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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70年︱敌情侦察①：新的战争，新的考验

严可复

2022-11-03 11:22

来源：澎湃新闻

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最著名的山地防御战役，自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共历时43天。此次战役，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志愿军和美伪军展开了异常激烈残酷的战斗。双方参战兵力数量多，规模由小到大，最终投入共达十万人以上，火力高度密集，且持续时间久。志愿军在极其恶劣艰苦的条件下，依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坚固严密的坑道工事体系，最终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几乎寸土未失。美联社记者伦多夫哀叹：美军“在人员的伤亡和使用的大量物资上，除了一九五〇年盟军在北朝鲜的惨败情形以外，是空前未有的。在物资消耗上还要超过一九五〇年的数字。金化的战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盟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本文将从敌情侦察的角度来揭示此次战役胜利的奥秘，同时也对某些流行的不合事实的说法进行一些考证和辨析。

我军哨兵站立在上甘岭主峰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战场上要做到“知彼”，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敌情侦察工作。中共的武装斗争长期处于以弱敌强的环境下，稍有疏虞，立见倾覆，故对于敌情侦察极为重视，视之为作战决策必不可少的一环。毛泽东就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然后才能“定下决心，作出计划”。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不断发展，我军情报侦察工作的领导体系逐步完善，组织机构不断健全，专业力量队伍渐次壮大，各种侦察手段日益丰富。至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在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层级都能获得较为完整准确的情报，为作战指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东北战略区为例，据1948年11月东北社会部上报中央情报部的《关于情报工作综合报告》所称：“综合九个月来，我们所获得的军事情报包括战略动向、军事行动、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补充增援、编制装备等，从作用上来说，敌人在东北的战略动向和军事行动，我们从4月后基本上都能取得。如5月10日敌对东北之战略意图；8月13日卫（立煌）部在京之军事会议，对东北局势之检讨及决定；9月5日敌空运第四十九军两个师援锦州；10月3日获敌9月28日制定的辽西作战计划；10月5日第九兵团之作战命令；10月9日沈阳敌人向辽西彰武之作战计划，策应锦州、呼应长春突围企图等。至于敌之战斗序列、兵力驻地、装备编制等材料，我们则能够全部取得。此外，敌之陆空铁警等部门之电报、密码、波长、呼号、发电手续和普特口令、旗语、信号等机要物件，也均及时得到。”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设置了中央情报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国内外各系统的情报工作。党中央认为今后情报工作应“配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国内反动残余，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世界和平”，“目前，国外以政治情报为主，国内以军事策反为主。国内战争结束后，应集中力量对外。一切为帮助党与政府及时了解情况，以便主动应付敌人，作决定政策的参考”，“今后情报工作，在国外，应采取长期埋伏的方针”。军委情报部于1950年4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部队情报工作会议，确立了部队情侦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要求。7月，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下达了《部队情报工作组织纲要》和《关于部队情报工作的指示》，对各大军区情报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美军侵朝战火的延烧，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后，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面对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及其高度现代化军队，我军面临着与国内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环境、战争形态和敌对力量，对于情报侦察工作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已经开始依托东北、胶东等根据地向外进行情报点的布置。如胶东东海地委统战部（情报部）所领导的远通利商号，就利用商业关系，北至大连、辽沈，西至京津，东至韩国、日本，南至上海、青岛、香港、台湾，都建立了贸易和社会关系，仅在韩国就派出和发展了206人，分布在仁川等八个城市，建立了13处密站，曾获取驻韩国美军兵力分布等情报。根据中央情报部高瞻远瞩的指示，东北社会部支持大连情报处利用地理优势，也进行了国外情报点的布置。这些布置在朝鲜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提供了美军从仁川登陆的情报；美军对我战俘遣返处置的情报；美军搞细菌战的情报；美军在日本的动向情报等等。聂荣臻元帅回忆：“在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一般说，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对敌情掌握得比较准，因而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

另一种情报来源是技术侦察（技侦）。1950年3月24日到4月10日，军委情报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央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了与会代表并讲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整编队伍，重新部署，坚持国内，开辟国外”。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提出针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要准备“打第二仗，争取全胜”的目标。当年5月，在解放战争中曾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原军委作战部二局（情报）与中情部合并为军委情报部。12月，将军委情报部的二局、五局合并组成军委技术部，以军委情报部的一局成立军委联络部，并在军委情报部、技术部、联络部之上成立军委总情报部，直接受总参谋长领导。1952年10月，军委技术部改称第三部。

1950年11月13日，为及时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情报，情报部向志愿军司令部派出工作队，称为志愿军司令部第八中队，主要是转发军委技术部的情报及对侵朝美军的话报侦听。1951年11月，该工作队撤离朝鲜回到北京，原有任务分别交给志愿军司令部的机要和通信部门接替承担。

由于技侦工作的高度机密性，这方面的确切资料很少。但由志愿军司令部（志司）给各部的敌情通报中，可以判断其中有部分是来自技侦所获的情报。如1950年12月22日21时，志司通报敌情提及“由日本横须贺开至仁川的‘爱尔细亚’号舰，载运美加混合部队共九千人，于十八日十三时至十九日十八时登陆完毕，开向汉城附近。另息原驻汉城西北美二师，廿一日其廿三、九两团乘火车南开，有去大田说。可能即美加混合旅接防，接防后该师他走”等等，从内容判断，有部分很可能即得之于技侦工作。上甘岭战役之前，志司在1952年8月的敌情通报中曾有“确息，二十二日美九十混合舰队已与陆一师联系，表示配合行动，引以为荣，并饬所属在任何情况下载运军队应注意照顾兵（病？）员，似有行动，去向不明”等内容，基本也可以确定是来自技侦的情报。

上甘岭阵地编号示意图

情报资料仅仅停留在真假甄别的层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分析、综合、整理，从中抽取出揭示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有用材料。有许多重要的战略性情报，甚至可以通过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而获得。例如，军委联络部下属上海联络局（即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组织专人以“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名义，整理出版了《美国问题研究资料第一号：美国军情》，内容包含“美帝的国防预算和扩军动向”、“美国的防务”、“美帝对于三次大战时间的考虑”、“美帝军备概况”、“美帝军力的分配”、“美国原子工业的分布”、“美军情况”、“美国军用飞机生产情况”、“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及其基地”、“美苏新武器的比较”、“美帝的新武器”、“美帝的战争宣传政策与费用”等。书中所利用的材料，均为美国或日本的刊物、美英法新闻通讯、各种剪报、年鉴等公开资料，加以整理和分析而成。

军事情报方面，军委情报部于1950年11月印发了《美军编制》，内容包含“美国国防高级组织”、“美国野战军编制”、“美国步兵师编制与装备”、“美国新装甲师编制与装备”及“附录”等，编制材料大部分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1948年，并根据新材料补充了“美军步兵师及装甲师内炮兵编制之变更”、“空降师编制表”、“陆军部编制”等内容。这些编制装备与在朝美军的情况大致是符合的。为便于我军对美军的了解与辨识，军委情报部还编写了《美军识别》，分“徽章符号识别”、“陆军武器识别”、《飞机识别》、《军舰识别》等四个部分，以图片为主（部分图片为彩色印刷），并加以简单说明。

为规范化情报分析和整理工作，1951年5月，军委情报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情报研究整理工作会议，会后总参谋部颁发了《关于情报搜集、上报通报、整理出版之规定》，印发《基本军事调查提纲》。军委情报部印发的《关于美国扩军的估计》，搜集朝鲜战争爆发至1951年6月之间的各种公开材料，从兵源、军需、军费、扩军所需十种重要物资概况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指出其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困难之处，为中共高层对于抗美援朝作战和谈判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也曾根据敌情通报、俘虏口供等整理出《敌伪政治情况调查》等系列材料，供部队一般地了解作战对象的军事和政治情况。以《敌伪政治情况调查（7）——美步兵第七师情况》为例，材料包括该师的组织情况（含简史、编制与实力、伤亡补充情况、士兵质量与训练、主官介绍等内容）、侵朝以来士兵思想变化情况、内部统治办法（含反动教育与欺骗宣传、奖惩办法、轮换制等内容）、内部矛盾（含美军黑人和白人士兵的矛盾、美籍士兵与朝籍士兵的矛盾等内容）、对下列问题的反映（含对生活方面的反映、对我之宽俘政策的反映、对侵略战争的看法等内容）等，较全面地反映了该师的总体情况。由于许多材料来源于俘虏供词，故此准确性也比较高。

国内高级军事教育机构，从研究的角度出发，也曾编印敌情研究资料，如高等军事学院所编写的《敌情研究资料之三——美军编制装备与战术》，就是依据美军官方颁布的典令及志愿军在作战中所缴获的资料，互相参证整理出来的，但这些材料（包括一些缴获材料的译本）并不是直接为前线作战服务的。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骄狂异常，对于新闻报道、高层动向、部队番号甚至调动情况往往不加掩饰，从公开渠道获取情报相对比较容易。但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军意识到情报泄露的可能，故此逐步采取了各种保密的措施，如1952年8月17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就宣布，朝鲜所有军队一概禁止发布番号。由于在上甘岭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10月25日美第八集团军再次重申前线部队正式番号一律不准公开。既然从公开渠道获得可靠消息的几率无可避免地有所降低，那么相应地也就更加提高了我军利用各种其他方式对敌情侦察的需求。

战争中敌人的动向是瞬息万变的，战术特点也不断地改变，战斗侦察是侦察情报保障的重要环节，捕捉俘虏又是战斗侦察获取情报的主要手段。三年解放战争中，我军有80%的战术情况都是由俘虏提供的。但朝鲜战场的情况有所不同，主要是地形不熟，言语不通，也缺乏地方性群众武装活动的配合。如在二次战役东线作战过程中，志愿军第20军因缺少英语翻译，抓到俘虏后无法及时审讯，使作战部队不能及时了解当面之敌的各种部署及变化，甚至很多部队直到战斗结束也不清楚作战对象的番号、兵力和作战部署。进入阵地对峙的阶段后，对战斗侦察、询俘、敌情观测等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以第26军为例，“对翻译人员的配备，侦察部队每班一个（朝籍），英译人员根据条件确定，一般每侦察连有一到二人，团、师、军各级侦察部门有一至二人，进行言语和文字翻译”。询俘过程中，对不同级别机关审问俘虏的重点作出了要求，如师、团级应着重询问与当前作战有关的各种情况，包括敌人的意图、部署、工事、炮位、结合部、火力弱点、组织装备上的新变化等。军一级则更需要了解敌人的组织、装备、详情、部队历史、战术特点、伤亡、补充、战斗力、政治情况等。对各级侦察部门则要求建立侦察工作案卷，包括工作日记、情况登记、询俘登记、兵要调查、敌军工事调查、敌军战术特点汇集、敌人新式武装调查、仆从国敌情调查、敌情通报与报告、侦察范例登记、侦察部队训练计划与总结、工作总结、实力统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