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玗评《采石与攻玉》︱他山石与此山玉

《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蔡宗齐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404页，80.00元

南京大学出版社“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至今出版六部，丛书作者均为海外汉学界造诣极深、影响力广的学者，包括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田晓菲、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柯睿（Paul W. Kroll）、蔡宗齐与黄卫总（Martin W. Huang)。在总序中，丛书主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张宏生特别指出该系列与其他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的不同之处：“本丛书收辑海外汉学家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单篇论文，及相关的学术性文字，由其本人编纂成集，希望能够转换一个角度，展示海外汉学的特色。”《采石与攻玉：蔡宗齐自选集》从古典诗歌、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三个方面展示了蔡宗齐先生如何借鉴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理论，通过大量的作品分析，归纳总结出中国文学各种文体形式的系统，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蔡宗齐开篇即从《诗经·小雅·鹤鸣》中选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解释这部自选集的纲要：“对自己四十多年间游离于中西学界之间的治学经历作一总结，让读者了解本书十四篇选文撰写背后的心路历程，以求他们能对拙文提出深入全面的批评。”（第9页）他认为，中国文学研究中最为瑰丽的美玉，就是形式系统的建构。然而，在七十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运动影响下，当今的欧美学界“大多数学者心目中的美玉，都不存在于文本内部，而在文本之外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之中”。在他看来，解构主义是对西方文学研究中形式主义统治地位的挑战，但也导致了文学研究与各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区分越来越模糊，而作为西方学界的一个分支，汉学界也难免受到这种风潮的影响。对此学科发展态势，蔡宗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学传统是藏玉的大山，而西方文论只是有助于攻玉的他山之石，两者的体用关系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体’应该是源于中学的，而其用则是中西皆可，两者酌情兼用为最佳”，尤其强调“中国文学研究须逆西方学术解构潮流而动的必要性”。

蔡宗齐认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多数解构式研究只有分析具体作品之局部意义，而没有推动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发展的全局意义。“在中国文学研究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迫切任务是建构各种主要文体形式的现代系统。这些系统应超越古代文论中的论述，具有高度的理论分析性，足以让中文读者不仅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形式系统，我们才能帮助国外学者和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各种文体之艺术奥秘，让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进入西方文学研究的主流。”（11页）

《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一文是蔡宗齐“宏观与微观、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结合的最早实践”。他认为，宏观视野下对五言诗发展轨迹的历史研究，可称为“纲”，而微观角度下对特定时期文本内在复杂关系的个案分析，可称为“目”；古往今来学者的古典诗歌研究，往往存在“纲目分离”的情况，一类着力于宏观的诗史溯源，另一类是微观的诗篇诗句评书，也就是所谓的“诗话”。为了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就很有必要打通“目”之间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关系，即作品文类、主题、形式三者的内在关系。此文通过细读汉乐府、汉古诗、曹植、阮籍四组作品，着重研究各种“细目”和“总目”之间的互动关系。

蔡宗齐结合共时与历时研究，以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创性研究方法，得到国内学者高度评价。袁行霈先生与其弟子曾祥波博士在《读书》杂志2022年第六期上发表书评《探寻诗境的入口》，将《语法与诗境》一书与蔡宗齐之导师高友工、梅祖麟两位先生的著作《唐诗的魅力》相比：“《唐诗的魅力》使用雅各布森提出的对等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分析唐诗中普遍存在的隐喻、用典现象，强调诗歌语言具有超越普通语言局限于说明、解释功能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质的根源来自诗歌语言的自由组合能力。”而蔡宗齐研究方法的独创性，在于从汉语语音特点着手，使用语言学方法再次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探讨汉语单音而有实义的特点是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节奏、句法乃至更高层面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山大学的王宾教授在中大西语系攻读研究生时期曾与蔡宗齐同时受教于戴镏龄先生，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王宾极为肯定蔡氏方法：“蔡宗齐因循的理路是研究古典诗词（其他语言共同体亦然）的正道：理性的，科学的，也是基于常识的；其他民族语言的诗歌分析，蔡所言的三个层次（原则）都适用，区别仅在于具体的‘语言系统’（la langue）不同，从而呈显的‘言语行为’不同，但深层的抽象原则大致一样。法国人还有追随者，包括文字学家和文论家，将非科学非理性的浪漫主义情结，投射到对汉字‘会意’的诠释，企图展示一个有别于欧洲诗歌的‘他者’。‘会意’是传统语文学（philology）研究范式内的概念，被浪漫主义化后，拿来观察唐诗宋词，为神秘主义打开大门。蔡宗齐坚持的理路，在中国非常需要，因为‘以诗论诗’一直盛行于中国学界，而且论诗才又一代不如一代。返回语言研究本身，或许会有另一种天地。”

中国文学研究是否能够超越古代文论建构理论系统，这场攻玉之战的成败关键，在于采石。在“古代文论篇小序”中，蔡宗齐结合《文心雕龙》中相关譬喻，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文论体系攻玉之战，轰轰烈烈，历时四十余年，但战果却似乎乏善可陈。中国文论系统是何物？它的独特之处为何？对这些老问题，我们能给出什么新的、言之有据的答案吗？笔者认为，攻玉成效不佳，原因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他山之石与此山之玉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言：‘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攻玉之喻与刘氏析薪之喻，无疑是相通的：攻玉犹如析薪，而攻玉之‘石’犹如析薪之‘斤’。正如刘氏析薪之喻所示，攻玉之石的选择和使用是否合适，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攻玉之战的成败。”（141页）

蔡宗齐著《语法与诗境》

此篇首章《文学观发展轨迹：从和谐过程的角度论文学》介绍了中国文学研究者借用西方文论的“他山之石”建构文论系统的尝试。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借用了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建立的西方文论系统论，其中四大核心要素为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与之相应的四个理论面向为摹仿理论、表现理论、形式理论、实用理论，形成了一个四元的文论系统。但是，机械套用的结果未必理想：“阅读《中国文学理论》时，读者会强烈地感觉到，作者试图将整个中国批评传统强行纳入艾布拉姆斯的框架。为了适应艾布拉姆斯的分析模式，统一批评家的著作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部分，散见于该书各处，故难以全面把握其理论主张。这样建构中国文论系统的结果无法令人满意。读完刘氏《中国文学理论》全书，我们得到的只是一大堆不同批评家支离破碎的观点，而非完整、连贯的中国文论途径。从这些不足中我们看到，以艾布拉姆斯解构图来重构中国文论体系是行不通的。”（147页）

蔡宗齐认为，中国文论发展的特点在于内部与外部框架的互动过程，也在于批评中心的连续转向：“总而言之，传统文论家总是在内、外部互动的框架里审视文学的方方面面。由于受到宇宙哲学思维的变化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他们不断修正现有的或发展出新的内外过程互动的框架结构，将批评的注意力从某些内、外过程转向另外一些内、外过程，新的文学观亦应运而生。这一批评中心的连续转向就是中国文论发展的总趋向。”（188页）为了更好地把握描述这个特点，很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以此探讨重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体系的可能。“《文心雕龙》中‘文’的多层含义可以比作一个巨大的蛛网，通过这个语义之网的妙用，刘勰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概念系统，以文原道的观念居中，向四面辐射，衍生出无数与之相承的理论，涉及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文体演化、口头与书面创作的关系、唯美文学与非唯美文章的关系，创作与接受过程，作者与读者素质，以及文学史诸方面。”（213页）刘勰虽非以上这些理论的原创者，但他可以说是将众多理论“统一并综合在一个强调以文原道、书胜于言、文理契合及文情交融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中”的第一人。

然而，正如众多学者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术语尤其是古代文论术语的模糊性，导致主观阐释理解众说纷纭，无法达到一致，也许会影响到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普适性。对此，蔡宗齐的看法与一般学者的贬斥观点大为不同，他认为：“只要批评家愿意耐心地将中国批评术语的使用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会发现，术语的模糊性实际上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长处所在……同时，传统批评术语的模糊性也为现代学者提供一个研究文论史的独特途径：通过观察具体重要术语、论断的演变，展现相关文学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真实态势，同时又揭示出各种不同论说矛盾统一的内在关系。这种微观术语考证和宏观理论思维相结合的路径在西方文论研究中是无法想象的。由此可见，术语的模糊性给中国古典文论所带来的实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优势，一种尚未被人认识的优势。”（277页）

比较文学前辈学者纪廉（Claudio Guillén）在《比较文学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书中曾以“法国时刻”（The French Hour）和“美国时刻”（The American Hour）来归纳比较文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所谓的“法国学派”采用历史实证考据的方法，研究“先后影响”，比如说某个作家的创作受到前人影响。在二战之后，大批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移民美国，形成了所谓的“美国学派”，致力于探求“平行关系”，比如两个素未谋面的作家或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之间有共通之处，可见世界文学原来是有一定共性的。

蔡宗齐跟随戴镏龄先生求学时专攻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在美国深造期间得高友工先生指点，从事中国文学研究，其后在美国高校任教多年，又在香港岭南大学重新开展了中文语言教学研究的新路径。这种游走中西文化的际遇，使得蔡宗齐更加重视研究方法的“超文化视野”：“我的研究一方面侧重归纳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例如它们对创作过程、作家的作用、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读者与作者的关系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来激发两个传统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启发。通过展开这种有真正意义的跨文化研究，我们才能培养出超文化的胸襟，视所有文化和民族为人类自我完善过程中平等的参与者。”（282页）

从超文化视野观之，蔡宗齐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得以超越“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两种方法，别出机杼，另具一格。“比较诗学篇”中收入的三篇论文分别从微观和宏观层面探讨了中西诗学，包括柏拉图和孔子论诗，华兹华斯和刘勰论文学创作，费诺洛萨、庞德和中国批评家论汉字。“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微观个案的研究结果，在宏观层次上比较分析中西诗学发展的轨迹，发现两者几乎总是在宇宙和真理两条不同轴线上讨论文学的起源、本质、创造过程以及其功能，从而形成各自独特的系统。”（281-282页）

此篇中最具特色的一章是《唯识学与王昌龄诗学三境说》。蔡宗齐研读大量文本，爬梳佛教唯识宗经典中的“意”“境”等术语，并将其与王昌龄文论中相关术语相比较，使我们领会到“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而“使用术语平行研究和源头勘察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可望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佛教语诗学关系的研究”（283页）。

目前，蔡宗齐正在撰写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国文学理论导读》）和How to Read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 Guided Anthology（《中国文学理论作品选》）这两部英文专著，希望能引起汉学界之外的西方学者和读者对中国文论的兴趣，引导他们去探索挖掘，从而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进入当今世界学界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