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滇西乡村妇女为何多信佛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不久前看的访谈里，几位从宗教学转向人类学的学者提到在田野调查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中国宗教无法全然以“儒道释”的宗教系统来解释。事实上，文献中呈现的更多是社会精英们阐释的宗教义理，而中国民间的宗教却在历史演化中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后者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信仰生活所在。在那些厚厚的私人生命史中，宗教信仰从来不是固化的教义，而是流动的生活意义。

我初次到云南腾冲绮罗水映寺时，对之建立起的正是一种“不正统”的批判心态。之前我曾在都市里某个大寺庙生活过几日，对佛教和佛教徒已经建立起一套期许。可这座乡村佛寺自称承汉传佛教，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地藏殿，但却混搭了玉皇阁和财神殿。更奇怪的是，寺外还专门建殿供着六臂黑面的土主，它是云南密教里的守护神。寺里的师父却有自己的道理，他说其他神明都是佛教里的护法神，不会动摇佛祖的根本地位。

如同许多由书本入田野的观察者一样，我逐渐意识到宗教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合乎“规范”，而在于不同个体的解读与确信，在于宗教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产生关联。像我常看见寺里法会时，几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不能久站，坚持不住便跪在垫子上，手臂直发颤，直到挨过这几个小时的法会，而实际上她们也听不懂师父诵的经。对她们而言，佛祖的吸引力肯定不是经文的教诲，那她们的信力又是从何而来？

女居士

腾冲乡村多寺，当地人称“每座寨子都有一间寺庙”。中国佛教多兴盛于东南沿海一带，地方志记载，腾冲虽是西南边陲，但明代军屯之后，已逐渐演变成汉人社会。由于军士多来自江南一带，江南风俗随之扩散到此地。在村里，旧日风俗犹存，譬如土墙上嵌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碑，各家家堂内供着天地牌。

水映寺是下绮罗的村寺。每月法会时，老居士（一般指在寺院接受了三皈依仪式的在家信徒）们去寺庙念佛吃斋，香客们则去写文疏。此外按当地习俗，每逢重要生日，全家会去寺院诵一天经。村里有些老人去世时，亦是请僧侣做法事。佛寺是村落生活的一部分，做佛事则象征着人生的重要节点。

当地的佛教传统有着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宋代净土念佛兴起之后，佛教日益在社会下层扩散。老居士称，腾冲旧时有一种风俗，女性绝经后会到寺庙诵“血盆经”，以此忏悔前半生流血污染土地的罪孽，否则死后会生活在血海中。之后女性受皈依，每月初一、十五念佛吃斋。这种习俗也见于福建、浙江一些地区，意为女性人生后期的过渡仪礼。诵“血盆经”的传统如今仍在延续，信佛往往被视为属于特定年龄的仪式。

这种风俗传统是由传统社会中女性生命周期构建的。其中有女性在衰老过程中探求的终极关怀，也是对其劳动力身份的经济考量。由于身体衰老无法工作，孙辈已不需照料，做家务的负担往往移给了儿媳，她们终于有了足够的闲暇时间。而吃斋念佛，既是她们老年的休闲活动，同时也是为家庭付出的另一种方式。

老居士们说信佛是为了保佑全家清吉平安：“大人身体平平安安，小孩考试能金榜题名。”这其中寄寓了她们对于生活意义的解读，也延续了对家人的关怀。一位奶奶颇感慨地回忆起“文革”时，她作为小学教师参与了销佛运动，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当时对此事并无表示，只偷偷在家中为她念佛忏罪。

当地的居士中绝少男性，男性平时也很少进入寺庙。一位老爷爷玩笑似地解释：“哎，她们女的喜欢吃素，我们就是要大口吃肉。”这种心照不宣的性别差异仍然根植于传统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为家庭祈福消灾是女性的内务，而男性则活跃在公共宗教空间内。村里除了佛寺，还有文昌宫、龙王庙，以前为求得风调雨顺，村落会举行“请龙王”的仪式。在这些场合，男性则占据主导地位。

念佛过会

每月两次的“过会”是寺庙里最热闹的时刻，所谓“过会”指的是各类法会。惯例初一、十五是念佛会，上午围着大殿念阿弥陀佛，下午诵《阿弥陀经》。而在其他佛教节日如观音成道日，师父则诵专门的经文。

在当地寺庙中，供香客吃饭的斋堂大抵都是十分气派的，里头摆的桌椅与外头餐馆规格一致。早餐吃米粉，午饭稀豆粉，加数碟酱菜。晚餐最隆重，七八碗当季蔬菜，上菜、洗碗都有专人承担，食客们只用安心等吃。

每人十块钱的伙食费对寺里自然是不够成本的。某次街上偶遇一位老奶奶，她热情地招呼我去寺里过会，神神秘秘地说：“这里是最便宜的，只用十块。”对于村里老奶奶来说，她们一天的开销确实只消几块钱。

过会时寺内很快分出两处，下头斋堂里城里来的婆婆自带麻将扑克，除吃饭外，便在牌桌上消遣一天。上头观音殿前老奶奶们则三三两两围坐，一边用方言聊家长里短，一边用手给寺里折着纸元宝。

自娱自乐的也各得其乐，一位老奶奶摸出一本简陋的民歌谱子，旁边围着几个热心听众。外村过来的一位居士没找到同伴，很有先见之明地拿出毛线开始织毛衣。周围热热闹闹的，比世俗中的宴席还自在。

进入佛寺意味着一种老年的人生状态，同时它也打开了一处可以社交娱乐的公共空间。但如今当地的老年女性可以打麻将、看电视剧、参加村文艺队，甚至参与到乡村图书馆的值班中，念佛过会不再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当地的宗教传统也开始发生松动。

只有等到师父敲了大磬，悠长的炉香赞和清脆的法器敲击声在大殿里响起，寺里才终于有了宗教仪式的感觉。

师父诵经时，老居士们皆默然合掌，时间久了也不免眼神乱飘，毕竟只有少数几位老居士能跟着师父默背经文。侧殿里的柜子里零乱堆着一些经书和册子，很少有人翻看。

一位学者曾直言当地信佛的老婆婆都是“愚妇”，不明佛经，对佛教的理解是错误的。很多受过皈依的老奶奶说不清“三皈五戒”是什么，甚至不懂念“阿弥陀佛”的意思。

她们只知初一、十五要吃斋，不能再杀鸡鸭，早晨为祖先上香时记得顺便拜一下佛祖。一位奶奶说当年她皈依时，师父只教她们要多念佛，“佛祖会保佑你的”，因此她牢牢记住口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常念佛，念佛不计数，记在西方宝仓库。”

作为一个念了这么多年书的学生，我也难免将学识视为衡量一个佛教徒的标准，但老居士笑笑说：“哎，老奶奶不识字，不会读经文就不读了呗，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

佛教徒的信与解

某次过会中午，大家依然闲聊打牌。僻静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居士独自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地藏经》看。她声带有些受损，但仍断断续续地跟我说：“学佛能精进自己的知识……治好了我很多毛病……贪嗔痴三毒……”在有些老奶奶看来，受三皈依仪式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居士身份，做居士需要对佛教更深的认同和更多的投入。

后来我专门去城里的寺庙，那里的念佛团每月两天念佛诵经。中午在各殿及长廊处有老居士们安静读经，或两三人指着经书讨论。腾冲正午日头灼热，阴凉处却仍凉风徐徐，令人有夏日迟迟之感。

一位教师出身的老居士跟我们讲《观世音普门品》，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言语间的热忱令人折服。她说年轻时夜归遇可疑路人，心中慌乱但一路默念“观世音菩萨”，遂平安归家，听众在一旁啧啧惊叹。另一位老居士则专门赠我自印的小册子，标题直接明了——《伟人、科学家、哲学家对佛教的赞扬与肯定》，她一再强调“佛教是教我们为人处世的科学，不是迷信”。

村里有位参加念佛会的居士说，她因幼年家贫未有机会上学堂，此后也常抱憾，“没文化，伤心得很。”儿子成家后她开始学佛，当时拿着经文逐个生字问念佛会的姐妹，诵经时跟着师父模仿，回家花功夫自学。后来她便熟读了许多佛经，甚至能在师父不在时领经。我自然叹服，老居士颇为自得地总结道：“学佛就是要钻研，佛菩萨会加持你的智慧。”

村里的老居士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三世因果”的概念最为熟悉。一次我见到有位相熟的老居士独自坐在树下发呆，手里摸着一串粗糙的佛珠。后来我才知道无人与她交谈时，她便在心里默念佛号。

老居士说，这是在积功德，功德越多，死后阿弥陀佛就会接引她去西方极乐世界。我问：“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老居士兴致勃勃地描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烦恼，那里人人都是莲花身，不用吃不用喝，没有女人，只有男人。人人都没有差别，没有争斗。”

我自然纳闷：“可是我们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她耐心解释：“你觉得不苦，阿弥陀佛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很苦啊，你看现在人每天要上班赚钱，回家还要带娃娃，有很多烦恼。”她跟我回忆起以前在生产队时，粮食产率低，辛辛苦苦一年却还常饿肚子。每天早起地里干完活，回家还要做饭洗衣，夜里给几个娃娃缝补衣服。

另一位三十岁便皈依的老居士也这样解释：“以前娃娃多，负担大，苦恼就大。佛教讲来世因果，这辈子这么苦就是前几世罪孽太重，早点信佛就可以早点减轻罪孽，以后老了就不用受罪了。”

在居士们的理解中，福报就如同银行中的储蓄，储蓄的多少决定了你现世和来世幸福与否，因此人要努力存福报。这一方面解释了现世烦恼的来源，也为未来的幸福指出了一条可靠的道路。

某人生来残疾，某家孩子突然考上名校，在她们熟知的这些奇闻轶事里，诸多家庭的幸或者不幸其实早有命运的伏笔，我们此世的言行也关乎来世和子孙的福祉。

村里有位老奶奶手骨折了，一位老居士脸色凝重地安慰她，这是命里注定来磨你的，像观世音菩萨修成正果时也是经历了十磨九难呐。信仰与生命体验交织，诠释着她们眼中好的生活。

与我交谈较久的几位老居士大多寡居，甚至多数时间是独居。我记起腾冲旧日，“走夷方”（指去西双版纳、缅甸等地打工、经商）是一时盛景，马帮往来造就了这个边陲小城昔日的商业繁华。那时往往是男性在外打拼，女性和幼子在家支撑，而最终家主客死异乡或是在外另安新家也是常事。

很多人认为宗教信仰作为一套意义体系背后不过是虚假的幻觉。但我逐渐觉得，信仰的本质无关真假，而只关乎个体的信或不信。尽管研究者常常熟练地将宗教客体化、功能化，但它对于老居士们而言是真切的生命体验，让她们面对生之沉重时仍有不绝的勇气，在人生的暮年仍然追求个体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