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间”的香港：一个“混血儿”家庭团聚的虚假神话

在传统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殖民者正是黄秋生父亲那样的形象：来到殖民地的西方白人，占据了本地的女性，生下了混血的骨肉，并不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担负任何责任。但和黄秋生的家庭不同，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殖民留下的痕迹，或者说后果，反而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用家庭式的想象加以理解——它的暴力并不通过征服-生育的隐喻完成，而是沿着一套香港特色的经济金融地产财税制度、沿着为中产设计的城市空间、沿着东南亚佣工和全球贸易的网络铺开、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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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混血的艺人黄秋生找到了自己英籍身生父亲留下的两个同父异母哥哥。几天之内这则新闻刷遍了各大媒体的娱乐版，也刷爆了朋友圈。家庭团聚、和解，博得了无数眼泪。毕竟，一个抛下妻小的洋人“渣男”生父（网友语），一对远隔重洋未曾谋面的陌生双胞胎兄弟，一段寻找身份的挣扎故事，一场延宕五十年的象征性释怀，这些细节都铆足了戏剧化的张力。

甚至，黄秋生也成为香港人身份露出水面的一角。回归后，文化人陈冠中写下“香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金都茶餐厅》。文中主角是个“咸虾灿”，母亲“黑瘦广东人”，父亲“肥白英国鬼”，父亲在香港遇到母亲，生下孩子便回到英国。主人公——这个半洋半华的主人公，广东话流利、市井，在油尖旺街头游荡，带着商人的投机头脑，却又有智识群体的清高。

这形象让人第一时间想到黄秋生——同样是混血儿的黄秋生，演尽烂片三级片暴力片的，在乐曲创作中憋着无数广东话四字真言粗口的黄秋生，在许鞍华的电影里饰演唱国际歌反帝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神父的黄秋生，在《老港正传》里饰演心怀祖国的左向港的黄秋生——尽管，论及看待世事的态度，这个虚构人物显然又是陈冠中这代香港文化精英的自我写照。

黄秋生属于混血儿，在网上贴出的视频节目里，他自述年轻时因为这个身份带来种种苦恼：看不惯英籍生父对华人的傲慢，也受不了华人排斥自己这个“番鬼”。如今年过半百的黄秋生认为自己已经和混血儿的身份和解——“我中意食牛扒，我都中意饮汤”，父母两重血缘带来的挣扎，摇身一变，以两种文化如何共存的语言宣告看破执念。

相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主流华人社会那“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心态，以交融为卖点的“中西之间”早已成为今天香港社会文化主流，亦是关于香港身份的一套“政治正确”。这论述固然不假：香港的广东话夹杂着英文辞藻，茶餐厅里白切鸡叉烧肉搭配着咖啡和奶油吐司。

但是，并不是说中西的特点并置在同一空间中，就意味着“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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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生为代表的“半唐番”身份，面临这样的处境：在香港，华人和西人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世界与种族身份——殖民早期以上环鸭巴甸街为界，华人西人隔开两个世界，更高级的洋人则生活在山顶。曾经显赫一时的混血儿巨富何东在山顶置业，子女上学开始时却要过海送去九龙，因为西人的精英学校并不容纳混血儿；二十世纪中叶情况有所改变，但却又是另一番形势——劳工阶层华人并举的是种族和阶级身份，殖民地官员和殖民地精英则共享这个冷战前哨的经贸起步。

无论是殖民早期还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黄金时代，殖民政府的政治决策，英国人之外的群体都鲜有涉足。不必说总督由伦敦的殖民地部任命，本地上层官僚也由英国人主导。更重要的是，在“以华治华”的表层之下，重新打造了一整套社会管理系统——它留下了一些小恩小惠，比如给新界原居民的男性后代以土地特权，比如允许华人以社团形式提供自治的，医疗、殡葬等等服务，但最关键的土地产权、财税、暴力机器，全部掌握在港英政府手中。有人会认为，英国的殖民方式是扶植本地代理人，尊重当地精英的文化，这说对了一半。在新界，英国人一手尊崇宗族乡绅，另一只手将本地宗族的地权全部收归英王所有。

就这样，文化问题则反而不在政府的考量之内。在殖民时代，华人和西人并不以文化区隔——比如屯门青山脚下的牌坊上赫然在列的，是中国通总督金文泰的汉字书法。新界乡绅举行太平清醮科仪庆典之时，殖民地官员也到列庆贺，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对抗内地兴起的民族主义，港英政府开始大力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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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混血儿在血缘上“贯通中西”，在商场中也呼风唤雨，见证了如何东家族这样经久不衰的商业世家，但根本上，他们是殖民“不经意”的产物。他们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也不是纯粹的西方，他们既没有遵照中西之分，也因为人数太少， 不得不感受殖民者和华人精英的双重挤压。就算黄秋生这样出生在战后的混血儿，也在1950到1960年代的社会冲突中感受到了白眼和疏离。混血儿的遭遇提醒着我们殖民的性质：殖民的手段，是将人分类、区隔、展示出差异、将不同的统治方法藏在这一切的背后，而面对这一切，真正的混血儿恰恰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

1990年代，回归前夕，罗大佑创作的歌曲《青春舞曲2000》中这样唱到：“家国应如何称呼/黑眼睛黄皮肤/一亩梯田容万千住户/关帝遥望天父”。有意无意地，这句歌词足以作为香港人身份的症候：在歌词里，香港人的身份以“黑眼睛黄皮肤”构成的种族特征描绘；香港的文化身份，则落在“关帝遥望天父”的中西并置上。中西的时空在这里分成了两层：以种族为表征的一层，是身份上的区隔；以文化符号为界的一层，则是景观上的交融。景观可以交融，但身份拒绝沟通，结果，所谓的“中西之间”实质上只不过是对景观符号的操作和展演。而符号展演，可供流通、购买、消遣，这就是为什么鼎盛年代的香港社会，在不同的受众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金庸、成龙、古惑仔，大众文学与电影文化呈现的几乎是一个彻底的华人世界，甚至它可以非常民族主义；在另一面，当香港的土地产权、司法、行政管理模式被引介到学界与行政系统中时，它的英殖痕迹又是如此明显。

伴随着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殖民政权也调整着被统治者的归类法。公屋、居屋、新市镇、廉政公署，麦理浩治下社会政策的改革造就了一个现代主义的中产城市。人们住在几乎是倒模成型的屋宇内，享受雷同的安保服务，在连锁商店和相同公司运营的小区街市购买生活用品，到市区的大型购物中心消费。在冷战逐渐消退，意识形态藩篱不复，港商北上的时代，香港的地景不再是分为精英居住的港岛上流街区和无产市民拥挤的九龙、北角，而是区分成了上流豪宅、中产世界，以及社会景观边缘的东南亚家庭佣工、穷人、老人与新界新佃户。如果说这个中产阶层有什么被殖民的痕迹的话，那么在仍然缺少政治参与权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一整套从上到下推行的礼仪素质规训，让这个有房有工作的社会“中坚”群体成为了一板一眼丝毫不敢逾矩的“良民”阶层。

“中西之间”的香港文化身份，仅仅在这样虚无的意识形态下才得以诞生，它是一个非混血中产社会的一套“混血”文化。在传统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殖民者正是黄秋生父亲那样的形象：来到殖民地的西方白人，占据了本地的女性，生下了混血的骨肉，并不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担负任何责任。但和黄秋生的家庭不同，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殖民留下的痕迹，或者说后果，反而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用家庭式的想象加以理解——它的暴力并不通过征服-生育的隐喻完成，而是沿着一套香港特色的经济金融地产财税制度、沿着为中产设计的城市空间、沿着东南亚佣工和全球贸易的网络铺开、部署。在这个意义上，一场中西亲人团聚的混血家族神话，也许和这座城市的历史隐喻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