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智库报告︱撤点并校降低在校生义务教育完成率

云南“冰花男孩”每天花近2小时路程求学、马云与企业家探讨乡村并校计划及寄宿制后被怼，农村孩子上学难的话题在2018年伊始又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近日，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发布工作报告，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实施迁撤村级小学并将其合并到乡镇级学校（即“撤点并校”）这一政策对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调查采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CHES）数据，涵盖了受撤点并校政策影响比较严重的地区。

报告指出，学校迁撤对学生小学和初中完成率有负面影响。但同时，由于新学校资源集中、教学质量更高，对从一年级起就在新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撤点并校也带来了积极效果。此外，该政策对女孩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尤其是当新学校距离学生家远且不提供寄宿选择，或孩子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时候，会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报告认为这些发现为今后需要重新分配小学投资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参考。

农村地区学校迁撤影响的研究缺失

现有学术文献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建议普遍承认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教育作为一项关键的人力资本投资，为人口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提供基础知识、技能与能力。

小学教育为个人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识算能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将普及小学教育作为一个核心要素。因此，发展中国家广泛实施教育投资方案，大建学校。

与常理预测一致，学校建设项目对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表现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已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

尽管如此，该报告作者关注各国学校建设运动的结果后提出疑问：当过去这些兴建学校的国家进入人口转型期并决定迁撤学校时会发生什么？

与学校建设运动的大量文献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学校迁撤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研究并不多，目前仅限于一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研究，而这些经济体正面临农村地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外流的挑战。同时，尚无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学校迁撤政策会对受波及学生的受教育程度造成显著影响。

报告作者希望通过借鉴中国的相关数据，填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他们选择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CHES）中的数据。该调查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共同资助，代表官方第一次尝试收集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全国代表性数据。

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家庭、乡村三个层面的诸如社会经济状况、收入水平、生产力和就业等方面信息。城市和乡村的少数民族家庭被调查户数为14576户，分布于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七个省和自治区的300个村庄。调查数据从2012年起由这些省份的统计局收集。

报告作者利用CHES数据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学校迁撤对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为这些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受政策影响较严重。

撤点并校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80%的人口处于文盲状态，学龄儿童入学比例不到40%。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承诺的一部分，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规模的中小学建设计划，随后几年入学率不断攀升，1965年其比率升至84.7%。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下称《义务教育法》）两份重要文件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决定》进一步表示，《义务教育法》在农村地区的初步目标是普及小学教育。政府希望能够在农村实现“一村一小”，并规定小学到村庄间距离不应超过2.5公里。该政策给予了欠发达地区更多时间实施，据官方统计数据，至1990年底全国76％的县基本实现了小学教育的普及。

但与此同时，其他社会趋势减少了扩大农村地区学校覆盖面的必要性。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以及政府减少对城乡人口迁移的限制，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生率下降、人口构成发生变化。

由于人口出生率和农村学生人数持续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决定大幅减少全国农村地区的小学数量。如图1所示，全国范围内小学规模从1987年的80多万所减至2014年的20万所，同期农村小学数量更缩减了八成以上。

中国小学生人数从1.284亿下降到9450万，农村地区人数下降约七成。城市情况与之相反，其小学生人数从2370万增加到6400万。

地方政府很早就开始了撤点并校，但及至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撤点并校方正式成为国家政策。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将规模经济和提升学校质量作为政策目标，同时也意识到了辍学率增加的潜在风险。降低风险的举措包括保留山区学校以及确保合并后学校距离学生的居住地不太远。

然而，这一目标在实践中几乎难以实现。研究表明，撤点并校后学生从家到学校的平均距离从3.2公里增至8.1公里，学生步行上学的平均时间从26分钟前增加到44分钟。

《决定》颁布后的十年内，乡镇学校平均规模增加了约125％，乡村学校增加了24.2％；乡镇学校的班级规模增加了15.7％，每班达到45.6名学生，超过了国家规定的45名，而乡村学校的班级规模保持不变，每班31名学生。

尽管如此，公众意见倾向认为撤点并校的整体影响是负面的，2012年国务院最终通过出台《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放弃了这一政策。

报告作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撤点并校给学生造成了双重的潜在影响。一方面，由于通勤距离较远导致学生上学成本陡增，也即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距离效应会增加受教育成本，从而降低需求。这一论点已被多项既有研究证实。另一方面，学校合并会提高教师质量并实现资源集中，这种质量效应可能会增加学生出勤率并提升教育绩效。

不过，由于新学校班级规模较大，负面影响可能部分抵消资源集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因此，撤并政策的总体效果取决于这些潜在抵消效应的相对程度。

就读学校遭迁撤对学业完成率不利

报告作者从CHES数据中得到近一万四千个样本，出生年份在1973年至1999年间，涵盖与之对应的1979年至2005年的合法入学年份。样本被区分为两种受影响的学生类型：一种是在原迁撤小学已入读、受到直接影响的学生，另一种是从一年级起就在撤并后的学校接受教育、受到间接影响的学生。

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员得到以下结论：

对于受到直接影响的学生，撤点并校对他们小学和初中完成率造成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学生在当地学校迁撤后可能会终止学业。而且，这些不利影响对于女孩来说尤为严重，特别当新学校不提供寄宿且远离学生所在的村庄时。究其根源，在于学生上学成本的增加以及女童教育更高的价格弹性，这与之前对中国的研究结果一致。

对于从一年级起就在乡镇学校就读的学生，撤点并校对其初中完成率有负面影响，却对他们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产生积极作用。研究员将这种积极的长期作用归因于新学校拥有集中资源和较高的教学质量。特别体现在，那些虽然极为不便但仍坚持前往新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随后在初中升高中、高中毕业和总体受教育程度方面获益明显。

除了新学校的寄宿服务和学生家庭到非寄宿学校的通勤距离之外，家长受教育程度也是被分析的一个重要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在父母只有小学毕业或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学生中，撤并政策对受直接影响学生的负面作用更为严重，且削弱了政策对受间接影响学生的积极作用。

此外，研究使用CHES调查实施时正在小学就读学生的子样本，进一步分析了学校撤并的社会效果。该部分分析再次证实了撤并政策对在学校迁撤时就读的女生的不利影响，及其对从一年级起在新学校接受教育且能寄宿的学生的积极影响。

根据分析结果，报告建议如果可以预测到最近的小学将被撤并，应选择让学龄儿童在新的乡镇学校开始接受教育。研究结果还指出，尽管撤点并校加剧了中国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但可能有助于减少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城乡教育差异。

（原报告题为：《中国农村地区小学投资再分配对学生受教育程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