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中的知识人：刘绪贻先生在1949

2018年11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病逝，享年106岁。刘绪贻先生以其德高、学高、寿高闻名于世，但其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为武汉大学及武汉解放作出的历史贡献却不为学界所熟知，以致先生辞世后，“武汉大学刘绪贻先生治丧委员会”与《光明日报》发布的讣告，在提及先生早年革命经历时，均不无遗憾地将时间误值。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曾在《武汉大学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史》《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等文章中述及解放前地下斗争经历，但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难免有语焉不详乃至错讹之处。

2011至2014年，尚是武大本科生的我曾去珞珈山麓“求索斋”和中南医院病房拜访、探望刘先生数十次，在协助先生处理部分日常事务的同时，有幸聆听先生纵论旧人旧事。近日，我在湖北省档案馆、武汉大学档案馆等地查阅史料时，更意外发现武汉解放前先生参加地下斗争的若干珍贵原始记录。本文综合利用未刊档案及相关文献，描摹先生思想觉醒的曲折历程，“再现”先生解放前夕的革命经历，从中或可折射出1949年大时代大变革大洪流中，包括先生在内的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精神轨迹。

2014年6月1日本科毕业离汉前夕，我与刘绪贻先生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最后一张合影

思想转变的艰难历程

刘绪贻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1932年考入省立武昌高级中学，1936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在陪都重庆短暂工作后，1944年前往美国社会学重镇之一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赴美之前，刘先生在中学、大学长期受“五四”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思想熏陶，有志于学术研究，对政治毫无兴致。1932年，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在北平创刊，宣称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个人思考的结果。刘先生在阅读该刊的过程中，深感这一立场与其少年时形成的“素王”之志甚为契合，颇慕胡适为人，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大学教授，不畏权势、不计得失，为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凭良心著书立说，纠正政府与社会走上的歧路。先生北上负笈清华园之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危机日益加剧之时，清华园内外学生运动一片高涨，各类时事座谈会、游行示威、行军演习声势浩大。刘先生忧心国难，但与政治保持距离。入校后，他被意外选为清华大学第十二级级会干事，虽一再接到通知，但他未曾参加级会任何工作。刘先生自我评价称：“大体说来，我在清华一年，没有正式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还是个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师生不避艰险经湖南长沙南迁至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培养人才、保存文化血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刘先生在西南边陲的艰苦环境中，发奋学习，亲炙陈达、潘光旦、费孝通等学术宗师教泽。刘先生虽在思想上同情联大中的左派，反感右派学生，但仍秉持其自由主义态度，极少与闻政治，也从不在活跃的校园壁报上开展争鸣，在喧闹复杂的政治浪潮中，他自认为“只是个有些热心的旁观者”。

1940年，刘绪贻先生从西南联大毕业

本科毕业后，刘先生因女友周世英已在重庆工作，于是放弃跟随名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来到重庆与女友结婚，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社会部等部门供职。约在1941年下半年，社会部两位青年因有参加共产党之嫌疑被捕，部长谷正纲遂强令凡在社会部工作者必须加入国民党。当时在社会部劳工福利科工作的刘先生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但为了生计，无奈被迫参加国民党，由上级代办集体入党手续，做了一个挂名党员。在重庆工作期间，刘先生耳闻目睹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朽，曾愤然投书《大公报》揭发身边贪污现象，并最终决心与国民党官场彻底决裂，重返学术界。

刘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之初，已对国民党深感失望，但对共产党仍无了解。与先生同校学习俄语的美籍犹太人马尔科姆·柏森（Malcolm Berson）在日常接触中了解到先生思想状况后，主动与先生接近，两人成为好友。柏森曾在中国解放区从事救济工作，同情共产党，且汉语十分流利。1950年，刘先生在接受武汉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起这位外国同窗对他的影响：“他给了我毛主席的一些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类的书看，此外，他还给了我《四大家族》（按：指陈伯达著《中国四大家族》）。从这些书里，我认识了四大家族的真面目和当时社会腐化的情形。看完一些毛主席的著作，我才晓得读了几十年书，在大学里还是专门研究的社会学，可是，对于中国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社会，始终都没有弄清楚，经过毛主席透彻的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从这里我才找到了真理。”与柏森的交谊和对共产党文献的阅读，成为刘先生思想转变的重要环节，他逐渐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当时唯一能与国民党颉颃的中国共产党，并一度打算必要时可以跟随共产党去打游击。

珞珈山下的进步教授

1947年6月，34岁的刘先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动身回国。因其家在武汉，且作为湖北省公费留学生有服务本省之义务，故于同年10月正式应聘为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教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

对于武大，刘先生并不陌生。1936年，他在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生的同时，亦和周世英同时考取武大，但因经济拮据，只得选择清华，与周世英暌隔两地。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他曾在武大外文系短暂借读。时过境迁，1947年秋的国内局势与武大内部情形均已发生重大转折。国内方面，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解放军开始局部反攻，国统区物价暴涨、人心浮动，群众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武大内部则受1947年“六一惨案”刺激，左派势力迅猛增强，中共地下党在武大重建党组织。刘先生因已倾向共产党，在教学工作中开始尽可能地做一些有利于共产党力量壮大的事情。如他摘译芝加哥大学导师威廉·奥格本（William F. Ogburn）与人合著《社会学》一书中的内容，作为武大社会学教材，利用该书的自由主义色彩，影射并批判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同时，刘先生还将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因先生讲授内容新鲜生动，颇受进步学生欢迎。

1948年，刘绪贻先生与夫人周世英、长女刘东、长子刘南在武汉

在教学工作获得肯定后，刘先生又发奋写作，1948年1月至1949年2月在《观察》《益世报》《时与文》《世纪评论》《自由批判》《大学评论》等重要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在极富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同人刊物《观察》（储安平主编）上刊登的文章达13篇。这些文章从文化思想的深层次，剖析中国传统社会专制统治的形成和延续，反映出了先生愈发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先生1948年9月在上海《时与文》发表的《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论“民本”不是“民主”》，指出“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差异，呼吁群众不要被“民本”迷惑，真正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先生暮年曾回忆该文的写作缘由：“当时，蒋介石搞小恩小惠，吹嘘自己是在搞民主。我有两个同事，都是老资格的教授，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在搞民主，我就和他们争论。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揭露蒋介石搞的是民本，不是民主。”这些文章中亦不乏辛辣直白之语。如刘先生1948年12月在《观察》杂志发表的《狂澜》一文，在评论国统区的达官贵人随溃败的国民党军形成一股南逃狂澜时写到：“他们从前既然腐化了东北各城市，使十三个精锐军变成废物，自然他们也会腐化上海、汉口、广州、台北等，使守卫这些地方的精锐军队变成废物。”

刘先生晚年坦言：“1948年我写这些文章时，政治上早已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但在学术思想上，我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是较彻底的，而在中学、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受的长期教育，则使我未能完全摆脱它对我的思想影响。”思想的转变往往是很难迅速而彻底的，刘先生在教学和著述中努力追求进步，但还遗留着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结。解放战争时期，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毛泽东1947年曾给予学生运动高度评价，誉其为同人民解放战争“第一条战线”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1948年一二月间，武大学运激昂蓬勃，学生为抗议英警九龙暴行、声援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等接连进行罢课斗争。2月4日，刘先生与韩德培、陈华癸等8名教授鉴于“罢课一举，几乎有每周间歇发作的趋势”，联名发表告全体同学书，劝导学生珍惜求学机会，不可滥用自己的力量，并表示“我们承认罢课是青年学生对国家现状烦闷不耐的结果，但却不以为它对现状一定能有积极改进的作用”。这一不合时宜的意见和当时的政治大潮有着明显的隔阂。武大左派人士在1949年初的一份内部材料中，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评价刘先生：“崇拜欧美民主，自由主义者，常在《观察》上发表文章，储安平的学生，读书用心，虚心追求进步，对樊弘、吴晗印象很好，是比较进步人物。”（按：樊弘、吴晗均为当时的知名进步学者。）刘先生亦新亦旧的思想特征，无疑是那个新旧转型时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一个缩影。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

刘先生在教学和研究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引起武汉地下党的瞩目。1948年暑假，刘先生的高中同学、武大机械系讲师蔡心耜，邀约另外两位在武大任教的高中校友，突然造访刘先生居住的教员公共宿舍“半山庐”，请他一起打桥牌。蔡心耜等人虽与刘先生有校友、同事关系，但并不相识，彼此素无来往，刘先生对此牌局甚感蹊跷。原来，蔡心耜1947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武大教师中唯一的地下党员。蔡心耜此行乃是奉组织之命，来与刘先生接触，但蔡心耜并未当场向刘先生透露党员身份，且事后约半年又未与刘先生进一步联络。直至1948年末、1949年初，武汉地下党为抓紧推动迎接解放各项工作，蔡心耜方向刘先生亮明身份，并介绍他加入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

刘绪贻先生曾居住的教员公共宿舍“半山庐”

1949年3月，新教协正式成立，下设教授支部、讲师助教支部。其中，教授支部在解放前共发展会员13人，包括刘先生、唐长孺（史学系教授）、吴廷璆（史学系教授）、梁园东（史学系教授）、韩德培（法律系教授兼主任）、张培刚（经济系教授兼主任）、谭崇台（经济系副教授）、陈家芷（经济系副教授）、刘涤源（经济系教授）、孙祥钟（生物系教授）、张瑞瑾（土木系副教授）、曹绍濂（政治系教授）、石峻（哲学系副教授）。刘先生、吴廷璆、梁园东任支部委员，刘先生为支部书记。由此不难看出刘先生在武大进步教授中的威信与号召力。教授支部由蔡心耜领导，但武汉地下市委对该支部非常重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浩然每周与蔡心耜来刘先生家一次，了解情况，指导学习并布置工作。

新教协教授支部围绕武汉黎明将至的形势，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例如，组织会员秘密学习党的文件；举办各类讨论会、报告会宣传新民主主义；在各种场合支持进步学生开展活动；调查武大内部人事、财产、物资等情况，为解放军接管武大提前搜集信息；改组武大教授会；呼吁保存地方元气，避免国民党军队败退前对武汉实施破坏等。

刘先生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全身心投入到地下斗争中去。《国立武汉大学1949年4月16日大事记》载：“法学院经济系各教授组织学术讲演，于每星期六下午二时起讲，本日为余长河先生讲计划经济。”据刘先生回忆，这类公开名义为“计划经济”的演讲，实际内容是就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介绍，报告人包括刘先生本人、张培刚、余长河等。这类新颖的学术报告吸引不少听众，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一份国民党对武大监视调查的材料中污蔑地写到：“武大教授颇多投机者，近将有不少教授被动地作关于‘新民主主义’之讲演。”这亦从反面佐证了刘先生等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力。许多历史亲历者，仍然对刘先生传播革命思想记忆犹新。时任武大矿冶系教授兼主任的黄培云，对共产党理论并不了解，因与刘先生交往才开始接触新思想，黄培云晚年回忆：“大家都说新民主主义思想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是有区别的，我那时出于好奇心——究竟有什么区别啊——很纳闷，问别人，别人也说不知道。好像看起来人家都知道，但就是不说。那时，在‘少壮派’教师里有一个叫刘绪贻的，教社会学，我认为他可能知道多一些，就问他。当时在场有很多人，他说等会儿再说。等人都走了，他跟我说，你别问了，让国民党特务知道了，要掉脑袋的。我大吃一惊，他说，你别做声，我回去给你找点东西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果然，他在没人的时候，给我带来一个小册子——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说，你千万别让人看见，没人的时候你看看，你就知道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了，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已故教授薛国中1949年春尚是武昌实验中学的学生，该校进步青年举办秘密小型座谈会，邀请刘先生讲述革命道理与当前形势，这次座谈会给平生第一次听大学教授讲课的薛国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撰文回忆：“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对我们革命思想的开导，终生难忘。”

刘先生积极支持武大进步学生举办的各种活动，对他们产生很大鼓舞作用。1949年2月，武大地下党给学生党员周克士布置刻印《新民主主义论》的任务，周克士经刘先生协助，到武大印刷厂免费印刷，书印好后，刘先生又为周克士提供法学院一间空教室供其秘密暂存。周克士对刘先生极为尊敬，称刘先生是“抗战胜利后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一批年轻教授中支持学生运动最积极的一个”。

刘先生曾于1948年11月当选武大教授会干事会干事。1949年三四月间，武汉地下党为通过合法、公开渠道贯彻各项工作意图，发动新教协教授支部改组武大教授会，刘先生竞选成为教授会主席。刘先生任教授会主席期间的活动，在原始档案中留下了两条弥足珍贵的记录。

《国立武汉大学1949年4月23日大事记》载：“校长、训导长、教授会主席因公与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等处接洽。”这一天，正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历史性时刻，盘踞武汉的白崇禧集团亦呈日落西山之势，刘先生以教授会主席身份，与校长周鲠生、训导长朱萃濬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委会等处接洽。大事记虽未写明接洽的具体内情，但解放前夕，武大校方因钱粮紧张，为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不得不频繁和武汉当局沟通，刘先生等人当天接洽的目的或与此有关。

为争取完整接管武汉，防止国民党军崩溃前对武汉进行大肆破坏，武汉地下市委于4月19日通过《为保护城市渡过青黄不接进入接管而斗争》的报告，提出要通过上层团体出面，“在保存地方元气，要活命、要生存、要安全的口号下，各阶层上下一致，团结应变，制止迁移、破坏、混乱，保护公私产业”。鉴于武大教授会的社会威望，江浩然要求刘先生按照地下市委精神开展活动。5月6日，刘先生在得到校方支持后，以教授会名义起草、印发了一份《为争取武汉安定保护地方元气告各界人士书》。迄今为止，这份关于武汉解放的重要红色文献仍未被披露，兹将原文迻录如下：

大局日紧，华中经济文化重心的武汉三镇，已经逼临战火。在抗战期间，武汉的各种建设，曾经蒙受重大的损失。至今疮痍未复，到处残破。尤其最近币制紊乱，捐税重重，民生疾苦，不可终日。如再遭兵燹，则前途更不堪想象。衡情度势，今日的武汉，实在是不能再受战争的破坏了。

我们回溯武汉的历史：在政治上，它是辛亥首义之区；在经济上，它是中国新工业的诞生之地；在文化上，它又开新学之先河。这几十年来，不知经过多少实业界文化界先进人士的努力，也不知经过多少气度恢宏的地方当政者的辛勤培育，历经忧患，以有今日。我们认为具有这样历史的重镇，不论站在哪一个立场，都应该加以爱护。何况战争终有已时，一旦战事告终，建设工作即必须开始。我们为地方的前途着想，也应当为它留下将来复兴的基础。武汉三镇，绾毂华中，物质建设如各种交通工矿事业，文化建设如武汉大学及其它文教机关，皆粗具规模。只要不加破坏，将来不仅可发扬光大，且可对全国的复兴，有积极的贡献。在我们同仁之中，先后也曾有不少人，对于武汉的建设工作，尽其涓滴之助。缔造维艰，知之弥切。正因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地方各种事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爱护，也和地方的父老人士们，同样具有迫切的心情。目前事机危急，祸福之分，决于俄顷。我们本着与地方首长和社会人士共忧患的精神，特发出下面的紧急呼吁：

一、争取武汉地方的和平秩序。

二、保护地方元气。

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四、保护文化教育事业。

深望凡关切武汉前途的人们，大家从远处着想，站在同一立场，为保护华中经济文化重心的武汉而努力。

刘先生起草的这份告各界人士书，从武汉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武汉长远建设发展着眼，道出了武汉进步知识分子的集体心声，情真意切，富有感染力。该文在武汉全市散发，并被重庆《大公报》、上海《申报》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媒体报道，为华中重镇武汉较安全、完整地保存下来迎来解放，发挥了一定历史作用。

武大学生高举校徽庆祝解放

5月17日，武昌解放，武大师生欢欣鼓舞，热烈欢迎解放军。多年以后，黄培云夫人赵新那依旧难忘那天的场景：“我记得我跟着刘绪贻教授一同赶到武汉大学大门牌楼前去迎接将要经过这里的解放军。刘先生穿着笔挺的西装，隆重地去欢迎解放军，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解放军。”6月10日，解放军接管武大，武大校内各团体推选刘先生担任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8月25日，武大校务委员会举行成立典礼，成为全校最高领导机构，刘先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理秘书长。因武大教师中仅有一名党员，军代表还建议将刘先生作为发展对象培养。这无不体现了党组织对刘先生地下斗争经历和个人政治品质的高度认可。

刘先生是“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青年时期受到追求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精神洗礼，后来又在黑暗现实的刺激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选择了信仰中国共产党。1949年时代转折之际，刘先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竭心尽力为迎接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段光荣的革命经历值得被历史书写、被后人铭记。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蒙刘绪贻先生哲嗣刘南、刘西、刘末三位先生拨冗审阅，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