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行书

行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书写比楷书方便快捷，又不似草书需要单独识读，它是篆隶楷行草五种字体中实用性最强的。

启功先生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其实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乃时代风气使然，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楼兰残纸》(左)与东晋二王帖（中及右）对比

东晋王珣曾给堂兄伯远书写了一通信札，称为《伯远帖》。其用笔舒展流畅，字形飘逸秀雅，章法布局灵动，一扫均匀板滞的习气。字形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有如天成。为行书早期的典范之作。其每行字距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整体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此帖除首行“顿首”二字上下连笔之外，其余字字独立，字形有大有小，疏密有致，每个字的结构安排很有特点，通过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疏密、向背、主从、敛纵、虚实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处理，使字的体态神情变化多方，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意气飞扬的感觉。《伯远帖》是现今学术界公认唯一传世的东晋名家法书真迹，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并称为“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帖”。

东晋 王珣 《伯远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书法家梁巘（yǎn）在《评书帖》中有一段著名书论，即“晋人尚韵、唐代尚法、宋人尚意”，对这几个朝代的书法艺术特征进行了高度准确的概括。

书法史上还有一件著名的行书作品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共计2400余字。其内容由唐太宗为玄奘法师翻译佛经而作的序文、太子李治作的序文以及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三部分构成，通称《三藏圣教序碑》。是由京师弘福寺僧怀仁集皇室所藏王羲之行书真迹成文，后镌刻成碑，被历代书法家视为临书楷模。

到了宋代，书家们不泥古法，提倡适意的艺术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的代表作，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米芾的《虹县诗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宋人尚意，表现在书法上，重行草、崇流美的尚意书风，韵外之致，意在笔先，不仅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而开创尚意书风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苏东坡。

“尚意”也就是书法家在作品中张扬个性，表达性情，不受拘束，任由感情自然流露，纵横驰骋。宋代书法家重视自身修养，胸次高、读书多、见识广，他们的书法既不简单否定唐人，也不简单回归晋人。当时禅宗提倡“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

元代赵孟頫提出遵循古法、崇尚二王的思想，其云：“若今子弟辈，自小便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姆》，不令一毫俗态先人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又云：“学书须学古人，不然虽秃笔成山，亦为俗笔”。赵孟頫所提到的 “古人”，主要是指晋人，尤指義、献父子，强调学习他们的用笔。

“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这天朗气清的金秋海上，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效仿古人翰墨，信可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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