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两汉瓦当：奇逸多变、舒卷自如

在距今三千一百年的西周早期，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瓦出现了，这是古代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随着先民对中国独特的土木结构中使用瓦的经验的不断总结，瓦当应运而生。

文物出版社推出的“考古与文明丛书”《屋檐艺术——中国古代瓦当》介绍，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是继战国、秦以来，中国古代瓦当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它的最重要标志是西汉中期偏早期文字瓦当的出现。当时文字瓦当广泛施用于京畿的皇家宫阙直至边远的地方官署。以“长生未央”“长生无极”“长乐未央”之类的吉语为主，因圆形展开，挪让、省简，各尽其态。篆书的成功变形而产生的“有意味的形式”，令人叹为观止，受到唐宋以来历代金石学家的青睐。

云纹盛行的图案瓦当

西汉初年是图案瓦当一统天下。秦瓦的烙印仍十分强烈，如汉长安城出土的变形葵纹瓦当（图1）几与秦瓦无异。同时常见的涡纹瓦当（图2）、连云纹瓦当（图3）莫不展现出向汉式云纹瓦当过渡的特征。  

图 1 西汉初期变形葵纹瓦当

图 2 西汉初期涡纹瓦当 

图 3 西汉初期连云纹瓦当

汉长安城还出土一种西汉山云纹瓦当，十分别致，实际上可以对切为两个山云纹瓦当，可以说是由战国半瓦当向圆瓦当进化的可贵标本。

以后云纹瓦当（图4）大行，在西汉一代，比例约占到百分之七十。云朵形云纹瓦当当心纹饰有两种最典型的形态。一种是当面为双十字划分，当心被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加入三角形（图5），此类时代较早。一种是当心在半球形当心周围饰以一周连珠纹（图6），当背皆不见切当痕迹，此类时代略晚，流行于西汉中晚期。

以上为西汉京畿（陕西关中）地区云纹瓦当的大体样貌。  

图 4 西汉山云纹瓦当 

图 5 西汉初期云纹瓦当 

图 6 西汉中晚期云纹瓦当

以洛阳地区的为代表的河南地区云纹瓦当，在西汉前期以蘑菇形云纹瓦当为主。这时的瓦当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云纹瓦当的当心为双叶和四叶纹。到两汉之际，当心多以圆饼为饰，东汉时又在当心圆饼之外增设一圆圈，这类瓦当在东汉晚期极为流行（图7）。

图 7 洛阳地区的汉云纹瓦当（摹本）

到了东汉晚期，当面仍为简化的蘑菇形连云纹，在云纹的外圈还增设一周三角纹或变形的绳纹。这种特点的形成，有人研究认为可能是受到了西汉晚期关中地区流行云纹瓦当中栉齿纹的影响。曹魏时期的洛阳地区仍然使用这种纹饰的瓦当。

西汉时，齐地的圆瓦当开始增多，在大一统历史背景下，大量的圆瓦当开始使用与陕西关中秦汉云纹瓦当相同的卷云纹，其当心纹饰亦仿前者（图 8）。到了东汉，圆瓦当当心以圆饼为主，当面多为蘑菇形和羊角形云纹，有的瓦当云纹之间并有文字，形成云纹与文字相结合的瓦当（图9）。 

图 8 西汉齐地云纹瓦当 

图 9 东汉“千秋万岁安乐无极”瓦当

福建地区的汉代云纹瓦当，目前主要集中发现于崇安汉城遗址。这里共出土汉代瓦当七百余品，均为圆形瓦当，以云纹、云树纹和文字瓦当为主。其中云纹瓦当分为阳云纹瓦当、阴云纹瓦当和云树纹瓦当三种类型。当心以双阳线做十字分割，再加饰羊角型云纹和乳钉纹，独具一格（图 10）。 

图 10 福建地区汉云纹瓦当

四神瓦当的卓然风采

如果说战国时期图像瓦当多姿多彩，是瓦当艺术第一个鼎盛时期，那么，西汉文字瓦当的流行与四神瓦当的出现则成为瓦当艺术第二个高峰时期的标志。

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分别代表天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星宿，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四神的明确记载。汉代，人们更深信四神与天地万物、阴阳五德关系密切，有护佑四方的神力，故此，颇为好古的王莽特以四神瓦当装饰其宗庙，祈望以此驱邪镇宅，保佑宗庙乃至社稷江山永固。四神瓦当有多种版别（图 11、12），都构图雍容堂皇，制作精致，艺术水准极高，为今人广泛应用于装饰图案设计中，堪称瓦当家族中的天王巨星。

图 11 汉玄武瓦当（陕西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出土）

图 12 汉青龙瓦当（陕西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出土）

而出自汉长安城南郊王莽九庙遗址的四神瓦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一种（图 13）。

图 13 王莽四神瓦当

20世纪50年代末，在今西安市西郊枣园、阎庄一带，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组王莽时期的建筑遗址。该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安门、安门以南 1 公里处，由11个大小相仿的“回”字形建筑组成，每组建筑都是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270米，中部各开一门。四神瓦当正是当年这些四门门楼上所用。《汉书·王莽传》记载，地皇元年（20年），王莽坏拆长安城西苑中的建章宫等十余所宫殿，“取其材瓦，以起九庙”。九庙“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地皇三年正月终于告竣。可惜这时新莽王朝已是山雨欲来，次年九月，绿林起义军在一路攻陷洛阳的同时，另一路已将长安城围得铁桶一般，起义军掘了城外的王莽妻子父祖的陵墓，“烧其棺椁”，并将长安城南的九庙、明堂、辟雍诸礼制建筑付之一炬，“火照城中”。十月一日，城破，三日，王莽被杀。

由此可见，王莽耗费巨大人力、财力修建的九庙，拆用了长安西苑十余所宫殿的材瓦，而九庙每组建筑围墙的四门专门特制了全新的四神瓦当，即东门使用青龙瓦当（图 14），西门使用白虎瓦当（图 15），南门使用朱雀瓦当（图 16），北门使用玄武瓦当（图 17）。可惜这些瓦当使用不足一年便被绿林军付之一炬。   

图 14 王莽青龙瓦当  

图 15 王莽白虎瓦当

图 16 王莽朱雀瓦当

图 17 王莽玄武瓦当

由于这种四神瓦当为王莽九庙专用，历时极短，又遭到了刻意而彻底的破坏，故它的存世量是相当有限的。而从工艺技术角度讲，王莽时期的工艺技术水准即使在本来水平已经很高的两汉时期亦属上乘，莽钱、莽印如此，四神瓦当亦如此。这种瓦当边轮宽厚，庞硕雍容，图案富丽，模印精工，火候均匀，无愧秦汉瓦当之翘楚。故瓦当收藏自清代勃兴以来，四神瓦当一直是瓦当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无上上品。就秦汉瓦当故乡——陕西而言，拥有这种品级的成套四神瓦当的国有文博收藏机构亦不过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数家。私人藏有四神瓦当中的一二种甚至半块残瓦的已足为藏友艳羡，全套完整藏于民间者屈指可数。 

祈福致祥的文字瓦当

瓦当可分为图像、图案、文字瓦当三类。文字瓦当出现最晚，但人们对它的兴趣却发生最早，也最执着。

如果说在唐代人们由于对陶砚的喜爱而最早注意到瓦当，那么到宋代，在《渑水燕谈录》《东观余论》中，我们就见到了对古代瓦当最早的明确记载。两书记载了秦汉羽阳宫遗址和西汉武帝益延寿宫出土的几种文字瓦，并做了考证和推论。宋代是我国传统金石学大兴的时代，作为现代考古学的前身，它偏重于著录和考证古代之文字资料。所以，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当，而对无字的图像、图案瓦当不著一字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晚清杰出金石学家罗振玉关于瓦当的集大成之作《秦汉瓦当文字》，光从书名便知文字瓦在其中的统治地位。此书中只有极少的图像和图案瓦当。近七十年来，现代考古学全面展开，但文字瓦当如日中天的地位并不曾从根本上受到撼摇。

从西周最早出现重环纹瓦当起，瓦屋几乎一直是为统治者所享用，寻常百姓“屋上无片瓦”（北宋梅尧臣《陶者》），史不绝书。统治者巍峨宫阙的檐上，瓦当一直随时代不停地变换着各式的图像与图案，有些图像和图案可能还寄托着统治者良苦的用心。但对观者而言，要了解其意并不容易。所以，在瓦当上直接用文字表明君王之意及祈福致祥的心态最为直接和一目了然，于是文字瓦当的出现成为必然。 

文字瓦当究竟出现于何时，众说纷纭。宋人或以文字瓦出现于秦宫旧址而定文字瓦滥觞于秦。如前举《渑水燕谈录》《东观余论》著录“羽阳千岁”“羽阳临渭”等瓦，并以羽阳宫始建于战国秦武公为据，指其为战国之物。近人著《瓦当汇编》，亦据“年宫”文字瓦，指为战国秦惠公所造蕲年宫所有之物。殊不知宫殿建筑往往能使用很长时间，后代也时常翻新换瓦，秦宫汉葺是普遍现象，这怎能确认一座秦汉两朝都曾使用的建筑基址上出土的瓦当必为秦物而不会是汉人大修时重新换上的呢？另外有一些学者根据有些瓦当文字接近秦小篆而认为文字瓦当出现于秦。如最著名的十二字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图 18）、鸟虫书的“永受嘉福”瓦当（图19），即多指为秦瓦，并引以为秦有文字瓦之证。这种论点在 20 世纪90年代出版的学术专著甚至瓦当研究论文中还十分流行。实际上，汉承秦制，特别是西汉初年，其文字变化并不像政权更迭一样泾渭分明。往往一件秦或西汉初期的文物仅从文字上极难区分，要佐以文物的形制、制法加以甄别。这种现象常见于瓦当和玺印等。 

图 18 清光绪锦灰堆中的“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当残片  

图 19 西汉“永受嘉福”瓦当 

综上所述，文字瓦当究竟出现于秦还是汉，传统的金石学方法已无力鉴别，重任落在现代考古学的肩上。目前，秦汉遗址在陕西关中及全国其他地方已被科学地发掘了许多。在秦雍城遗址、秦咸阳遗址、齐临淄故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洛阳汉代遗址、辽宁绥中秦汉建筑遗址等战国及秦地层，秦汉地层中从未见过文字瓦当，证明文字瓦当的出现当在汉代。而在关中的汉代遗址中，如在西汉栎阳故城遗址和汉太上皇陵园建筑遗址的西汉初期文化层内出土了大量瓦当，但没有一品以文字为装饰主题的瓦当。在汉景帝阳陵陵园出土有“千秋万岁”“与天无极”文字瓦，从其制法、当面布局和文字字体来分析，可能为汉景帝生前建寿陵所用的建筑材料，比武帝茂陵出土的文字瓦要早。在汉武帝时期的遗址中，文字瓦已十分精美繁盛。以上考古发掘证明，文字瓦可能出现于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6～前141年），普及于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鼎盛于西汉中晚期。在西汉中晚期，京畿地区的皇家宫殿、陵阙上，文字瓦已成为主流，图案或图像瓦当比例锐减。如在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中发掘的六处建筑基址中，出土完整的瓦当四百余品，其中文字瓦当就已超过四百品，云纹瓦当数量只是零头的一小部分。西汉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东北达朝鲜半岛，南抵广州，东南至福建，西达青海，都有汉代文字瓦当出土。至东汉，文字瓦当骤衰，实物无多，主要见于山东临淄和河南洛阳等地。 

根据瓦当文字的内容，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从现有资料看，不同文字内容的瓦当约有近四百种，其中吉语文字瓦种类约占半数，其不同版别的实物更占存世文字瓦的绝大多数。其他类的文字瓦分别有几种或三四十种。

各类文字瓦如宫苑、官署、宅舍、祠墓，自然施于不同的特定建筑之上，其实吉语文字瓦也未必仅意在祈福致祥，而是通用于各种建筑。例如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宣帝时期天子陵园的门阙主要使用“长乐未央”瓦，很少使用“长生无极”瓦。而皇后陵园则与之相反，淳化甘泉宫遗址多见“长生未央”瓦，“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则极少。福建崇安城的“常乐万岁”瓦汉时多用于当地官署的门楼建筑。 

西汉文字瓦当的直径多在15～18.5厘米之间，小者如“佐弋”瓦当，直径仅13厘米，大者如“益延寿”瓦当，直径可达22厘米。两千多年前，能够享用瓦房甚至装饰精美瓦当的首先是皇家，其次是官府和个别高官显贵。如此汉瓦文字书法当出于当时优秀的艺术家而非普通工匠。何以知之？我们试举两个唐代的例子。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参与绘制昭陵六骏，而同是画家的他的哥哥阎立德（约596～656年）正是营造唐高祖献陵、翠微宫、玉华宫和太宗昭陵的负责人。又如，唐代至德二载（757 年）五月十六日，杜甫（712～770年）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从八品上文官）。两年后，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上元二年（761 年）八月，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位前“科级干部”在西汉以后一千年依然住不起瓦房，更不要说使用瓦当了。 

西汉文字的篆法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和谐，或方峭，或流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仅录得《群臣上醻刻石》（公元前158年）和《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等八处。而西汉瓦当文字字大而遒美，量多而变化无穷，洵为西汉书法中弥足珍贵的奇葩。东汉以后，瓦当艺术渐趋衰落，文字瓦当也渐渐式微，偶有所见，也无足为观了。 

秦李斯创立小篆，统一中国文字以后，秦汉的篆书、隶书便以对称平衡为主要结字原则，形成方块字的外形。书于碑石、凿于铜器，整齐规矩，莫不合宜。但这种广泛行用、几乎一统秦汉书法天下的方块文字应用于瓦当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瓦当的外形是圆形（个别的为半圆形）。以西汉文字瓦当中最常见的四字瓦当为例，早期瓦心基本为突起的球面，个别呈柱状或饼状，其外施弦纹（圆形隔线），以后出现双隔线中再饰联珠纹。总之，瓦心隔线与外轮隔线间被四分为四个扇形的部分，这就是实用装饰为方块汉字提供的全新的舞台。于是打破对称、因形而化，成为瓦当文字的必由之路。

“考古与文明丛书”《屋檐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封面

西汉书法处在由秦代成熟的小篆向东汉成熟的隶书转化的时期，是旧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艺术转型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造就人们对不同甚至怪异的各种书体欣赏时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极为难得的心理自由。更加夸张的屈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善书人营构具有装饰性的瓦当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圆有机的组合、曲直因形的展开，形成了全新而极富个性的“有意味的形式”。笔画增减更加随意自如，挪让屈伸更显错落变化 , 有的瓦文还注意笔画波挑以彰显书写味道。另外，西汉瓦当文字还注意与乳丁和其他图案（如鸟）相配，或将某一较简的文字作双钩处理，使当面显得丰富多彩。汉人在非圆非方的瓦当上改造方块字所展现的控制力、飞扬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非方的瓦当表面造就了瓦当文字奇异的结字和章法，而由艺术家设计书写，再由工匠摹刻于瓦范，最终制造出瓦当文字，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刻）和特殊的书法载体（泥陶）也一同影响了瓦当文字或曲劲，或圆淳，或古朴的线质特点。这如同我们研究汉简书法风格形成时，应该注意它独特的书法载体（窄细竹简）和左手持简、右手书写这样决然不同于东晋以后铺纸于案的书写方式的影响一样。 

先秦庄子曾说：道在瓦甓。鲁迅先生亦叹：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以西汉瓦当文字奇逸多变、舒卷自如窥之，先贤之论岂虚言耶！

（本文原标题为《绚烂夺目  如日中天——两汉时期的瓦当》，全文原载于文物出版社“考古与文明丛书”《屋檐艺术——中国古代瓦当》，澎湃新闻刊发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