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战役70年︱敌情侦察②：料敌机先——洞察敌人的战役动向

1952年8月，志司已经对美军发动秋季攻势有所警惕。8月13日的敌情通报中称“据美驻日占领军人士推测，美军有八月中旬发动攻势之说”，随后在另一份通报指出“八月十二日，克拉克、范佛里特、一、九、十军团司令、远东作战处长抵七师正面视察。二十日范佛里特陪李承晚往铁原地区视察”，判断“目前正酝酿大的变化，可能发动攻势”，要求“十五军应立即组织战斗侦察”。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8月下旬的日记中也估计“敌人在雨季之后可能发动一次较大的秋季攻势”，“今年秋季敌不来则已，来则不善”。

1952年9月2日，志愿军第15军下达了“战字第一号”命令，内容为“粉碎敌人秋季攻击作战方案”。方案根据最近敌人进行登陆演习与美骑一师调来朝鲜等情况，判断敌人可能在九十月间发动较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对敌人的战役行动估计有从延安半岛登陆，迂回我侧背，或夺取西方山、斗流峰、五圣山，拉齐铁原金城一线两种可能。对应敌重点向第15军进攻的可能，秦基伟当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三种预案：一种是敌人主力从西方山、斗流峰正面进攻，再辅以空降两面夹击，对敌人来说，此案进可攻退可守，但对我方也有利，便于防守，便于二梯队使用和炮火支援；第二种是进攻第15军与第38军的结合部，以图打开缺口并辅以空降，截断西方山交通，这对敌人很有利，对我则危害很大，但对敌来说也存在搞不成遭到我钳击的风险；第三种是直接进攻五圣山威胁平康和第12军阵地，这种打法对我粉碎其战役攻势最为有利，可利用有利地形对敌人进行消耗，使之无力发动战役第二步，且我方基本部署无须改变。秦基伟认为对敌人的这次攻势会比过去持续时间长，战斗更残酷，要准备二十天，最恶劣十天。第15军第45师则根据本师防御地段情况，也作出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对于如何应对敌人重点进攻五圣山制定了防御计划。

第15军45师8连坚守597.9高地表面阵地

第15军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部署，仅就侦察工作来说，要求“当敌大举进攻前及开始后，必须保证每团每三天有一俘虏，这时应不惜代价的（不是不讲战术的）捕俘”，同时组织渗透侦察，以了解敌人纵深之变化。另外，还整顿了各师、团观察所，以保证当敌大举进攻时仍能坚持不间断地观察，指定第44师和第45师建立了窃听所，并很快获得了敌人的调动情报。在此基础上，第15军要求将俘供、观察、渗透侦察及窃听等情况，随时汇集加以分析判断，并及时上报。

至9月下旬，情报表明美骑一师仍在日本，陆战一师进行演习之后仍守原防，敌二线之韩国一师、美四十师、美四十五师在原地未动。因而我方判断敌在雨季后侧翼登陆的可能性不大，但对我某一地区发动局部进攻仍有可能。为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局部进攻计划，使敌时刻提防我之攻击而不能发动攻击，以争取防御中的主动，根据志司和兵团的指示，由各军分别对当面之敌发动战术性反击。第15军负责对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381东北无名高地及488东高地之敌进行战术反击。

至上甘岭战役爆发之前，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第15军了解到的敌人进攻征候包括：

1、克拉克、范佛里特视察美七师，并奖励了其十七团团长，似在策划进攻；

2、八月初以来，我军正面之美七师、伪二师地区运输车辆大量增加，平均每日二千一百余辆次，表明敌方在大量囤积物资弹药；

3、雨季之后，美七师、伪二师之工兵部队及部分劳工即开始作业，连续加修与开辟道路；

4、美伪军不断进行试射和演习活动；

5、七月份以来，敌经常以一个班到一个营的兵力向我454.4、597.9、537.7北山等地进行试探性攻击，仅营以上兵力之进攻即达七次，似企图暴露我之兵力、火器，寻找我薄弱处。伪军更为狡猾，常以小组形式秘密侦察，先后于597.9阵地前捕捉我哨兵三名；

6、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敌军官及观察人员分乘坦克、吉普或徒步对我前沿阵地进行反复察看，仅接近我前沿观察者即达一百一十一人，而且有带地图进行测绘的；

7、敌机连续侦察我前沿要点及炮兵阵地、供应站，并投掷重磅炸弹。敌军官乘直升机看地形达一百零五次；

8、八月份发现美七师、伪二师地区之炮位增加一倍，截至十月五日发现五个炮兵营移至五圣山以南；

9、九月二日起，敌于金化地区大量施放烟雾，借以掩护其纵深运输及战术演习等活动；

10、“十月六日，伪二师三十二团一营上士参谋李镇求、二营七连下士班长李东朝先后向我投诚，供称伪二师已下达作战命令，将配合美军行动，向我发动进攻”。

因之，我军对敌人可能到来的“秋季攻势”已经有了预先准备。加固了工事，增修了暗火力点，加强了坑道内部的战斗设备，屯集了粮弹与坑道储水，准备了收容一万名伤员的床位和担架运输力，各级机关成立了支前组和担架队，部队依作战方案进行了战术训练。在“紧急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秋季攻势”的口号下，开展了“一人舍命，万人难挡”的“硬骨头”运动。如果没有敌情侦察和预先的准备，上甘岭战役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第45师师长崔建功（右一）和政委聂济峰在坑道中指挥作战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上甘岭战役初期，志愿军误判了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造成了作战的被动。如《解密上甘岭》一书中，就提出“或许第十五军反击准备过于专注，10月5日，韩第二师第三十二团一个叫李吉求的上尉参谋，趁夜越过战线，向第四十五师投诚，透露了该师将协同美军进攻五圣山的企图。遗憾的是这一重要情报，仍未能引起第十五军应有的重视”，作者借采访原第十五军作战科干部的回忆，得出“我志愿军判明美军攻击企图，起码是在战斗打响两天之后”的看法。由此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尽管战役前志愿军总部就已预见到敌人可能会从我防御中部实施突击，然而在对敌攻击点的判断上出现失误，一度造成战役初期的被动，致使上甘岭之战打响8个多小时，前沿部队还未能得到有效的炮火支援，一天里伤亡达500多人。其原因在于我军料敌进攻的意图和规模时多囿于地形和装备方面，而缺乏对国际上停战呼声四起的政治气候、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以及美军后备兵员枯竭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同时，也过于倚重五圣山的险峻地形，过分担忧美军机械化部队由西方山谷地对我平康地区做纵深突破。因而，在兵力部署上出现重心朝西倾，防线一头沉”。

这种看法其实早已有之。对于美军向上甘岭发动攻击的反思，秦基伟在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到了，即“对敌十四日所发动的对五圣山前沿阵地的攻击事前未发觉敌人的征候，因而缺乏具体的准备工作”。当年的12月2日，秦基伟在参加上甘岭战役情况汇报会议上又谈到“我们准备工作中仍有漏洞，如伪二师一作战参谋投降，所供情况未引起注意，估计敌人一、二日攻无问题，但没有意识到敌用大兵力攻。在方向上一般估计还是西方山，所以四十五师仍准备全力反击注字洞南山，因而二梯队投入仓卒，第一天炮火未能支援战斗”。在战后的总结中，对此也指出：“敌在八月末开始在五圣山前进行进攻准备，我未严重的注意，我将敌长时间的准备视为常态，产生了麻痹，认为敌不致有大进攻”；“十月六日，伪二师三十二团二营参谋向我投降，供出三十二团要配合美军在十月八日进攻，我们估计敌人进攻可能在西方山（当时美七师在西方山正面），特别着四十四师加强战备，伪军是配合行动，规模会更小，令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作了一般的准备，依然认为敌不致有何战役性的进攻”；“由于对敌情的忽视和错觉，使我精力仍集中在反击注字洞南山，其直接结果使敌人赢得了战斗发起的突然性”。据此，在后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进行总结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导致后人形成战役初期我军在指挥判断上存在重大失误的印象。

但是，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并不适合作为“误判”的依据。

战争是敌对双方殊死的搏斗，双方都在力图获得对手的情报，隐藏自己的企图。要丝毫不差地获得敌人进攻的时间、地点和攻击方向，几乎是无法做到的。以这样规模的战役而言，能够判断出敌人的进攻企图、大致的方向和大致的时间，就已经很好了。战役发起初期的一两天、两三天，对于守方来说，有一些战术上的被动是很正常的，不能用事后诸葛亮式的上帝视角去评判。

孙子兵法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作战指挥，要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双方指挥员智力的博弈。只考虑一种可能性，赌博式的判断，往往是失败之源。上甘岭战役之前，第15军对敌军进行方向的判断，是较为全面和稳健的，之所以不把五圣山作为敌人进攻的唯一方向，也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战前第15军对敌军进攻方向做了三种判断：一种是全面进攻，但须动用其战役预备队，且当前尚无征候；另一种是有重点的进攻，以西方山、斗流峰或忠贤山为目标，集中炮火战车攻破一点，由小而大，由点及面发展进攻；最后一种是采取逐步推进，逐山争夺的蚕食方式，消耗我有生力量，但此种情况，较容易被粉碎。因而，根据总体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较少，第三种情况是经常的状态，第二种情况可能性最大”。战役开始以后，秦基伟在一次讲话中也对敌人的企图和利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敌攻五圣山利弊均沾。五圣山居中线门户，敌如夺取，整个中线即被突破，西方山垂[唾]手即得。范佛里特毒辣。地形险要但也常是军事家弱兵之处。我认为敌攻西方山可能性大，攻者是出其不意。上阵地来总觉得平康平，便敌攻，五圣山前597.9高地、537.7北山特别突出。攻者总是选择结合部、突出部，敌攻突出部避免两侧火力杀伤，如敌攻平康遭十五军、三十八军打击，攻牙沈里又遭十五军、十二军打击，而攻597.9高地和537.7北山则只受我军打击，同时只受我军纵深威胁。鸡雄山为敌攻击出发地，距我前沿很近，可用火力直接掩护，金化交通方便，可屯兵，并利调动。敌如夺取五圣山，不但西方山不保，敌更有条件从昌道里攻通川。不攻五圣山，敌直接攻通川，侧翼暴露在我面前。敌虽是犯了错误，但确实是从战略战术上都分析了利弊。”这段分析说明了敌我双方对于进攻方向的判断是基于博弈性质的思考，任何一种想当然式的计算都是很危险的。

537.7北山高地5、6号阵地之间残存的轻型掩蔽部

事实上，即使在战役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第15军仍然将敌向西方山方向发动突然攻击作为一种可能性进行重点防范，这绝非是庸人自扰。秦基伟在其回忆录中说道：“我总认为范佛里特还备有另一种不为人知的阴谋，即在上甘岭战斗登峰造极之时，他的一只眼睛盯着五圣山，另一只眼睛一定瞪得老大窥探我的西方山。只是由于我们在西方山上死死按兵不动，范佛里特才悻悻作罢。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佛里特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他毕竟是机械化部队，撤出战斗快，重新投入战斗也快。那样一来，上甘岭战役就成了西方山战役，战役的最后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就很难想象。”有论者认为：“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秦基伟都没有动用第44师。这充分说明秦基伟洞察全局，准确把握战场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向。”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作战原则的。时任第45师政委的聂济峰在一次报告中也提到：“如果敌人从前面搞五圣山就好办一些，从前面我可居高临下揍敌人。三种方案就把这个放在后头了”，“如果你硬是把五圣山做出第一个方案，兵力部署、火力部署各方面就有所不同，很可能发生一个错误”。

从情报分析的角度来看，战时任何情报都具有时效性和不完整性，要求实时地完整地掌握对手方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能站在事后一切已知的地位，轻易去否定战前判断的合理性。

以前述10种战前所了解到的敌军征候为例，只能据此判断敌人进攻的大致企图，并不能得到准确的进攻时间和地点，也无法准确获知其重点进攻的方向。实际上，美军在战前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佯动，以迷惑志愿军，以图造成志愿军的错误判断。比如美军利用夜间秘密增兵，白天反以少数汽车装载兵员后运，使我无法查明其兵力集结情况；攻击前数日以坦克二十余辆插上红旗，沿金化、铁原公路西开，佯作攻击西方山模样；敌之炮兵、空军向第15军全军的阵地（包括四十四师之西方山阵地）纵深实施猛烈轰炸；敌在10月14日发起进攻的当日，除重点攻击597.9和537.7北山以外，对15军全军四十余公里的正面，西起391高地、上佳山西北无名高地、381东北无名高地、芝村南山、419高地、454.4东南无名高地同时发起攻击。在攻击发起的次日（10月15日、16日），敌人还在通川库底进行了两栖作战演习以迷惑志愿军。这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使我志愿军不易在短时间内判明其攻击重点。

伪二师投诚参谋所提供的情报，被认为是非常重要、无法忽视的。然而，这一情报获得的时间是10月5日或6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范佛里特向克拉克提出“摊牌”作战计划是在10月5日以后，而得到克拉克的批准则在10月8日。换言之，此前连美军自己都不知道这一作战计划是否会得到实施，因而该韩军参谋所供称“攻击命令已经下达”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另外，该韩军参谋供称“该师配合美军第七师将于六、七日攻击我448高地、537.7北山及597.9高地”，这个时间显然也是错误的。当10月7日进攻并未发生时，当然会影响到情报单位对该参谋供词准确度的判断。因此，当考虑到所有这些可能的因素之后，我们也就能理解，要求上甘岭战役之前对于敌军的进攻方向和具体时间做出断言式的完全准确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15军29师反击夺回表面阵地

志愿军是何时判断出美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呢？在上甘岭战役开始前一天，秦基伟对于敌人的进攻方向的判断是，“估计敌人的报复可能以四十四师阵地为重点，但必须估计到敌人会寻找我未发动攻势的方向和阵地突出的点进攻我们。因为敌人以为我新占阵地方向炮火强，准备充分而选择我不注意的方向突然攻击。这种情况必须警惕和准备”。战役开始当天，即10月14日晚，第15军后勤部党委常委会，根据战况和军首长作战决心，就已经对后勤部署进行了调整，决心将主要力量用于五圣山方向。战斗打响一天之后，10月15日14时，志司根据第15军上报的情况，下令停止了第15军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任务，另外，第45师当天也做出了兵力部署的调整，包括炮兵转移射向、以第133团、134团第1营作为二梯队、第135团第1、3营指挥所合并、以第29师第86团接替第135团的防务，以便135团腾出反击兵力。据原第45师第135团团长张信元等回忆：“（10月15日）当夜田副军长[笔者按：此处原文有误，应为周发田副军长]给135团打电话，说‘敌人从你们那里开刀’。”以上作战命令和部署调整可以表明，至迟在10月15日，志愿军已经判断出美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并据此做了新的调整。从战役指挥的角度而言，敌人在一两天内的战术突然性的达成，是在可容许的范围内的，也未对整个战役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