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说｜应星：田野调查是去捕捉被光线遮蔽的事实

【编者按】

2001年，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应星教授将其在重庆挂职副县长中一年所经历的事情出版成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此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的冲突事件放入农村社区的权力关系中分析，是中国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的经典之作。

2018年3月23日，应星在北京大学主讲《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想象力》，演讲中，应星系统讲述田野之前的阅读、进入田野后的身份、技巧、会遇到的问题以及退出田野后的资料整理与写作。

应星表示，田野调查可能没办法保持绝对的中立，但应该尽可能带着理解的态度进入田野，既保持中立性也要亲近田野。

如何面对访谈对象？应星说，田野不是简单的聆听，而是要去感同身受，去捕捉那些被光线遮蔽的事实。要去思考明（侃侃而谈的访谈者）与暗（无话可说的访谈者）是怎么造成的。

以下为应星教授发言内容节选：

学生年代的阅读生涯

今天我主要讲《大河》背后的故事，包括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想法，一些遭遇，以及最后对自己原有想法的触动。

故事要从和李猛（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起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讲起，我们先是在社会学系组成“麻雀读书小组”，阅读包括韦伯、布尔迪厄、吉登斯、福柯在内的社会理论大家以及包括史景迁、孔飞力、华尔德在内的中国研究名家的著述。1996年7月，我们这批硕士毕业后，由李猛主持，在北京大学组成了跨学科的福柯读书小组。以《福柯文选》的翻译为由头，开始一字一句细读福柯的重要作品。那时在北大读书，脑子里有很多幻象。比如说我当时看了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就对黄土地有着很深的憧憬，虽然我几乎没有黄土地生活的经验，但还是对黄土地有很抽象的热爱，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浪漫的责任感。我当时还喜欢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担当，也喜欢思考权力的黑洞这类问题。不过，无论是研究人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权力也好，这些思想都非常抽象，都只是在脑海中荡漾的纯观念，直到后来进入田野才慢慢有了真正贴切的体会。

这些幻象的产生与自己的家庭、少时的经历和阅读有关。阅读福柯对破除我的这些幻象是一次很重要的思想冲击。初读福柯，很可能产生一种错觉：福柯笔触关心的似乎全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犯人、疯子、杀人狂、同性恋、性变态。然而，在福柯看来，所谓“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本身就是权力的基本作用方式。与其说他在《规训与惩罚》里要揭示的是监狱这个特定机构的诞生，还不如说他揭示的是现代性的“监狱群岛”——修道院、学校、兵营、工厂，何尝又不是所谓的“监狱”？阅读福柯让我对于知识分子的本质、权力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不再把知识分子和权力对立看待。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理论上的洞察力无法自动转化为经验上的感受力。阅读了很多书后，那些理论还在脑海中碰撞、激荡，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实践从经验上去重新感受这些学习到的理论。

进入田野之前关于身份的讨论

在读博士时，我是偶然进入到大河的田野的。我没有做很多前期的设计、准备、调查，是纯属一种偶然的介入。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当时孙立平老师主持的中国乡村口述史的研究，为了把西南地区的土改口述史做起来。另一方面，我选择去重庆挂职副县长，因为我本身就是重庆人，本着对黄土地的热爱，我很关注三峡移民这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可以说是我脑海中的那些幻象潜意识地推动着我进入大河的田野。当时我在县里有比较重要的正式身份，而时间上又机动自主，因此可以自由地在县、乡、村三级空间游移。

一开始进入当地的县城并没有去做田野，由于副县长的身份，前几个月都在会议酒席和台前幕后中度过。那个时候对于一切都很好奇，有机会去观察一些官场的现象，也会在去下面调研时倾听人民的一些声音，这才让我慢慢进入田野去理解基层干部和底层民众，理解他们的艰难。后来我慢慢觉得需要找到一些线索，以小见大，以历史透视现实。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与接触，我决定进入大河这片田野。当时很多县里的人都告诫我大河那里穷山恶水出刁民，不好应付。但这种说法恰恰说明大河是有故事的地方，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是以副县长的身份进入的，虽然是挂职，但还是可能存在一些如何看待田野调查身份的问题。传统的田野调查要求以客观中立的立场进入田野，这样得到的资料才不会因身份的问题产生偏差。但我觉得以一个毫无关系的身份去进入田野，你很难去真正理解诸如干群关系这样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我的这种田野调查可能没法保持绝对的中立，但应该尽可能带着理解的态度进入田野。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你所遇到的每一种角色，都应该去尝试理解他们的生活，都要深入他们的生活史去思考。田野调查者应该把握好分寸，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身份，既保持中立性也要亲近田野。

进入田野之中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弄清楚与田野的关系之后我就开始进入了田野材料的收集、访问。这中间有些情况需要讨论。

一、明与暗的矛盾。在你进入田野收集材料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特别能说，他可以滔滔不绝地和你讲述各种故事。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你既要去弄清他讲述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要去挖掘他有意无意隐藏的一些信息。以《大河》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许老师为例，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对于官场的一些话语和政策界限有着超凡的理解，比如他说的“踩线不越线”，这虽是一个看似抽象的话语，但是却有着很复杂很微妙的操作过程，如何做到“踩线不越线”是一个高超的技巧。他作为一个小学老师却掌握着这些话语和技艺并能恰如其分地运用，确实很让人惊讶。不过他给我讲述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把自己叙述成一个为民请命、不畏强权的民间英雄形象。而我作的田野调查并不能完全被这种逻辑牵着鼻子走，你要把他当作一个复杂的历史行动者去理解，他既有激情，也有算计，既有理想，又有私念。而这些东西也不完全是他的个性使然，而是又要把他放到历史中去理解，理解这么一个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一个政治行动者。

田野中更多会遭遇灰暗的场景。你经常会遇到的是满脸皱纹，一言不发的老农，福柯所谓“历史的无名者”。你这时要是拿着一份问卷，一支录音笔，你是得不到什么回答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和他对话的话语。你说的那些苦难、艰辛、抗争，他都听不懂。他们的艰辛人世不是用你的那套理性话语可以理解的，而是展现在他们满脸的皱纹上，可能他们只有50岁，却有着70岁的皱纹，这就是他们要展现的生活的艰辛，就如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这是我在田野过程中感触最深的。田野不是简单的聆听，而是要去感同身受，去捕捉那些被光线遮蔽的事实。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些明与暗是怎么造成的。

二、田野调查中的技巧。在我多年的田野经验中，我发现做田野有时就像是间谍一样，最高明的间谍如果想要去打探什么事情，他会营造一种情势，一种格局，让对方自己说出来，而不是直接去追问。间谍对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要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做田野的过程也是这样，你拿着一个访问提纲去采访，可能不会得到任何有意味的结果，许多微妙的、充满了社会学滋味的本质问题不是问出来的，是对方无意间说出来的。我们做田野最重要的不是拿着录音笔和笔记本在记录，而是要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去同心感受，要在茶余饭间去体味。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各种谚语、土话，诸如揭盖子，开口子，拔钉子，踩线不越线，特别值得琢磨玩味。很多时候，生活世界的理论就蕴藏其中。

三、收集资料。田野的收集资料和历史学不一样，历史学者可以直接在档案馆抄资料，但田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有许多不在档案馆里，而且你在做田野的时候永远不知道什么资料是有用还是没用，够还是不够。《大河》的故事有20万字，但原始资料一共加起来有300万，其中许多资料不是没有用，它们是作为《大河》的血液，灌注到成型的故事中，所以只有在最后写书的时候，你才知道资料够不够。

四、田野的困境。在田野中会遭遇许多的困境。第一个困境是伦理的困境。比如许老师在给我提供资料时有他自己的希望，他希望我把他描绘成一个勇敢的的英雄。但是他在我的书中却不是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形象，你很难在道德上去判断他是好是坏。在田野中你可以尽量去倾听，但不能够随意地许诺。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满足他的故事形象，但至少不应给他现有的生活增添困难。

第二个困境是理论的困境。我们都读了很多书，这些理论会存在我们脑海中，我们懂得很多的术语、话语，但是你还是会发现理论和生活的错位。你在田野中常常要去找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之间的对接，但你面对复杂的世界常常陷入失语的状态，你无法用现成的理论概念去描绘这个世界。但这个困境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很多人在进入田野之前就有了自己的一套观念、想法，他做田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符合自己理论的材料，会抛去那些他不需要的材料，这样的田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田野的那一年里，我几乎完全忘记了理论，忘记了福柯。从每天早上走出宿舍起，笔者都在全力以赴地听、看、搜：听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的言说；看各式身体语言、各种排名排座和各类汇报材料；在打字室的垃圾桶里搜集被废弃的文件草稿，在乡镇蜘蛛网密布的文件柜里搜罗各种旧档。

结束田野之后

在完成资料收集之后就会涉及到田野材料整理的问题。《大河》有几百万的材料，包括每天写的日记也成为材料的一部分。在田野中，每当晚上吃完饭回到宿舍，我就摊开日记本将白天经历的一切有意思或蹊跷的文与事、人与景详加记录。虽然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虽然这一年七八十万字的田野日记从不曾出版，但如果没有这样全身心、全方位地体察和记录田野，就不会有《大河》这本书。但如何整理这些资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后来反复考虑，决定用历史长编法，以时间为线索来整理所有材料。我后来根据这些资料做的大事记就达到十多万字。我最后也决定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文“讲故事”，另加分析性的注释和结语。

社会学者讲故事和文学家讲故事，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讲故事”讲的是人的故事。《大河》里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我们的田野研究要做的不只是外在的一些人物的权力结构，一些表象的东西，而是要带出内在的灵魂，只有赋予人物以灵魂的东西，研究者才能获得心灵的震但社会学的故事与文学的故事也有一些重要的差别。故事不是材料，故事是讲出来的，而“讲”并不仅仅是修辞，而是理论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理论问题，就会讲出什么样的故事。无论是材料详略的取舍，还是叙事框架的确定；无论是对事件关联的判定，还是对人物心迹的捕捉；无论是对叙事张力的呈现，还是对人物臧否分寸的把握——这一切都要依凭“社会学的想象力”，依凭我们的问题意识。

最后，我想说的是，社会学的田野想象力是一种人言人殊的手工技艺，既非可以批量复制，其养成也远非一日之功。在田野中要想锤炼出的想象力不是一场讲座可以传授给你们的，需要你不断思考，不断阅读，不断去突破自己脑海中的许多幻象。田野对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成为一次洗礼，不是为了救世，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拯救，使我们学会审慎，学会“理智上的正直诚实”，发现“那些让立场冲突的双方都感到不舒服的事实。”

[以上内容由王冬东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演讲者审定。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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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说，是澎湃新闻·请讲的常设栏目，以社会学者第一人称，从社会学视角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发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