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春水不再仅东流：近20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总体上表现为由中西部迁往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态势，且这一态势“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潮涨终有潮落时”。通过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常规人口统计资料，笔者对近20年来中国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梳理，发现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已经悄然逆转，2010年成为重要的时间拐点。

中西部向东部的人口迁移净增量已呈现波浪式回落

据笔者推算，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2000-2005年和2005-2010年间已经分别高达2315万人和3183万人，但2010-2015年间却急转直下地跌落为2219万人，2015-2020年间进一步下降为1952万人。这表明尽管东部地区的人口吸引力依旧强劲，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吸引力也在提升。从人口净迁移量来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始终为负向增长，特别是中部地区的人口流失比较严重，但在2015-2020年间，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移量由大幅减少转向微弱减少，其原因就在于近年来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如表1所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净迁移表现为中、西部人口迁往东部，以中部迁往东部为主流。对2010年前后两个时期相比较，东部净迁入量减少了30.29%，中、西部净迁出了分别减少了29.30%、32.31%；中、西部向东部的净迁出了分别减少了29.91%、30.96%；中部向西部的净迁出量减少了16.49%。而2015年以后，中西部向东部的人口净迁移量减少趋势更加明显。由此可见，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口净迁移由增变减的变化幅度以中-西流向最为明显。

表1  2000-2020年各时期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净迁移人口  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90、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995、2005、2015、2019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推算结果对应于各地区年末人口统计数据，下表同。

2010年以来中国省际之间的流动人口增长明显减缓

对比东中西部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增长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除2000-2005年间中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有所减少外，2000-2020年间东中西部的省际流入或流出人口总体上呈持续增长态势。对2010年前后两个时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和中、西部地区的流出人口增幅分别由86.35%、77.79%、73.16%下降到8.40%、8.86%、8.51%；东部地区的净流入量增幅由81.33%下降到1.94%，中、西部地区的净流出量增幅分别由73.53%、100.58%下降为2.55%、0.64%。2010年以后，中西部净流出增幅大幅缩减，既是因为新增流出人口减少，也是因为过去流出人口返流的增加，以及建制镇和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放宽后，部分流动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所导致

表2  2000-2020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长变化    万人
注：因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未公布西藏相关人口情况，故推算的西部地区流动人口不包含西藏。

201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区域之间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农村人口城镇化转移。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速度的区域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未变，但进入21世纪之后，城镇化速度的区域差异却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根据表3，就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而言，在2000-2005年间分别提高了8.63、5.62、5.27个百分点，在2005-2010年间分别提高了6.78、6.23、6.98个百分点，在2010-2015年间分别提高了4.88、6.84、7.16个百分点，而在2015-2020年间则分别提高了4.38、7.95、4.51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趋于减缓，而中、西部的城镇化速度则趋于加快。在2000-2005年间，城镇化速度东部最快、西部最慢；2010-2015年间逆转为西部最快、东部最慢；2015-2020年间进一步逆转为中部城镇化速度最快、东部最慢。

表3  2000-2020年东中西部城镇化率及其变化  %

根据笔者推算，如表4所示，在东中西部地区，全国乡-城人口净转移规模分别为8865、9072、7940、9563万人，总的趋势是先增后减，然后再增，呈现出波浪式变化；东部地区城镇的净迁入和农村的净转出人口数量在2000-2015年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2015-2020年间有所回升；中部地区的城镇净转入人口在2000-2010年间减少，但在2010-2020年间则持续增加，农村人口净转出表现出与此相反的趋向，即前十年增加后十年减少；西部地区的城镇净转入人口自2000年以来不断增大，增幅先大后小，而农村的净转出则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

从东南半壁和西南半壁来看，东南半壁的城镇人口净迁移在2000-2020年间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趋势，而农村地区的人口净迁移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征；西北半壁的城镇和农村人口净迁移量在过去二十年间均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在2010年前后的两个十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吸纳本地区农村人口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农村人口跨区域外流的强度也有所不同，这是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净迁出量波动变化的直接原因。

表4  2000-2020年东中西部三地带城乡人口的净转移量推算  万人

乡-城转移的人口年龄红利逐渐消逝，城乡老龄化程度双双增长

中国的乡-城转移人口一直以劳动年龄特别是青壮年为主，但其占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据笔者推算，如表5所示，15-64岁年龄段的占比一直保持“城高乡低”，而乡-城转移人口中15-64岁年龄段的占比在2000-2005、2005-2010年两个时期比城镇或农村更高，但2010-2015、2015-2020年两个时期的占比则比城镇或农村更低。不难发现，人口转移对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分别起到了抬升和下降效应，但2010-2020年间，乡-城转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段占比已经转变为介于城乡之间，从而对城乡两端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都发挥了下降效应。这也意味着，乡-城转移人口已不像过去那样年轻，人口城镇化的年龄结构红利已悄然消逝

表5  2000-2020年四时期分城乡和乡-城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  %
注：由于2020年国家和地方七普数据均未公布城乡地区分年龄的人口数，故采用2019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替代推算。

中国人口的东西流动是双向的，2010年前后中西部人口向东部地区的净迁移转增为减，是顺向转移减少和逆向回返增加的综合结果。可以认为，返乡农民工的总体素质，基本上应介于东部大城市人口与中西部家乡人口之间，农民工的回返转移，可以对流入与流出地的人口素质同时起到抬升效应。其实，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率先升级的情况下，其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结构水平基本上也介于东西部之间，因此这种产业转移对东西部的产业结构也会同时起到抬升效应。农民工返乡和产业转移，也给区域均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启示：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实现了由非均衡向均衡的发展战略转变。进入21世纪之后，东部地区率先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反超东部地区，全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拉大变为缩小。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一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净迁移量由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持续高增长转变为减少；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反超东部沿海地区，人口与经济区域均衡的发展趋势初露端倪。

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有着多方面的经济社会起因和后果。在中国人口和城镇化格局转折性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要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流，特别是长期滞留大城市的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难问题。虽然中国已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范围，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们返乡后的就业创业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由于农民工返乡后不再属于流动人口，因此也不再进入中国流动人口跟踪调查的对象范围，这就需要在未来适时设立专门的返乡农民工跟踪调查，以更好地关注这一群体。

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城镇化格局已经发生转折性变化，但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内部的东部沿海与内地之间，胡焕庸线依然保持稳定，奠定了中国人口发展区域均衡的大格局。与东南半壁内部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人口态势相比，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迁移依然是“涓涓细流”。这一人口迁移态势的悬殊差异，背后寓有区域人口与生态平衡的内在机理。人口均衡的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西北半壁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但只宜保持较低的人口密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也在于促进人口再分布过程中地区之间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最终实现“人的发展的均衡”。

[本文作者吴瑞君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文章改写自作者发表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的论文“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格局的转折性变化：20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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