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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一个未出旧时代窠臼的“新女性”
原创 夜秋池 民国女子
一
有一次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鲁迅、徐志摩、郁达夫被骂作渣男,萧红、丁玲、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等人算不算渣女?
如果不是考虑到当时女性的艰难处境,仅就其行为性质而言,萧、丁、黄等人真好不到哪去,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而不及。
这个时期出现众多性质相似的“渣男”“渣女”,只因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旧道德与新生活之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缝,跨过这道裂缝,才能到达彼岸,他们没有跨过去,落在这道缝隙里。
他们中有人,比如鲁迅,面对的是无解难题——他想让朱安学文化,朱安不学,想让朱安放脚,朱安不放,他想给朱安一笔钱,让朱安开始新生活,朱安不肯。他最后无奈,选择了与许广平一起生活,但他终生供养着朱安,让朱安一生不稼不穑仍维持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除了没有与朱安生儿育女,他没有对不起朱安之处。
有人,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在追求自由之时,要兼顾责任,但他们把自由放在了第一位,把责任放在了末位。
这个结局就是,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的亲人——主要是他们的儿女,承受着他们“追求自由”的代价。
二
张爱玲是她母亲自由人生的“代价”之一。
母亲是张爱玲一生仰望的人,也是一生伤她最深的人之一,她一生中曾为两个人绝望到想自杀,一个是她的母亲,另一个是胡兰成。
黄逸梵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她的父亲黄宗炎到广西任职时死于任时,很年轻,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姨太太大着肚子,这个姨太太的肚子成为全家人的希望所在,如果她生不出一个儿子,万贯家财就要被族人瓜分。
姨太太生孩子那天,屋顶的瓦上都是人,监督着屋里的一动一静。姨太太先是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黄逸梵,大太太绝望得差点昏过去,这时产婆告诉她,姨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又娩出一个男婴,就是黄逸梵之弟黄定柱。
但据黄逸梵说,弟弟黄定柱是抱养的,太太怕成为绝户,让一个仆妇偷偷抱进一个婴儿冒充双胞胎。
黄逸梵长大以后,嫡母选中张佩纶之子张志沂为乘龙快婿。
张志沂面色白净,身材高挑,一副翩翩贵公子的模样。他的父亲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张志沂之母是李鸿章爱女李菊耦,可谓强强联合。
这样的家世,黄家怎么不急于结亲呢?
黄逸梵后来提起此事,心里愤愤不平,嫡母哭着劝她嫁到张家,说张家怎样好,待她嫁过来,发现不过如此。
张佩纶没有积累太多财产,张家的主要财产是李菊耦的嫁妆。李菊耦死时,张志沂和妹妹张茂渊还没成年,家产被异母兄占去大头,他与妹妹张茂渊只分得小头。
张志沂抽喝嫖赌样样全,又不认真做事,整天躺在榻上抽大烟。
黄逸梵对这样的丈夫很不满,幸好此时已是民国,西风东渐,有钱人家的子弟纷纷远渡重洋求学,黄逸梵也动了心,想到国外看看异域风情,只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没借口出国。
黄逸梵与小姑张茂渊关系要好,张茂渊出国留学,需要一个监护人,黄逸梵趁机提出她当监护人,陪伴张茂渊出了国。
三
黄逸梵在国外放飞自我,她扔掉拖沓的中式服装,穿上了轻便的洋装,梳上时尚发型,放大的小脚穿上定制的皮鞋,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在巴黎与徐悲鸿一起学美术,足迹踏遍欧洲诸国。
而在国内,她的丈夫张志沂仍然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母亲出国时,张爱玲四岁,弟弟张子静三岁。
因为年纪小,他俩渐渐适应了没有母亲的生活。
这不是他们不想母亲,只是母女、母子共同的记忆太少,想母亲也不知从何想起。
四年后,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她们变得时尚了,靓丽了。在母亲要求下,他们全家搬到了上海的一座洋房里,房间的颜色是张爱玲自己选的深粉色,屋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客厅里有地毯和钢琴。张爱玲坐在狼皮褥子上看母亲弹琴唱歌,高兴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在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上一边读老舍的小说《二马》一边笑,张爱玲倚在卫生间门口也格格格地笑。
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时她留下的照片,脸圆圆的,满脸是幸福满足的光。她给天津的小伙伴写信描述她的新房子,写了三页纸,还绘上了房子的图样,幼稚又好笑。
她爱笑,喜欢温暖明亮的颜色,有很强的倾诉欲,与后来那个高高的、瘦瘦的、喜欢冷色调、离群索居的张爱玲,判若两人。
如果这样美好的日子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啊!
虽然母亲回来以后,没有试图弥补张爱玲姐弟缺少的母爱。她没有抱过两个孩子,没有亲吻过两个孩子,牵女儿的手也只有一次。那年张爱玲九岁,跟着母亲过马路,马路上车来车往,母亲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拉起张爱玲的小手,刚过了马路,她就把手松开了。
她不想向儿女表达母爱,母爱的背后是责任,会破坏她在男性心中的迷人形象。
她害怕来客的时候,儿子跑出来叫她一声“妈妈”,她很庆幸女儿因为口头上过继给大伯,叫她“二婶”,这就让客人感觉这不是她的女儿。
四
黄逸梵回国不久,又与丈夫发生矛盾。小心眼的丈夫想花光她的钱,让她没有财力再飞出去。已经在欧洲玩野了心的黄逸梵不再安于家室,在费了很多周折以后,她终于离了婚。
离婚以后,黄逸梵再次去欧洲。
在动身以前,她到学校里去看张爱玲。张爱玲看着母亲转身离去,红色的铁门缓缓关上,觉得她应该哭,于是哭了哭,她对离别也麻木了。
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张爱玲长成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
父亲再婚了,继母对她客气而疏离。
她上中学了,是一所贵族女校,学生个个衣着光鲜,只有她穿着继母带来的旧衣服,领子磨毛了,颜色、款式都不适合她,她只能没完没了地穿。她不愿与别人交流,也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学校里被同学瞧不起。
在她将要中学毕业时,母亲回来了,继母对光芒万丈的前任很忌惮,听说张爱玲不打招呼去生母那里,抬手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张爱玲想还击,没成功,却被闻讯起来的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然后被关禁闭,病得要死,父亲也不放她出来。
她在保姆何干帮助下逃出去,逃到了母亲那里。
黄逸梵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女儿,但她心里很不情愿,收留女儿意味着她要花钱,还会影响她的自由。
她表现得很矛盾,她一面鼓励张爱玲学习谋生技能,做一个独立女子,一面又想迎合男性的处女情结,把尚是处女的张爱玲嫁出去。她嫌弃张爱玲起床影响她睡觉,嫌弃张爱玲笨手笨脚,推沙发推坏她特别订制的小地毯,当着客人的面斥责张爱玲是“猪”,但她又不惜重金,请老师给张爱玲补课,让张爱玲能够上大学。
张爱玲心中五味陈杂,她对母亲越仰慕,母亲对她的斥责和贬低就越让她心中自卑,她感激母亲的收留,又怨恨母亲的自私。
即使如此,张爱玲也比她的弟弟幸运。她的弟弟张子静在姐姐逃离以后,也拿着一双监球鞋来到母亲住处,想让母亲收留,母亲没有答应,张子静哭着离开了。
五
张爱玲到香港大学上学,靠奖学金维持学业,她买不起自来水笔,每天拿着一个墨水瓶上课。放暑假无处可去,继续住在学校宿舍里,管理宿舍的嬷嬷很不满意,只好把她带到嬷嬷们居住的修道院,让她在修道院小学教两节英语课,免费供她食宿。
黄逸梵到修道院看望张爱玲,与嬷嬷聊天时说起她住在香港最贵的浅水湾饭店。张爱玲无地自容,知道嬷嬷心里鄙视她,母亲住香港最贵的饭店,女儿却装穷,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一夏天。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张爱玲永不原谅母亲的行为——张爱玲的历史学教授佛郎士见张爱玲没有申请到奖学金,就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八百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够一户普通人家生活一年),寄给张爱玲当小奖学金,他鼓励张爱玲好好读书,明年一定会获得奖学金。
张爱玲捧着这笔钱,像捧着一团火苗,又像捧着一颗灼热的心。她不舍得把钱存进银行,因为存进银行,再取出时,就是别人的钱,而不是佛郎士教授给她的钱。
她的内心快乐而骄傲,她急于向母亲分享她的喜悦,她捧着弗郎士教授的钱和信给母亲看,母亲却怀疑张爱玲与佛郎士教授有私情,让张爱玲把钱还回去。
这给张爱玲火热的心上当头泼了一桶冷水,张爱玲有听到自己的心脏爆裂的声音。
张爱玲离开后,黄逸梵在赌桌上把这笔钱输掉了。
她没有向张爱玲解释,也没有向张爱玲道歉,只是自此不提,仿佛这笔钱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件事让张爱玲对母亲冷了心,她再也不在意母亲对她的看法,对母亲再无一丝留恋。
后来她回到上海,请姑姑把母亲给她花的钱算了算,换成两根金条,交给母亲,自此与母亲两不欠亏。
六
黄逸梵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新女性之一,是五四新青年的一分子。
他们是最早接触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一批人,在一个新天地里,他们摆脱父母和宗族的束缚,过上一种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由生活。
在这些新女性之中,黄逸梵是最新潮的人之一。她从二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国门,到六十一岁去世,足迹踏遍亚、非、欧多个国家。如果不是年纪渐长和经济困窘,她恐怕也不会在伦敦久居,而是会继续迈着一双放大脚探索新世界。
看上去,她跟躺在榻上抽大烟的前夫张志沂是两种人,实际上他俩非常相似——
他们都自私,自己一掷千金,大把的钱扔在烟榻上、妓院里、赌桌上、酒店里、飞机上、游轮上、各种奢侈品和艺术品上,但给儿女花钱,哪怕是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两个人也都精于计算,吝啬无比。
为儿女付出精力,他们更不情愿,他们偶尔会对孩子“好”,但是他们不愿为孩子持之以恒地付出。
他俩一生都没有经济自立,一生都在消费“祖业”——黄逸梵消费的是她自己的嫁妆,张志沂消费的是母亲的嫁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父母不论给儿子留下房屋田产,还是给女儿陪送丰厚嫁妆,都不是让他们纵情挥霍,而是希望他们把这笔钱用在抚养子孙上,一直传承下去。
张志沂和黄逸梵看起来是挥霍自己继承的那笔钱,实际上他们继承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祖上留给他们儿女的,被他们自己挥霍掉了。
高晓松的父母说:“一个男人要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不能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那套拿出来,要钱的时候把东方那套拿出来。”
黄逸梵跟那个时期的很多新青年、新女性被后世之人诟病,就是他们游走在两种世界观之间,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那套拿出来,花钱的时候,又心安理得地消费旧家庭的积蓄。
个体自由之中包含着的个人努力和责任感,他们选择了忽视。
黄逸梵跟她那双放大的小脚一样,半新半旧,她是一个仍未走出旧生活窠臼的新女性,是新旧时代之间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女子。
原标题:《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一个未出旧时代窠臼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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