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雅致：日本如何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想象

原创 PUP China 普林斯顿读书汇 

欧洲人写了太多的哲学。从最日常到最崇高的一切，都被挖掘、收集、编排与解读——而这仅仅是为了创造贫瘠的知识。是时候清除落在它上面的灰尘和蜘蛛网了，是时候净化、重塑以及发展这些知识，为它们注入新的生命。还有什么能比日本艺术更好地实现这一点呢？日本艺术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催生了短篇小说文学，它的影响范围从法国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日本艺术的简洁明了的特征，使得它的内涵比实际表现出来的更为广博。日本艺术中的细微变化与韵律重复，在爱伦坡的诗歌、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者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踪迹。”

—— Sadakichi Hartmann（1867-1944，美籍德日混血诗人）

自19世纪50年代日本与英国开放贸易以来，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在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其后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顶峰）的想象中，占据了一个独特而矛盾的位置：日本被视为一个敌对的东方帝国，同时被视为精致之美的摇篮。在 Quaint, Exquisite: Victorian Aesthetics and the Idea of Japan 一书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以及日本研究中心和批判理论项目的助理教授 Grace E. Lavery 探索了西方文化中这种日本矛盾形象的持久影响，展示了日本的崛起如何在现代全球化的初始引发了西方美学的重大转变。

本书的研究问题

以“精致”和“古雅”为切入点，本书尝试回答关于日本观念的美学范畴的三个问题：

一，通过对俳句、茶道和武士刀艺术等一系列实践的思索，东方主义者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如何向西方读者传递了一种普适性审美的信号？换言之，为什么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每一个人，不论是东方主义者、原始主义者、还是欧美人，都会觉得日本是美的？

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亚洲英语作家，如何将东方美学所带来的特权推向市场？而这一举措又达到了怎样的政治、心理和文化目的？

三，有关日本的观念和审美中介之间的理论联系，哪些构成了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长期联系、并延续到了现在？

为了回应这三个主要问题，本书作者 Grace E. Lavery 细致地研究了音乐、视觉、物品、文本、电影、表演的相关材料，进而论证道：与种族、性别、国家、民族、现代性和文化这些分类范畴一样，日本可以作为一个美学范式（an aestheticized paradigm）来与西方进行比较。

“日本”：一个西方语境中的复杂观念

19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发展起了一种关于日本的复杂观念：日本被视为是美丽而危险的存在；它身上有超现代（ultramodern）、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t）的特征，但它同时被传统的茧房所缚；它经历了西化，但它也是最不西方的国度。

这种对于日本的矛盾认知，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我在日本度过了大学最后一年。”

出自 BBC 情景剧《办公室》

人们很容易指出这种观点的东方主义特征，但这并不代表这种观念完全是个谬误。诚然，已经有很多相应的文化解释尝试揭示这些观点的建构性。但这种对“日本”观念的解构，与对其的建构一样历史悠久。

同时，虽然西方作者常常在不完全了解日本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观念，日本人自己也同样常常推广它，并用在了各种规模的日本文化项目之上：个体艺术家尝试在西方推广日本特色的艺术；日本政府则运用这些观念与辞令来为其政治部署服务。

因此，在本书中，作者将“日本”的概念描述为相对于独立于日本国家的存在。这意味着本书中的日本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系统”（semiotic system），因为符号系统难以被表述，且离观察者很遥远。而在本书中，和其他概念一样，日本的概念（the idea of Japan），是一个可能可知，而实际上对于读者来说，未知或不完全已知的对象。

写日本的东方主义者很容易宣称自己对日本一无所知，这实际上是一种夸张，他们只是对日本了解不够多而已。而在观众和读者中广泛出现的对这个国度的认知匮乏，以及他们想对日本这个复杂对象做出公正判断的尝试，恰恰就是西方社会中矛盾的日本观念的根源。这种矛盾的观念，根源在于日本美学不同于西方的美学传统，也与康德所说的品位判断的“主观普遍性”（subjective universal character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特征相左。

西方的“他者”： “日本”的审美普适性

仅仅因为维多利亚时代赋予日本作为另一个帝国的模糊特权，并不意味着日本真的以当时西方人所认为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日本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历史例外——它是否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性——是东亚研究学者之间一个深刻而持续的争议。但在审美维度上，在英国东方主义者的想象中，日本很快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古怪”的现代。

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船只于1853年7月抵达江户港之前，英国读者对日本的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仅有的关于日本的消息来自荷兰旅行者。在日本实行孤立主义的两个半世纪里，荷兰是欧洲列强中唯一与日本保持贸易关系的国家。在当时，日本由于足够遥远，使得人们常常认为其是虚构的。日本是如此难以接近，以至于基本没什么西方人对它产生兴趣。

而在黑船事件后，大西洋两岸掀起了一股对日本文学和美学的兴趣。外交接触为西方提供了想象日本的素材，佩里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由各种各样的仪式管理。因此在与之交往时，必须要用最严谨的礼仪。日本就像一个光滑的表面，需要一个同样光滑的人去接触它。只有通过最佳的形式匹配，才能完全达到交汇和满足。”佩里的这种对日本戏剧形式的修辞，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讨论中都有迹可循。

在19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与日本艺术相关的一系列观念、形式和感觉，都与艺术上的伟大成就紧密相连。到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造举世闻名的美丽物品的能力，似乎已经超过了西方。西方人认为，日本不仅接近、甚至已经到达了普适的审美易读性，而这一发展威胁到了欧美文化的力量。维多利亚时代有诗人写道：“日本艺术不仅仅是色彩和谐方面无与伦比的成就，它还是对其他一切的否定和毁灭。”

但这种优越，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其力量并非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逻辑形式化。相反，日本艺术被视为一种本质化的力量，一种早已存在的创造力。换言之，普适性的日本美学已经取得了相对于西方的优先地位。日本成为了一个与“西方”相异、但不容小觑的存在。

“雅致”与“古典”：日本观念的美学范畴

十九世纪的西方作家们将日本这个概念所在的美学范畴称为“精致”（exquisite）和古雅（quaint）。

J. A. M. Whistler, Symphony in White No. 2: The Little White Girl (1864).

精致，代表了不可超越的美（insuperable beauty）和不可抗拒的暴力（irresistible violence）的交汇。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电影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在过去的25年里，当谈到工业社会时，毫无疑问，在电影里，日本是最暴力的存在。这种观点普遍而荒谬。众所周知，日本的社会是最不暴力的。”昆汀的观点代表了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认知：被称为“日本”的主体已经成功地把“暴力”卸下，留存在了其审美表象中。暴力成为了一种美学，而并非伦理上的善恶。

电影截图，《低俗小说》（Pulp Fiction, 1994），昆汀·塔伦提诺执导与编剧

古雅，指的是有关日本的观念与历史之间的一种间接的、难以捉摸的关系，是一种进入过去的独特方式。当一个物体、文本、主体或事件成为历史时，它就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品质。拥有古雅特质的事物，带有一种模糊性和历史感，但恰是这些模糊让人痴迷。它可能不会被主流历史所承认，而是进入了被压抑的亚文化空间。历史的观察者会看到这些历史客体身上华丽与陈腐共存。

J. A. M. Whistler, Caprice in Purple and Gold: The Golden Screen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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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int, Exquisite: Victorian Aesthetics and the Idea of Japan

借鉴哲学，精神分析，考据学，以及大量深入的档案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系以及日本研究中心和批判理论项目的助理教授 Grace E. Lavery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审美体验谱系。她认为，十九世纪晚期，日本艺术在全球的流行反映了一种想象的普遍品味标准。

这本书讲述了剧作家 W. S. Gilbert 和 Sir Arthur Sullivan 笔下的《天皇》（Mikado）背后的文化历史，俳句的英语衍生物，以及蝴蝶夫人故事。本书还对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进行了介绍与阐述，如以日语笔名 Onoto Watanna 写作的中英混血小说家 Winnifred Eaton，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艺术评论家 John Ruskin 的拥趸 Mikimoto Ryuzo。除此之外，本书还包括了对的物品的重要性和象征性力量的介绍，如叶芝的武士刀，和王尔德的“日本羊皮纸”。

本书包含对历史的回溯和对美学的现代理解，以及日本对西方美学的深远影响。

本书荣获北美维多利亚研究协会（North American Victori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VSA）年度最佳图书奖。

原标题：《10.23 霜降｜古典与雅致：日本如何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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