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察何树军：消失的儿子

2000年9月10日，12岁的李飞在河南省焦作市的住处附近失踪后，何树军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她从没想过，身为警察的她，有一天会变成寻子妈妈。

人生中的喜乐苦痛，她这辈子都尝遍了。做女儿时，她娇生惯养，没有吃过一点苦，受过一点累。结婚后，与婆家相处融洽。那时候，她的脑子里不用装太多东西，日子过得欢乐富足。

后来丈夫酒后家暴，她离了婚。没过几年，儿子失踪，她几乎哭成了泪人，一点小事都能触发她的记忆闸门，一哭就停不下来。直到现在，每一提及往事，她的眼泪又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寻找儿子这些年，她被迫激发了身上的一些潜能，比如记忆力变强，胆量变大。20多年前，大街上还流行电话亭，每一个诈骗电话打过来，她都能快速锁定来电人的位置——自接到第一个电话起，她就把全市所有电话亭的方位牢记在心。报警后，同行们一抓一个准儿。

怀疑儿子被人扔到山中，她长期孤身一人进入太行山。夜间黢黑一片，不时传来动物的怪叫，她打着手电筒，咬牙继续寻找。甚至，她还曾在绝望时刻割腕自杀。

如果你能理解一个母亲寻子的心情，就会原谅她的喋喋不休，原谅她常出现在各大认亲现场，且爱在媒体的镜头前露一露脸的行为。

有时她还会主动走到媒体跟前，询问能不能采访自己几句。就像这次和她谈话的末尾，她不断拜托我们，希望能帮她寻找更多愿意采访她的人。

有人说她找儿子找疯了，简直像祥林嫂。她没有任何负担地承认了下来，说自己早期逢人就念叨儿子的情形，根本就是祥林嫂本人。

如今，何树军寻子已经到了第23年。她59岁了，仍旧没办法停下脚步。天南海北，她会持续找下去，直到年老体衰，再也找不动李飞。

何树军死过一次。被救回来了。那是2000年年底，儿子李飞失踪的第三个月，她寻找无望，趁一个人在家时，从厨房拿刀割了手腕处的动脉。

血像水枪里的水一样滋出来。她才知道，原来人的血真的可以像电视上演的那样，喷出来，而不是一点点往外冒。

她很快倒地，失去了意识。所幸厨房离门近，割腕后，喷射到门背面的血蔓延至门外，邻居看到后打了110和120。输血急救后的何树军，又捡回来一条命。

一个不想活的人，偏偏没死成。病床上醒来的何树军哭得撕心裂肺。母亲也在一旁哭，但还是没好气地告诉她，“你要是不活了，儿子就没人找了。”

这句话起了作用。从那时起，何树军打起精神，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寻找儿子的下落，再也没寻过短见。

但何树军已不再是何树军，活过来的她，是李飞妈妈。往后的每一天，她都将为“找儿子”而活着。

李飞

没几日，同事们就看到手腕上裹着纱布的何树军回到了单位。他们还不知道，今后的她将如同一棵植物，扎根在警局。

她把房子卖了，买了一辆车，就此搬进了单位的宿舍。她没请过一天假，没迟到、早退过一次，尽管每个周五一下班，她就要动身去找儿子。

时间，被何树军分流成两部分。工作日，尽心完成每一项任务。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寻找儿子。周末在省内找，时间充裕些的假日，她就开车去往更远的地方查找线索。

日子晃晃悠悠地过，没想到一眨眼，就这个年纪了。何树军有些自责地说，“我这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找儿子），结果还没做好。”她的眼泪又下来了。

李飞在哪里？为何突然消失？这一直是何树军心里的一个谜。

农历八月十五，在何树军心里有着别样的分量。那年，儿子李飞失踪的第三日，就是中秋节，她记得当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

就在那一夜，一个勒索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声称她儿子在自己手上，需要带钱过来，才能放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寻人启事发出去后，何树军听到的最大数额的现金是50万元，最低是5万元。

挂了电话，她和前夫李立虎报完警，就骑着摩托车朝外赶。月光洒在她身上，何树军满腹绝望，“月亮都圆了，我儿子咋没了？”

先到现场的是警方，何树军停车下来时，看到人已被抓获。对方承认，是看到寻人启事才动了诈骗的心思。

不是真正的绑匪。何树军抱着的希望破灭了，她又回到了原先的失落中去。

第一次有这种情绪，是在前一天，9月11日，农历八月十四，儿子失踪的第二日。她冲到教室里找李飞，老师却指了指空着的座位。何树军心里咯噔了一下，“坏了。”

事情开始变坏，是在9月10日。那是一个周日，学校不上课。刚上初一的李飞，对新学校、新环境充满了期待。尽管才入学一周左右，他已经在忙碌着竞选班干部了，老是踩着小板凳站在镜子前演讲。

没人留意到李飞的失踪，直到晚饭时迟迟不见他，家里人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事后，他们拼凑出了李飞失踪前的一些信息：那天中午，李飞向爸爸要了30块钱，去给自行车配锁。大约下午两点，他去了配锁店。之后就是配好锁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放着，李飞却不见了。

而那一天，何树军作为焦作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正在郊外参加为时一个月的封闭集训。当天，刚好是她集训的第一天。

何树军不知道，那天晚上，全家人正在街头疯狂地寻找李飞。

李飞和爸爸妈妈

消息是小叔子传递过来的。由于李飞常去单位找妈妈，家人以为他去了何树军的集训地。直到小叔子来问，何树军才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

但当时听到“李飞不见了”的消息，她的第一反应是，儿子上初中了，开始学坏了，敢夜不归宿了，“回去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她心想。

躺在床上的何树军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她一直坐到了凌晨。

怎么会突然不见呢？何树军很纳闷。她知道儿子从来不会太晚回家。就在那天中午，她还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李飞问，妈妈，这次集训要多久才能回来？听到回答，他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

这是李飞失踪前，仅有的一次通话，也是跟何树军的最后一次通话。

回忆起这些，何树军又开始难过了。她曾听到过儿子很多次的叹息。那代表着他对妈妈工作的理解，但又带有一点点遗憾。

她记得以前在单位加班时，儿子总是打电话过来。得知妈妈不能马上回家，他先是叹一口气，再说一句，那好吧。

没想到，那句熟悉的叹息和回答，就此成为记忆中的一个绝响。

李飞和妈妈

那天，天还没有完全亮起，何树军留下一张假条，就匆忙赶往汽车站。

集训地位置偏僻，离市区有十来公里，距离最近的公交站也很远。泥土路坑坑洼洼，何树军走得也急，一路上还摔了跟头。等到坐上车，发现很多人都看向她时，何树军才意识到自己的警服上满是泥土。

那是她狼狈的开始。往后的人生中，她不断经历波折和伤痛，再也没有开心起来。

她常想起以前带儿子去杭州旅游时的场景，那也是个八月十五。李飞指着倒映在水面上的月亮，说：“妈妈，以后等我长大了，带你去航海。”他想让妈妈看到更好更美的月亮。

如今，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何树军再也没欣赏过一次满月。她心里的那轮月亮不会再圆了。

除非，李飞回来。

没有人能想通李飞为什么会失踪。起初，他们发动亲戚朋友在全市搜索。何树军的同事们也奋力帮忙寻找。一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线索。

时间到了11月份，焦作市开始下雪。崩溃过一轮又一轮的何树军，猜测儿子丢失的各种可能性。

焦作市位于河南西北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是不是李飞被人绑架，扔到山里了？坏念头一旦冒出来，何树军又变得坐立难安了。

她决定进山寻找儿子。

初期是和家人一起去。有一次，到了晚上，大家分头在山上寻找。何树军走着走着，一条大约无名指粗的蛇掉到她头上，顺着脸和胳膊滑了下去。她吓坏了，哭喊着，双手搬起一块石头砸了过去，直到把蛇砸成肉泥才停手。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她哭喊的回音。何树军干脆坐到地上，大哭了起来。

没多久，下了一场雪，何树军在侄子的陪同下，再次进山。山上坡陡、路滑，加上枯草被积雪覆盖，踩上去很容易滑倒。何树军攀山时，一不留神，顺着山路滚了下去。还好一路被荆棘丛磕绊住，人没摔下悬崖，身上的棉袄却被划出多道口子。在她脸上从嘴角到眼睛的位置，也被划出两道伤口。

侄子何志华赶忙扔下一根绳子，让姑姑把一头绑到腰上。另一头，他找了棵松树固定。就这样，在寒风中，侄子连拉带拽，帮何树军一步步爬了上来。

衣服划破了，棉絮被大风吹得满天飞。又冷又害怕，何树军不敢再往前走了。侄子用自己的衣服给姑姑挡着冷风。她一下子情绪涌上来，失声痛哭。看到姑姑难过，侄子也跟着哭了起来。

“其实说真话，当时内心可复杂了，如果不是侄子跟着，我那次都不想上来了，直接就跳下去了。”何树军说。

李飞

毫无线索地寻子，无异于浪里淘沙。这条长达6年在太行山求索的路，注定无法一直有人陪她同行。家人也劝她放弃进山寻找，何树军不听。她决定一个人上路了。每周五下了班，何树军便用一个大可口可乐的瓶子装满水，再备上几个馒头，拿上一把小匕首，一只手电筒，独自进山。

她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担心自己迷路，她把单位里丢弃的红色标语收集起来，剪成小布条带上，每走一段路，就在树枝上绑一根，等到下山时，顺着这些红布条就能走出去。

最考验她的不是这些。两天两夜在山中行走，很消耗体力，水很快就喝完了。渴了，她只好俯身在水坑边，喝地上的脏水，“上面还漂着羊粪和树叶，扒拉扒拉就喝了。”如果遇不到水源，就等待早上的露水，“舔植物叶子上的露水也能解渴。”何树军说。

干粮也吃尽后，她只好挨饿。但运气好时，能碰到红薯地，何树军拿出那把匕首，剜出一根红薯，在衣服上蹭一蹭泥，就开吃。

饿急了，又碰不到农田里有吃的，猪饲料她也吃。有一次，走累了的何树军看到一家养猪场。她实在太饿了，前后左右看看，门锁着，没有人。她钻进去，挖了一茶缸就跑了。边跑边吃。至今，她还能回忆起那个味道，“香精味中夹杂着腥气，像生吃鱼的感觉。”

何树军

最让何树军发怵的，是夜晚独栖山中时的恐惧。她常听到不知什么地方传来动物的叫，尤其是猫头鹰，听起来像是在“咯咯笑”，何树军总吓得毛骨悚然，有时还会吓到尿裤子。一开始，她给自己准备了很多卫生巾，“后来卫生巾买不起了，就用草纸，用破衣服，再后来就不管了，让它顺腿流，大不了换个裤子。”

她讲起睡山洞时的一件事。那次，听到外面动物的叫声，她把自己埋在一堆稻草中，再堵上耳朵。但还是害怕，何树军大哭，山洞里回荡着她的哭声。于是她喊，“李飞，妈妈在找你。”耳边开始一声叠一声地传来儿子的名字，这让何树军感到安慰。仿佛儿子无形中带给她破除艰难险阻的力量。

这样的时刻，何树军总觉得，儿子还在等着自己，她还能继续前进。

“我儿子叫李飞，左手断掌纹，头上两个旋儿，见过他吗？”

20多年来，何树军把全国跑遍了。每到一座城市，她就专挑人最多的地方，分发、张贴寻人启事。火车站、汽车站、农贸市场、大型超市，人越多，她越爱往前凑。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无数双眼睛上下打量。何树军的身上穿的是一件肥硕的黄色寻子服，胸前十二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寻遍万水千山，只为看儿一眼。后背上印着的，是儿子的寻人启事。

何树军在街头寻子

何树军从来不是爱抛头露面的人，她性格较为内向，同事之间互相提起时，总称她为“那个不爱说话的”。

开始絮絮叨叨，逢人就说儿子的事，是在李飞失踪后。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快要疯了，变成了祥林嫂一样的存在，每天眼泪不停流，无止息地诉说和寻找。

他们劝她停下脚步，不要葬送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何树军心里藏了一肚子的苦水——她哪里还有后半生，李飞不回来，她不会再感到幸福了。

也有人劝她再生一个。生二胎，需要宣告李飞死亡。何树军做不到。“我儿子没死亡，他是我的唯一。假如再要一个，我儿子有一天回来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也许下一年他就回来了呢？”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李飞真的成了她看不见摸不着的唯一。

领导看不下去了，给她介绍了个对象，希望有个人可以拴住何树军，别再继续往外跑。没想到2018年结婚后，丈夫被何树军打动了，也跟着她一起寻找李飞。

何树军的生活中长出了很多禁忌。

儿子喜欢的一道菜叫孜然羊肉，她单位每周都有。但何树军从来没有点过那道菜，她甚至不能走到那个窗口，“一过去，我的眼泪就出来了。”

儿子爱唱的那首《小龙人》，她也不能听。有次接受媒体采访，她站在太行山的大石头上唱了这首歌，没想到刚唱起第二句，她就捂着嘴呜咽出声。

何树军至今最为遗憾的一件事，也跟儿子有关。那是小升初的假期，儿子看上一双颜色花哨的运动鞋，价格有些昂贵。他央求过爸爸好几次，没有买回来。又到何树军跟前卖乖，被她几句话搪塞过去了。

一天放学，李飞找到了何树军的单位。

“妈妈，忙不忙，不忙带我去买鞋。”

“好。”何树军答应了。

母子二人一路开心地回了家，又去了百货大楼的二层。刚在店门外站定，服务员就打招呼，“今天可算来买了。”说着，把那双鞋拿给她。

何树军愣了一下，“连码数都没报，我就想，我儿子不知道去过多少次，看过多少回了。”

她从口袋掏钱，浑身上下只有几十块，一想，原来那些钱在警服里，她是换了便装过来的。

鞋还是没买成。何树军安慰儿子，已经知道是哪双了，下次一定买回家。谁知没几天儿子就失踪了，她也把这事忘了个干净，等到一年后突然想起，她又跑了过去。可惜，店铺已经不在了。

“我哪怕把呼机压在那里也行啊，为什么当时就没想到呢？”回忆起这件事，何树军依旧悔恨连连，“我老想，跟儿子的缘分是不是真的没有了，我再也见不着她了？我儿子那么想要那双鞋，妈妈都没给买。”

李飞和妈妈

漂在各地寻子的这些年，何树军共做过三次DNA比对，离儿子最近的一次，是和东莞一位同样名叫李飞的人做亲子鉴定。“太像我儿子了，脸型、眼睛、眉毛，就是我儿子长大后的样子。”

但很快她就发现了异样，“他左手不是断掌纹。”何树军没有死心，直到比对结果出来，才接受这个现实。

“要是我儿子该多好啊。”提到这个人，她还是会感叹一句。

也曾有人告诉她，应该去九华山拜一拜，那里的菩萨特别灵。何树军立马开车到了安徽。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山脚，一步一磕头，膝盖和额头全磕烂了。等到爬上山顶时，已经是中午。到了殿外，她又绕着大殿磕了三圈，希望自己的虔诚能打动菩萨，早日母子团聚。

何树军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只要能找到儿子，什么方法她都愿意去试。

白先勇曾在《树犹如此》中写到王国祥的病，为帮后者寻医问药，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祈求仙丹的。”

何树军之于李飞“病急乱投医”的心情，大抵如此。

这些年，何树军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粗糙。路费能省则省，无论去多远的地方找儿子，从不坐飞机或高铁，直接买便宜的硬卧。吃的干粮全都是馒头、烧饼，放坏了，就撕掉外层的霉斑，继续吃。

卖房子的钱，她很快就花完了。吃饭、住宿需要钱；打印寻人启事需要钱；自驾寻子时的高速费、油费，也是一笔支出；早些年，在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登载寻子信息需要收费；有时遇到好心人提供线索，还要请吃饭、酬谢……如果不是依靠妈妈、哥哥、大嫂、侄子等人的经济帮扶，她很难支撑到现在。

在网上，她取名为李飞妈妈，无论哪个网友提供看似有用的线索，她都要亲自跑一趟，无论路程远近。

自己的退休金，妈妈的退休金，加上哥哥一家的接济，何树军数着，大约有七八千元。这是退休后，她的所有经济来源。

如果不是儿子失踪，她原本不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今年59岁的何树军，有着很好的出身。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姐姐大她6岁，哥哥大她9岁，尽管父亲去世早，她也从没受过一点苦。长兄如父，哥哥自始至终给了她太多关爱，“我几乎是在趴在哥哥肩膀上长大的。”她感慨。

因此，三个月前，哥哥的死，是何树军最意难平的一件事。确切地说，她的哥哥并不是死于意外或突发疾病，而是死于自杀。

2022年6月30日，何树军尚在广西寻子，噩耗突然传来。哥哥何小新趁妻子去厨房做饭的功夫，在阳台上吊自杀了。

此前，她的哥哥曾被诊断出患上癌症，家人准备筹备资金进行治疗。发生这种事，是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

何树军猜测，“哥哥一定是不想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才这么做的。他一定觉得，我儿子还没找到，还需要钱。”

何树军接受媒体采访

这些年，哥哥一家已经为她付出了太多。

除了正职工作，每天一下班，哥哥就去给别人通下水道、修水电，赚来的外快，统统给了妹妹。

大嫂是丝织厂工人，白天黑夜三班倒，有空的时候，她就去给别人做家政，一个下午100块，也把钱给了何树军。

侄子何志华，是本市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下班以后跑滴滴的钱，他悉数交到了姑姑手里。

何树军觉得欠哥哥一家太多了，常常为此而难过。在广西听到那个坏消息，她开始往家里赶，没想到还没到家，母亲又不在了。这也是另一件全家人没预料到的事。

哥哥去世，他们一直是瞒着老人的，甚至连一个花圈都不敢准备。

没想到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那几日，由于忙碌哥哥的后事，大嫂无暇照顾母亲，特意请了个保姆。就在保姆推老人上街晒太阳时，左邻右舍恰好议论到哥哥的死——自己对自己下手，是个狠人。

听到这些话，身体还算健朗的老人突然就从手推车上瘫软了下去，救护车赶来时，“已经不拉她了，瞳孔都放大了。”何树军向「最人物」描述。

只有想到去广西之前，守在母亲身旁的时刻，何树军才展现出一丝宽慰，“我拿着别人拼凑的视频，告诉她说，李飞有消息了，找到了。我妈妈信了，她还流泪了。”

关于儿子的失踪，何树军心里始终带有疑问。

她和前夫李立虎曾左思右想，先后确定过两个可疑的人。一个是广东茂名的建筑商，一个是李立虎发小。

那时，李立虎还担任焦作市海关关长。在验收建筑商所盖的大楼时，因存在质量问题，李立虎要求返工，否则不结算50万元尾款。建筑商拒绝返工，他找到海关要钱，双方的人发生争执，甚至动了手。

何树军告诉「最人物」，建筑商在离开时，曾撂下一句话，“这50万我不要了，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联想到儿子失踪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提出的要价是50万元，且打电话的人始终没被抓到，何树军将矛头指向了建筑商。

后来在工作中，何树军执法检查抽查卷宗时，刚好抽到了李立虎的发小，根据上面的笔录信息，他曾因吸毒被处罚和劳教。

吸毒的人需要大量金钱，两个人会不会联手把孩子卖到了黑煤窑？毕竟李立虎发小跟李飞相熟，熟人作案，李飞是不会有防备的。

何树军又多了一个怀疑对象。她把这些想法告诉单位领导，收到的回复是，两个人没有作案时间。

这一蹉跎，时间就过去了20多年，如果李飞在身边，今年就是34岁了。她常带着儿子12岁时的照片和31岁、34岁的模拟像到处跑，期待有天能真的见到他。

何树军冒雪车站寻子

对那两个人的怀疑，她也没有动摇过。没退休前，她每天努力工作，除了给自己一个经济上的保障外，还存有一个私心，希望领导能重视到李飞的案子，帮忙寻找儿子。

她也常常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正确，很担心让人发出这样的疑问：警察都找不到孩子，那普通人找孩子更难了。

但一想起儿子下落不明，她的心里就没办法安宁下来。“我不是非要他活着，我不怕我儿子不在了，这样他也少受很多罪。我怕他还活着，却没有回家的能力。不管我儿子怎么样，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何树军坚信李飞还活着。她说，母子连心，自己能感受到儿子还在人间。

何况她也曾多次梦到过他。这20多年，何树军反反复复梦到儿子的小时候。但就在十几天前，何树军唯一一次梦到了儿子长大后的模样。她说，梦里，儿子穿着西装，开着辆车，过来牵她的手。

“你说，这是不是说明我快找到儿子了呀？”何树军突然向「最人物」发问。

关于儿子活着的证明，她还有更多依据。比如去年在新疆的时候，她在车里做了一个梦。两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走过来，跟她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儿子在凉山。何树军不相信，没有搭话。第二句是，你儿子身上带着石头的枷锁。何树军依旧没理。第三句，她们告诉她，你儿子还活着。

醒来她查了查，凉山这个地方确实有，在四川。她准备以后去那里看一看，也许真有什么转机。等疫情不那么紧张时，她打算给车装个床，再全国各地走一遍，“趁自己还找得动。”

李飞和妈妈

“我再跟你说个事情。”何树军介绍了电影《失孤》的导演彭三源。她说，彭三源曾找过来，希望把她寻子的故事拍成《失孤2》。

这不是重点。何树军想要强调的，是彭三源在电影开拍前，找人给郭刚堂算过一卦。对方说，孩子能找到。没想到后来真的找着了。

彭三源也曾找到当初的那个人，给何树军算了一卦，对方声称孩子还活着。

这就够了。何树军有绝对的信心找下去。她在广州找儿子时，没钱住酒店，晚上就睡在地下通道，跟所有在外流浪的人睡在一起。有算卦的也在那里住，她偶尔就凑过去翻翻对方的书。

一次路过夜市上的旧书摊，她看到一本寻物的书，顺手买了下来。后来，她通过这本书自学了寻物的“本领”，“就类似于一种玄学。”何树军解释。

至于效果如何，她也曾有过实践。有一天，丈夫的眼镜找不到了，她通过书上提示的“算法”，准确判断出了遗失物的所在方位。

后来凭借这个方法，她给儿子算了一下。

“结果怎么样？”「最人物」问。

“答案是空。”她说。

何树军进一步解释，“这是寻物的，不能寻人，以后要专门学习一下寻人的方法（才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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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警察何树军：消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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