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激发写作活力

本文选自《写作法宝》

威廉·津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访

谈

要让人们谈论起来。学会问问题，引他们讲述生活中最有趣、最生动的答案。没有什么比听人亲口讲述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更能激发写作活力了。他自己的词语总比你的词语好，即使你是本国最优雅的文体大家也是如此。他的词语带有他说话时语气的曲折变化，以及他造句时的独特风格。这些词语包括对话的地域性以及行业的行话。它们还表现出他个人的热忱。这是一个人在同读者直接对话，而不是通过了作者的过滤。作者一旦介入，其他人的经历就变成二手的了。

因此要学会如何进行访谈。无论你写的是何种形式的非虚构作品，其活灵活现的程度与你在写作过程中编织进去多少“引语”成正比。你常常发现自己正在着手写一篇显然是毫无生机的文章——一个机构的历史，或者某个地方性事件，如排水沟——你很怕不能确保读者甚至你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保持清醒。

提起信心来。如果想要寻找人文因素，你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每一个乏味的机构的某个岗位都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怀有强烈热忱的人，他们是故事的丰富宝库。在每一个排水沟之后都有一位政客，他的未来悬于能否将其治理好；都有一位寡妇，她一直在此街区居住，愤慨于某位愚蠢的立法者认为排水沟会通畅无阻。找到这些人来讲述你的故事，那就不乏味了。

我经常向自己证明的确如此。很多年前，我应邀为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写一本小书，庆祝其在第五大道上的主楼建成50周年。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幢大理石建筑和上百万陈旧书籍的故事。但在那外观之后，我发现图书馆有19个研究部，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位主任，监管大量的稀奇宝物和馆藏，从华盛顿手写的告别演说到75万张电影剧照。我决定访谈所有的部门主任，了解其馆藏，了解他们为跟上新知识领域增加了什么，以及他们的办公室是如何使用的。

我发现科技部有专利收藏，规模仅次于美国国家专利局，因而也是这座城市专利律师们的第二个家。而且每天不断有人来此，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发现永动机的边缘。“每个人都有什么要发明，”部门主任解释道，“却不告诉我们他们在找什么——也许是怕我们自己会去注册专利吧。”结果发现整幢建筑就是一个学者、探索者和怪人的混合体，我的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机构的编年史，实际上是有关人的故事。

在一篇有关伦敦索思比拍卖行的长文中，我用了同样的方法。索思比也同样分为不同的部门，如银器、陶瓷、艺术品，每一个部门由一位专家负责，就像纽约市图书馆一样，其生存有赖于公众变化多端的异想天开。这些专家就像一个小学院的院长，每人都有内容和讲述方式很独特的轶事：

“我们就坐在这里，像米考伯米考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无远虑而老想走运的乐天派。一样等待东西送进来，”家具部主任泰姆韦尔说。“最近剑桥附近有一个老太太写信说她要筹集两千英镑，问我能否去她的房子那里寻查一下，看看她的家具是否值这么多钱。我去了，屋子里的家具绝对没什么价值。要走之际，我说，‘都看过了吗？’她说都看了，除了女仆的房间，她觉得没什么好看的。那间屋里有一个很精美的18世纪橱柜，老太太用来储藏毯子。‘如果你卖那件橱柜，’我说，‘那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啦。’她说，‘那绝对不可能——我的毯子往哪儿放啊？’”

我也不用担心了。通过倾听做这门生意的好奇的专家学者，倾听每天早上蜂拥而至的男男女女，他们带来从英国阁楼找到的自己不再喜欢的东西(“恐怕不是安女王时代的物件，太太——更靠近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可惜啊”)，我得到了作家想要的所有人文细节。

还有一次，在1966年，我应邀写“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历史，庆祝它四十岁生日，我想这当中可能什么也遇不上，而只是一些了无生气之事。但我在篱笆的两边都发现了饶有趣味的人文因素，因为图书总是由意志强大的评委组专家选择，然后寄往同样固执的订购读者，而订购读者从不迟疑地将他们不喜欢的书包起来直接寄回去。

我得到了一千多页对俱乐部最初五位评委的访谈记录(海伍德·布龙、亨利·塞德尔·坎比、多萝西·坎菲尔德、克里斯托弗·莫利、威廉·艾伦·怀特)，同时增加了我亲自与俱乐部创始人哈里·谢尔曼以及当时仍活跃的评委的访谈。其结果是呈现出长达四十年的有关美国人阅读变化的个人记忆，甚至那些书籍都有了自己的生命，在我的故事中成为人物角色：

“对所有记着《飘》的巨大成功的人来讲，”多萝西·坎菲尔德说，“也许很难想到这本书当时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碰到这本书的人只将其看作一部很长很长的详述有关内战及战后故事的书。我们从未听说过其作者，也没有任何人对此书的评论。选这本书有点儿困难，因为其中的一些人物刻画不太真实或令人信服。但是作为叙事作品，该书具有法国人称为‘吸引力’的特点：它使你想要翻页，看下面会发生什么。我记得有人评论说，‘好了，人们可能并不喜欢这本书，但是不能否认你的钱换来了大量的阅读。’其巨大的成功，我必须说，对我们和对其他人一样，都是令人吃惊的。”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锁定在人们头脑中的典型例子，好的非虚构作家必须为其解锁。最好的实践方式是出去采访人。采访本身就是最受欢迎的非虚构形式之一，因此你应该尽早掌握它。

本文配图-电影《安妮·霍尔》

应该怎样开始呢？首先，决定你想采访什么人。假如你是大学生，不要采访你的室友。尽管我们完全尊重你有多么好的室友，他们恐怕没有太多我们想听的内容要说。要学非虚构写作技能，你必须将自己推到真实的世界中——你的城镇，或你的城市，或你的国家——并装作你是为了真正出版而写。假如这样做有所帮助，可以决定你想为哪家出版物写。将你的题材选为某人，其工作特别重要，或特别有趣，或特别与众不同，普通读者都愿意阅读有关这个人的事。这并不是指他或她非得是银行总裁。可以来自当地的比萨店或者超市，或是理发学校的老板。可以是每日出海的渔民，或者少年棒球联合会的经理，或者护士。可以是屠夫、面包师，或者——假如你能找到他更好——烛台工匠。找你所在社区的女士们，她们会揭示两性注定要做什么的古老神话。简而言之，选择那些触动读者生活一角的人。

访谈是你可以不断提高的技能之一。尝试之后，你就不会像第一次访谈时那样紧张，但在尽力使受访对象不要太腼腆，而受访对象不善言辞因而不能回答所问之时，你恐怕也不会感到完全轻松。但这项技能的大部分都是机械性的。其余部分则靠直觉——知道如何使另一个人放松，何时推进，何时倾听，何时停止。这些都可以通过实践学会。

访谈的基本工具是纸和削好的铅笔。你觉得这个建议显而易见，有点儿伤自尊？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作者莽撞地追踪猎物而没带铅笔，或者铅笔断了，或者钢笔不好用，而且没有纸。“时刻准备着”这个座右铭对于非虚构作者来讲和对于童子军一样适用。

但要将笔记本收好，需要时再取出。没有什么比一个陌生人带着一个速记员的本子更难让对方放松了。你们两个都需要时间认识彼此。先花一点儿时间聊聊，评估一下你要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让他或她信任你。

在没做任何功课之前，决不要进行采访。如果你想采访城镇官员，要弄清他或她的选举记录。如果是女演员，要弄清她演过什么影视作品。假如你问的事实是可以事先得到的，你会让人恼火的。

将可能问的问题列一个单子，这样能避免采访变得沉闷所造成的巨大尴尬。也许你并不需要单子，你会临时想到更好的问题，或者接受采访的人可能改变角度而你无法预知。这样你只能靠直觉行事。假如他们跑题太远，拉他们回来。假如你喜欢新方向，跟进，忘掉你有意要问的问题。

许多采访者内心都有恐惧，以为自己在强加给别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侵犯他们的隐私。这种恐惧几乎完全没有根据。所谓的凡夫俗子会很高兴有人要采访他。多数人的生活，假如不是在静静的绝望中，至少也是在绝望的寂静之中，因此他们很欢迎有机会向似乎愿意倾听的外人谈谈自己的工作。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切顺利。你经常会同那些从未接受过采访的人谈话，他们在这个预热的过程中可能感到局促不安，过分敏感，也许不能提供任何可用的东西。过一天再来，访谈会好一些。你们两个甚至会享受这一过程，这证明你没有在逼迫你的牺牲品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讲到工具，(你会问)可以用录音机吗？为何不带一个录音机，把它打开，然后忘掉那些纸和笔？

显然录音机是一个抓取人们所要说的内容的超级机器，特别是对那些出于文化或秉性原因绝不费事写东西的人来说。在诸如社会史和人类学领域，这是很有价值的。我欣赏斯塔兹·特克尔的书，如《艰难时世：大萧条时期口述史》。他“写”这部书的方法是记录对普通人的访谈，将结果拼缀成连贯的统一体。我也喜欢问—答方式的访谈。这种访谈有一种随意的声音，清新自然，避免了作者凌驾于产品之上并将其抛光的可能。

严格来讲，这不是写作。这是一个问问题、修剪、嫁接、编辑记下来的回答的过程，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以为受过教育的人会一直以线性精确度冲着录音机说话，结果他们在语言之沙上毫无目的地跌跌撞撞，连一个像样的句子也说不全。耳朵可以容忍缺少语法、句法成分、少转折词，但眼睛不能忍受这些东西印出来。录音机用起来似乎简单，实则不然，之后需要做无数遍的编辑加工。

但我警告你远离录音机的主要理由是很实际的。风险之一是你不是常常随身带录音机，你更有可能带的是铅笔；另一个风险是录音机可能失灵。在新闻职业中，记者本来以为带回来“一个真正的好故事”，紧接着他按播放键，却发现根本没有声音。没有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最重要的是，作者应该能够看到自己的材料。假如你的采访在磁带上，你就成了听众，需要不停地摆弄那部机器，往后倒带，找你根本找不到的精彩言辞，往前倒带，停止，开始——这简直能将你逼疯。做一名写者。将东西写下来。

我用手采访，用一根削得尖尖的一号铅笔作记录。我喜欢同另一个人相互作用。我喜欢那个人看见我在工作——干一件活儿，而不仅仅坐在那儿让机器为我做事。只有一次我充分利用了录音机，那是为我的书《米切尔与拉夫》准备的，是有关爵士乐手威利·拉夫和德怀克·米切尔的。虽然我对两位都很熟悉，但我感到一个白人作家冒昧地写黑人的体验，有责任要把音调搞准。这并不是说拉夫和米切尔讲另一种英语，他们的英语讲得很好，而且常常很雄辩。

但作为南方黑人，他们所用的某些词与习语为自己的传统所独有，这为他们所讲话的增添了丰富性与幽默感。我不想错过任何一点儿这些用法。我的录音机抓住了这一切，这本书的读者可以听见我对二位的描述是准确的。在你有可能违背你所采访之人的文化传统整体性的情形下，要考虑用录音机。

记笔记也有一个大问题：受访的人常常讲起话来比你写得快。你还在记A句，他很快就推进到了B句。你停止A句，追他到B句，同时还竭力在耳朵里抓着A句的其余部分，希望C句会无足轻重，可以完全略过，这样就有时间赶上。可惜，你现在的受访者讲得飞快。他终于说出你花了一个小时一直在诱导他说的全部内容，并且他说起来似乎像丘吉尔那样雄辩。你的内耳塞满了想要抓住的句子，但很快这些句子就溜走了。

告诉他停。就说，“请停一分钟，”然后继续写，直到赶上。你发狂般地抄记的意图是准确引用被访者，没人愿意被误引。

通过练习，你能写得更快，并形成某种形式的速记。你会发觉自己在为常用词发明缩写，并省略了连接性小句子结构。一旦访谈结束，补充所有你能记起来的缺失词语，完成未完成的句子。多数句子还停留在可回忆起来的范围之内。

当你到家后，将笔记打出来——很可能几乎辨认不出来——这样你就可以轻松阅读了。这不但能使访谈同你所搜集的剪报以及其他材料一起更容易使用，而且还能使你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在匆忙中写下的大量词语，从而发现受访者真正想说的。

你会发现他说了大量无趣或者不相关、或者重复的事。挑出最重要和最精彩的句子来。你会很想用笔记中所有的词语，因为你做了大量辛勤繁杂的劳动，才将其全部记下来。但这就太放纵自己了。没有理由将读者也置于同样的辛苦之中。你的任务是蒸馏出本质的东西来。

原标题：《访谈：激发写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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