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文学没有边界，没有非法移民，没有弃儿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获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国际文学奖

日前，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获得波特利·拉特斯·格林扎纳国际文学奖（Premio Internazionale Bottari Lattes Grinzane）。此前，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还曾获得数十项欧陆及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文学奖，其中包括斯特雷加奖、伊拉斯谟奖、阿斯图里亚斯公主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卡夫卡奖、托马斯·曼奖。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像早期世界主义者或者世界文学主义者那样，马格里斯在畅想无边的世界的同时，还深深沉醉于恋地情结。他把自己扎根在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及弗留利）孕育了伊塔洛·斯韦沃、翁贝托·萨巴、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等作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的里雅斯特收留过普鲁斯特、里尔克、乔伊斯、普宁、理查德·伯顿、弗洛伊德……直到19世纪，的里雅斯特还是一块未与文学建立联系的“处女”空间，现在却变得信息过载了，以至于马格里斯把这里称作“文学的平方”。

马格里斯小时候，的里雅斯特是横亘在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边疆、边界，某种程度上的无人区。他会散步到卡索河的边疆地带，越过那条河就是另一个世界。多年以后，马格里斯感受到它们是被忽视和被拒绝的。边界一直是马格里斯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之下又有地理的边界、精神的边界、自我的边界。边界有时是桥梁，有时是屏障，马格里斯曾表示。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马格里斯体会到了大军压境般的“世界精神”，他向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学习，“它似乎犹自沉睡，甚至尚未萌芽的时候，就了解它在哪里。”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存在一种世界北方的文学和世界南方的文学，后者古老而富有诗意，比如莫言。

马格里斯没有拘泥于的里雅斯特，他将对的里雅斯特的爱延伸到中欧之上。中欧是理解马格里斯的另一坐标，它包括维也纳、的里雅斯特、柏林、布达佩斯、萨格勒布、克拉科夫等城市和历史，这一点类似于哈贝马斯的“跨国群集”。

他对中欧的兴趣促使他完成博士论文《现代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他定论了“哈布斯堡神话”，并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马格里斯修正了奥匈帝国畸形的现实形象，同时也照亮了秩序和统一之外的混乱与碎片，由此哈布斯堡能够被看作是破碎中的整体世界。哈布斯堡神话范式涉及三个主题：君主制向多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哈布斯堡晚期的享乐主义；帝国主义运行缓慢但运转良好的官僚制度。哈布斯堡神话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执政精英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通过多国家意识形态来对抗分离主义运动。

《多瑙河之旅》（Danubio）是对其哈布斯堡神话的叙事呈现。《多瑙河之旅》带二十世纪后的读者掠影了多瑙河沿岸的风光、文化，布满从河淤中新出的花草，以及弗兰茨·图姆勒、迪米特里·安格尔、尤若夫·阿蒂拉等人对多瑙河的颂歌。

多瑙河被马格里斯改造成了当代巴别塔的代表。就像乌托邦在历史主题和叙事上经历过的变动，梦想、戏剧感、失落，它无所不包，且充满边界。“书写者建构一个普世密教团体，一个共济会，一个愚蠢的密会总部。他们自己，从让·保罗到穆席尔，也写关于愚蠢的散论和颂词，这并非偶然。”马格里斯在其中写道。

多年前，马格里斯在威尼斯和博尔赫斯聊了他的故事，后者嘱托他亲自写下这个故事，这才有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军刀的故事》（Illazioni su una sciabola）。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一个冬天，马格里斯随父亲在乌迪内住院，当时乌迪内正在纳粹治下。哥萨克人从俄罗斯流亡至此，他们与纳粹谈判，取得了一些领土。盟军席卷至此，以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人缴械投降，部分士兵落得个自杀的下场。中间还有阜姆自由邦的桥段。在恩佐·贝蒂扎、弗尔维奥·托米萨作品中经常有这样的人物出没，他们被斯拉夫人视为意大利人，又被意大利人视为斯拉夫人。

在马格里斯看来，身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既存在于此一套娃，又存在于更大的包容中。在另外的场合，马格里斯说，没有经过反思，身份就会被忘记。不止马格里斯有这样的想法。西皮奥·斯拉塔珀以《我的喀斯特地貌》（Il mio Carso）表示，他是意大利人，又不完全是意大利人，相较于其他意大利人他具有某种特殊性。而在那篇文章里他不得不借用希腊诗人的典型手段，以隐喻的方式道出真相，道出自己。想想看，罗伯特·赖特（Robert Reiter）多年后变成了用施瓦本德语（schwäbischer Dialekt）写作的弗朗茨·利布哈德（Franz Liebhard）。

（部分译文参考：《多瑙河之旅》，克劳迪欧·玛格里斯 著，蔡佩君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蕾拉·斯利玛尼任2023年国际布克奖主席

日前，世界文学新星蕾拉·斯利玛尼（Leïla Slimani）被委任为2023年国际布克奖主席，她拥有摩洛哥与法国双重国籍。入选2023年国际布克奖评审团的作家与译者还有乌克兰译者乌利姆·布莱克、马来西亚英语作家、前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得主陈团英、记者帕鲁尔·塞加尔、记者弗雷德里克·斯图特曼。

蕾拉·斯利玛尼

“还是孩子时，我曾生活在书的世界中。借助小说的魔法，我变成俄罗斯公主，淘金者，变成伦敦郊区孤儿，哥伦比亚山区炼金术士。文学家和翻译家教给我，文学没有边界，没有非法移民，没有弃儿。小说是我的家，我非常荣幸能在小说的世界中度过几个月时间，与朋友们和同事们共事，庆贺我们对语言和故事的热忱。”蕾拉·斯利玛尼就2023年国际布克奖对外表示。

成名作《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的标题取自童谣《温柔之歌》（une chanson douce）。2012年10月25日下午晚些时候，露西娅·克里姆、利奥·克里姆被看守人杀害，尸体沉在公寓的浴缸里，他们的一个姐妹正在母亲的陪伴下上游泳课。受此感发，斯利玛尼创作了这部作品。在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后，该书在法国销售了100多万册，此前已售出7万多册。《温柔之歌》在摩洛哥也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主角是来自西方的人。

不过，斯利玛尼早期文学生涯并不顺利。2013年她第一件手稿被拒，出版商让-马里·拉克拉韦廷给了她很多指导。2015年凭借《食人魔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获得拉玛穆尼亚奖。拉玛穆尼亚奖由拉玛穆尼亚酒店赞助，奖励摩洛哥法语文学。历届获奖者包括马赫·宾宾（Mahi Binebine）、穆罕默德·莱夫塔（Mohamed Leftah）等作家。2015年后拉玛穆尼亚奖不再颁布。

《食人魔花园》的主角阿黛尔是慕男狂患者即女色情狂，其真实取材自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长、前总统候选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围绕2011年性侵指控展开的一系列绯闻和故事。小说充满了女性对自己身体和状态的审视，“阿黛尔下了床，双手交叉覆在乳房上。她掀起盖在沉睡男人身上的被单，男人蜷缩在一起，想要尽量暖一些。他的皮肤光滑、肥腻，看看他领阿黛尔来的这间保姆房，或许他比自己说的年纪还要小。他的腿很短，臀部像女人一样。”

“他人的国度”（Le pays des autres）三部曲分别聚焦于斯利玛尼的外祖母、母亲，以及斯利玛尼三代人的生命。她借鉴了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玛丽·弗兰纳里·奥康纳所巩固的南方文学的传统，希望建造自己的“阿拉巴马州”。

第一部作品袒露了殖民末期，女性的脆弱和创痛。玛蒂尔德（Mathilde）遇到了在阿尔萨斯驻扎的摩洛哥穆斯林下士阿明（Amine），她被迷住了，决定和他一起上路。当1947年玛蒂尔德回到阿明的家，与阿明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时刻被提醒“自己是外国人，是女人，是妻子，是任人摆布的人”。牟罗兹（Mulhouse）鼓励她成为体面而非幸福的女性。“当她亲吻他们（孩子）的脸颊时，有爱的力量，也有灼烧的遗憾。她更爱他们，她为了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东西：幸福、激情、自由。”斯利玛尼在书中写道。

最后，玛蒂尔德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在牟罗兹的厨房第一次学会了阿拉伯语，从本地治疗师那里学会了柏柏尔语，病痛时她还会说起阿尔萨斯方言。她给女儿起名为艾夏（Aïcha），以此向拉拉·艾夏（Lalla Aïcha）致敬。

斯利玛尼关心公共事务，尤其是女性议题和泛摩洛哥问题。她曾长期供职于影响力最广的泛非杂志《非洲青年》（Jeune Afrique），该杂志1960年成立，曾在突尼斯、摩洛哥发行但屡遭禁止。

《性与谎言》通过十余位摩洛哥女性的故事，探索摩洛哥的性行为，以及其下的社会境况。摩洛哥的性保守氛围极其严重。据Tel Quel周刊调查，84%的摩洛哥人反对性自由，其中90%的女性、78%的男性反对性自由。编辑对她说，《性与谎言》最常涉及的是“羞耻”。羞耻在阿拉伯人的世界里是体面的，是应然的。在边界受恩宠，越过它则会遭遇惩罚。祖尔夫·利瓦内利（Zülfü Livaneli）在《幸福》（Bliss）中写道，在整个地中海地区，荣誉的概念仍然存在于女性的大腿间。此外还有法律问题。

性的主题在摩洛哥文学中并非少例，穆罕默德·乔克里（Mohamed Choukri）、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穆罕默德·莱塔（Mohammed Leftah）、阿卜杜拉·泰亚（Abdellah Taia）等作家都会去表现它。色情的主题在西亚北非也并不少见，乔玛娜·哈达德（Joumana Haddad）、萨拉瓦·阿尔·内米（Salwa Al Neimi）、凯特·雅辛（Kateb Yacine）都有涉及。

1981年10月3日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小时候在外祖母的陪伴下，阅读苏联和法国的现代史诗，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莫泊桑、左拉。1999年从笛卡尔中学毕业后，斯利玛尼先后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ESCP欧洲高等商学院。初到巴黎，斯利玛尼整整几周没适应过来，不和课外任何人说话。斯利玛尼羡慕巴黎的性自由，不过这样的故事和语言很难发生在拉巴特，那里没有露台，没有葡萄酒，也没有不带杂质的爱。

她喜欢的作家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扎迪·史密斯、阿迪契、桑德罗·韦罗内西、米歇尔·维勒贝克、泽鲁亚·沙勒夫。2018年，斯利玛尼曾受邀来中国访问。

北岛“歧路行”

日前，北岛长诗《歧路行》、诗文集《必有人重写爱情：北岛作品》出版。北岛的诗歌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版本，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油印本《陌生的海滩》。除诗歌外，他的经典作品还包括一系列散文集，有《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等。

《歧路行》的创作时间从2009年起到2021年止，跨越了整个2010年代。《歧路行》的写作因2012年中风一度中止，自2015年才得以重启。中风对北岛的影响颇大，他在长诗中记录道，“语言障碍专家的判断是对的 我真的甘愿送披萨/……/与宇宙相称 画画让我狂喜 墨点聚散依附错落流动 森林在语言边界之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我是没有靶标的自由 倾听雪花的低语 守望日与夜涡旋中的神秘河流”。

在集结成册前，《歧路行》曾分四次发布于《今天》，分别为2012年春季号总96期、2019年春季号总121期、2021年春季号总129期、2022年春季号总133期。首次发表时，《歧路行》与两首长诗的选章共同出现，分别是欧阳江河《凤凰》和西川《万寿》。《歧路行》并非北岛唯一的长诗，此前他还写过长诗《白日梦》，刊于1986年《人民文学》。

北岛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他的朋友。据不完全统计，《歧路行》涉及了至少以下人物，艾基、帕斯、达尔维什、桑塔格、李陀、万之（陈迈平）、老木（刘建国）、张鹏志、鲍尔·博鲁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巴莱顿·布莱顿巴赫、吕敏、顾城、阿多尼斯、严文井、牛汉、冯亦代、黄锐、艾伦、施耐德、安达壮一、是永骏、谷川俊太郎、马格利斯、欧阳江河、商禽、也斯。比如涉及顾城，北岛写道，“柏林之春 顾城夫妇家/戴高筒帽做饭 他谈论死亡/鱼的快乐 盘子 盘子/为我领路 从三层到底楼/敲开艾基夫妇的门/词与词坐在一起 顾城是/空格 用冬天的手势/贴近灵魂的雪花”。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出生。据其父的日记，“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

据不完全统计，北岛曾在以下大学任教，杜伦大学（不详）、密西根大学（1994年-199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1994年-1997年）、伯洛伊特学院（1999年–2006年，短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2000年）、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2005年）、圣母大学（2005年-2007年，春季）、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至今）。北岛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职责还涉及举办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北岛不为世界或者中国写诗，他只为一小撮朋友写诗，北岛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正如其在《上海文学》1981年第5期所表示的，“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同时，北岛也关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当下的社会，恢复汉语的尊严极不易，北岛曾对香港贸发局表示。一方面，这来自于北岛的文学观，即语言应处身于体制和市场之外。另一方面，这来自于北岛对嘈杂的现实的忧心。

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诗人中，北岛几乎是被翻译得最多的诗人，他几乎拥有最多的外语版本作品。以英语为例，他几乎所有作品都有英语版本，且新作推出几年内就有了英语版本。仅以诗集和散文集为例，不考虑新版重版，其英语版本要远多于汉语版本。北岛的英语外译最早见于1985年某选集。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获2022年布克奖

日前，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以《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获2022年布克奖。入围终选名单的作家还有珀西瓦尔·埃弗里特 （Percival Everett）、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 ）、诺维尔莉特·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艾伦·加纳（Alan Garner）。评委们称卡鲁纳蒂拉卡的小说有“滑稽而大胆的叙事技巧和辽阔的创作野心”。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

混乱的斯里兰卡内战，泰米尔叛乱组织、人民解放阵线、特别工作队、印度维和部队等纠斗不休。“不要试图寻找好人，因为根本没有。”马利·阿尔梅达在其中告诫道，“虽然所有的演讲都与此相反，但是僧伽罗人、泰米尔人、穆斯林、布尔人的裸体是无法区分的。火焰面前，人人平等。”

马利是伯尔-泰米尔族母亲和僧伽罗父亲的儿子，一名战地摄影师、无党派人士、赌徒、同性恋者，自称“荡妇”。开场时，马利服用了傻药（silly pills），业已身亡，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他只能回忆起那晚是在飞马赌场所在的利奥酒店。生前，马利受雇于政府、分裂分子等不同派别，也结下了不少仇怨。马利拍摄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照片，如今他必须在七天时间（七个月亮）内联系他的朋友们，说服他们找回照片，披露给公众。这些照片就像是一个黑暗时代的遗产。“来世是一家税务局，每个人都想吃回扣。”卡鲁纳蒂拉卡写道。

此前，卡鲁纳蒂拉卡以《中国人》（Chinaman）获得转型后短命的英联邦文学奖、DSC南亚文学奖。小说以年迈的体育作家之口，呈现了1948年以来斯里兰卡的弱点和期望。

卡鲁纳蒂拉卡曾就读于S.托马斯预科学校、旺格努伊学院。他长期就职于麦肯、BBDO等广告公司工作，如今仍在广告公司。他搞乐队，最喜欢的乐队是警察乐队。影响卡鲁纳蒂拉卡的作家有威廉·高德曼、汤姆·罗宾斯、冯内古特、鲁什迪、翁达杰、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尼尔·盖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