屏幕后头。只是每次深夜回家的时候，他总会换下湿透的衣服，重新坐到屏幕前学习。他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而那块屏幕能让他的“系统”永远保持更新。

有人说，万岭像“中国的阿甘”。但万岭觉得：“阿甘比较老实，他一直在跑步，他只知道跑步，从战场跑到运动场。我很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想办法走近路，找到更短的路径。”

对于万岭来说，那块屏幕就是这条捷径。他认真地想过，如果没有当初腾讯课堂那块屏幕，只会用拳头还击这个世界的自己，也许此刻在福利院，也许成为了一名按摩师。

图 | 计算机前编码的万岭

在更大的一张图纸上，根据中国残联实名制数据统计，当前通过网络实现就业的残疾人每年约6.8万人次，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电商服务等行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现在，距离那个18岁的“魔咒”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没人再说万岭是“朽木”。他新的愿望是，让另外8500万块“朽木”，可以活得不这么用力。

原标题：《一块“朽木”的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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