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煜对谈米切姆｜中国古代技术：超越“古希腊-现代”二分法

3月25日下午，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联合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邀请了来自德国吕纳堡大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许煜举办一场题为“论中国的技术问题”的讲座，并与美国技术哲学家、科罗拉多矿业大学人文和国际学院教授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进行对话。这场讲座是科技展会“A Better Version of You”的一部分，从3月24日至4月1日，来自全球的技术开发人员和艺术家将在位于798艺术区的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呈现他们的奇思妙想，展览世界各地的最新科技应用和产品。

这场讲座的题目来自于许煜的新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试论》（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在书中，许煜质疑二十世纪的技术哲学中“技术”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并试图通过展开他所称的“多重宇宙技术”以超越希腊技术或现代技术的二分法，并将中国传统思想与欧洲的哲学讨论相比较，以重新解释为何中国缺乏对于技术的系统性思考这一李约瑟难题。

在前些年，人类纪（Anthropocene）引发了许多学者的热议，很多人类学家都试图回归到“自然”这个概念以寻找出路——事实上存在着多种类型的“自然”，自然并非具有唯一的、完全确定的定义。在我们日常语境中使用的自然一词，是产生自欧洲知识体系的一种对自然的本体论描述。许煜以此追问，如果我们拥有不同的自然，是不是也拥有不同的技术？

在思考技术时，人们往往会认为技术是线性发展的（“呈直线型上升趋势”），即朝着一个所谓的技术奇点发展——城市越来越富饶，生活越来越便捷，甚至会有超级智能出现，帮我们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所有的规划。技术奇点能否被实现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它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因为一旦有超级智能帮我们做所有的规划，政治便不再被我们需要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神学，因为它要达到的是历史的终结，正如颇为畅销的《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一书所暗示的那样。这种超人类（transhumanism）的意识形态也出现在今天的主流政治，去年8月份中国的白皮书称要在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的领导者，在9月普京对俄罗斯的儿童说，谁在AI上面领先必将领先于世界。技术已经成为了文化价值政治的支撑，并引导这些价值的发展，而停留在诉诸人道主义与自动化技术对立的立场，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以有效的框架理解技术，一方面要回应技术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打开技术的多样性。

海德格尔在《论技术问题》中阐述了技术的概念在本质上的变化，即从古希腊的技术（technē）发展为欧洲经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所谓的“现代技术”，或者说是古希腊的技术被“现代技术”所取代。古希腊的technē一词的本意带有一种艺术的诗性，指的是工匠将不同种类的物质原料以其形式以及目的塑造为产品。而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所谓的“座架”（Gestell），所有的物质原料都在等待被预置（bestellen）为人类将要采用的东西。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判来自于东方，他以泰然处之（Gelassenheit）的态度来批判性地回应技术问题，被很多哲学家认为跟道家的无为非常相似。许煜提及，许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技术，而他的研究工作一直聚焦在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理解，他的第一本书《论数码物的存在》与海德格尔进行对话，而在《论中国的技术问题》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古希腊的“技术”和现代技术之外，我们如何论述中国的技术、印度的技术、非洲的技术或者南美的技术？在技术哲学领域，对技术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是狭隘的，中国的技术、印度的技术、非洲的技术等来自异域的技术既不能被归类为古希腊所说的技术，也显然不是现代技术；而在技术哲学中还不存在第三种技术的概念，如果无法将它们归类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论述这些技术？例如众人皆知的中国四大发明，以及约公元11世纪制造的精密度极高的水运仪？

许煜提及，欧洲的历史学家在讨论这类技术的时候，有人会说13世纪欧洲的造纸术比中国的先进，也有人认为不能比较单一的技术，必须要比较整个技术系统的差异，所以对于技术的研究在历史学家的争论中实际上构成了国族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因此，许煜试图避免一种比较的方法，这种比较方法往往会采用一种进步或发展的线性思维，用同一种指标来衡量不同类型技术的进步，并忽略其他因素而将不同类型的技术置于同一时间线上。而在中国，很多技术哲学家在谈技术的时候会提到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他是偷火给人类并因此受罚的巨人，他也是计数的发明者——在歌德1789年的同名诗《普罗米修斯》里面，他甚至用泥创造了人。神话里技术的起源也是欧洲技术思想的起源。许煜说曾有一个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对着中国听众讨论技术时，说技术来自普罗米修斯。这一现象不仅仅是一种“失向”（disorientation）的体现，而且还是一个去东方化（disorientalisation）的过程，即中国在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150多年的现代化过程。

面对讨论技术时的莫衷一是，许煜以“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来重新思考技术的问题，以回应技术的同一化、技术朝向奇点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并揭示在古希腊的“技术”和现代的技术之外，一种不同的讨论中国技术的可能性。

中国的技术：“器”与“道”的奏鸣

技术无疑具有普遍性的维度，它是记忆的外化，也是器官的延伸；除了普遍维度，它也有一些非普遍性的维度，因此宇宙论在技术的发展还有应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宇宙技术，用以讨论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在技术活动中如何得到统一。比如传统中国医药中常见宇宙论的一些词汇，如阴阳、气、五行等等。宇宙技术在另一方面回应了李约瑟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哲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出现？李约瑟回答说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这种思维是有机的，不是机械性的；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则认为，中国哲学根本上是一种道德宇宙论或道德的形而上学。许煜则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系统性地建构中国的技术思想。就是“器”和“道”的这两个根本性的概念。

许煜先解释了“器”和“道”的分别。《易经》里的区分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现代化过程里面，我们急于寻找一个跟西方的哲学相对应的机会或者概念，所以就直接将“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等于将“道”跟“形而上学”等同了。器的意思是工具，《说文解字》里面器字中间是一个犬守护四个器皿。在历史上，“器”和“道”的关系一直在改变，没有永恒的道，清朝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即六本经典尽管被称为“道”，但在其著述时代只是“器”而已。

在高科技时代思考人类的存在

卡尔·米切姆首先肯定了许煜的研究视野，包括如何应对当代现存的一些挑战如从核扩散到生物多样化的丧失，全球不稳定性以及气候变化等等，《论中国的技术问题》一书，也的确开启了一个新范畴去追问在新兴的高科技环境下如何思考我们的生命。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各个国家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去展开技术多样化的讨论，在参考历史的同时，创造一个技术多样化的空间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米切姆讲道，最常见的中西文化的比较，或者是中西文化哲学的比较，一般把西方的文化思潮定为一个规范，以此研究中国，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缺乏的。而许煜逆反了这个规范，西方缺乏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或者是互相补充的基本中国哲学概念，西方很少接受“求同存异”。中国从社会体制上也是非常独特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能够像中国能够在已经坍塌的旧的体制上能够重新再生。中国的技术和艺术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自己（a better version of us，这届科技展会名为a better version of you），带来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和谐。

许煜提醒我们在考虑现代技术和传统之间的局限以及张力的时候，需要涉及更广阔的范畴。比如在谈论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宇宙技术的时候，不能忽视科技公司的前沿进展，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他在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以及太空探索上非常具有开拓精神，但必须注意这种技术发展的趋势背后是什么样的走向。在一百多年来对地外空间的探索上，人类一直不断挑战着认知的极限，但也一直面临着构建宇宙知识的困难。前现代的宇宙论如星象学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可以作为新的反思对象和阐释对象，比如有研究者对星相学重新进行心理学研究。在谈到宇宙学和星球的时候，人们简单化地将宇宙视作不同星系和天体以某种物理轨迹飞行的空间。许煜认为，当下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需要在新的地理工程或者是宇宙工程的宏观背景下，重新讨论宇宙技术，获得一种言说宇宙和思考宇宙的新角度，譬如从知识论的角度解释宇宙技术——一方面是认识论层面的关于我们如何认识事物，另一方面要关注福柯的“知识型”即指生成知识的条件。

至于这届科技展会上的艺术—技术产品，许煜和米切姆都认为参展品为批判性的讨论和思维创造了可能。从美学强调感知的角度来看，新的艺术家实际上是给技术物体建立本体论的尊严，这实际上是延续到了21世纪还没有解决的20世纪的问题之一，所以对新媒体艺术来说，必须探索的是美学的可能性与边界，而不仅仅是艺术通过技术或者数码所表现出来的图像去理解。利奥塔曾经讨论过技术和感知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要的不是数字媒体所展示的美学样貌，而是如何通过感知让技术产生现实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开启新的角度考虑宇宙技术或宇宙哲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