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国国王”朱琳：一辈子能有一个经典已经够了

演员朱琳66岁了，然而现实中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实在年轻许多。

作为86版《西游记》里最出彩的一笔，端庄又娇羞的朱琳，是无数观众心中永远的“女儿国国王”，“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的旋律响起，还是能让人心尖微颤。

不管走到哪，女儿国国王都是朱琳甩不开的话题和标签，但她并不因此苦恼，直言，“一个人一辈子演无数角色，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

朱琳因影视出名，然而退休之后的她，早已转型舞台剧和有声小说领域。今年9月，朱琳便将带着文学朗读音乐剧场《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朗诵对话大提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在四十一岁生日这天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写信之人是一个将死的、偷偷爱了他十八年的女子，初遇这个男人的瞬间，她便坠入情网，之后，她走过了孩童时的懵懂爱慕，经历了世俗的洗礼，直到临死前写这封信，唯一没变过的就是她的爱，而他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这还是朱琳第一次以纯文学朗读和现场音乐结合的形式，演绎世界经典。

“看欧洲大文豪的作品是我们那个年代唯一的文学享受。”朱琳回忆，自己最开始接触茨威格是改革开放以后，家里有一本茨威格小说选，张玉书翻译的，他的语言文字有原作者风格，也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朱琳这次朗诵的便是他的版本。

不再拍影视后，朱琳登台演绎的都是自己真正心仪的经典。在此之前，她扮演过姿态各异的女性，如今退休了，她对女性的探索没停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可以说和她心灵相通。

茨威格常常从男性的角度描绘女性独特隐秘的情感世界，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细腻、敏感甚至神经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就像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给了演员很大的展示空间。

“他擅长观察成人世界的情欲表达，善于描绘被情欲主宰的人，而我们要回归文学作品最原始的状态。影视有很多外在的表现手段，一旦回归文本，技巧就不存在了，你调动的是你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情感体验。这是我喜欢的，也是我这些年做演员的长项。”

在朱琳看来，茨威格的笔就像“手术刀”，在剖析和挖掘女性的世界时，力道细腻、精准，读者想知道什么，他的笔就写到哪儿，“他都写出来了，而我就一个小时的朗读时间。他用小刀一点点拉开来让你看，可能温情可能血淋淋，都在考验我的功力。”

演出时，和朱琳一同登台的还有法国大提琴家索尼娅·维德-安瑟顿。除了和名团合作，索尼娅这些年也在积极拓宽表演形式，她和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合演过《夜舞曲》，也和法国影星芬妮·阿尔丹合作过《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夜船》朗读音乐会。

朱琳和索尼娅尚未见过面，但两人已经传阅过彼此的演出视频和录音。

在朱琳眼里，大提琴是中性的乐器，既可以男性又可以女性，既能倾诉、抒发、宣泄，又能倾听，角色的转换是自如的。而索尼娅的演奏在她眼里也是中性的，琴声里有细腻也有粗犷，给人力量感和冲击力。

朱琳感慨，过去在国内，音乐往往沦为伴奏和背景，很少作为独立形象出现，很多高大上的演出请了作曲家写大型交响乐，最后，交响乐不是变成伴奏就是抢演员的戏，二者很少有平等的关系。

“我们首先是一种对话，和性别的撞击。”朱琳将大提琴当成倾诉的对象，她希望二人上台时，观众不是只盯着自己看，把大提琴当成背景音乐，“她的琴声会引领我，和我对话，她会倾听我的诉说、苦痛、哀怨、喜悦，她首先应该接受到，再用琴声表达出来，这才是两种艺术符号有机的结合。”

同样是朗读经典名著，去年6月，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来华朗读杜拉斯的《情人》，曾在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在北京，朱琳特意去看了于佩尔的演出。她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喊她于老师，“于老师在台上真的有一种少女的娇羞，她是从13岁少女开始演的，我不行，我是很有分量的‘王者风范’，但我也要从年轻女性的感受入手。”

朱琳坦诚，因为忙着看字幕，前十几分钟她并没有看进去，看到四分之一，她瞬间被打动了，少女后来坐船离开越南回法国，也让她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台演出的舞美也让她印象深刻，一棵椰子树的剪影就是越南，一台风扇代表了燥热，舞美的简洁让人忘记了技术手段的存在。在舞美上做减法，在这一点上，朱琳和于佩尔的想法是相通的。

朱琳反对舞台给观众强加东西，淋漓尽致地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年代、什么背景，“这些外部的东西会影响观众的欣赏，尤其是文学青年非常敏感，他们对文学信息的捕捉有自己的习惯和渠道，所以绝对不能强加观众。”

本色出演女儿国国王

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朱琳是扎扎实实的文艺女青年。从小，她就爱好文艺。1969年，朱琳考入北京部队通讯兵文工团当舞蹈演员，1975年转业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当化学分析员。

朱琳和影视圈结缘于1980年。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了电影《叛国者》专门到北京选演员，朱琳被选中饰演动物学家的助手。

“我当时在研究所实习，他们找到我，觉得我的身份、经历、专业和电影里的沈虹非常吻合，就把我叫到北影厂去试戏，试了一场无实物表演的织毛衣，被选上了。”

朱琳就这样去了云南拍戏，一拍8个月，回来遇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业余培训班招生，她去应考，和赵宝刚、李成儒等成了同学。5个月后结业，朱琳被分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从此走上影视之路。

温婉、端庄、大气，朱琳在银幕上的形象符合当时的国人对传统女性的审美，找上门的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之类的角色。

86版《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国王，是朱琳演艺生涯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问她当初是怎么被选上的，朱琳大笑了起来，“好看呗，像国王呗，端庄，秀丽，内心纯净，没见过男人，我觉得我都演出来了。”

拍了整整一个月，剧组才拍完《取经女儿国》这一集。既有端庄的一面，又有娇羞的一面，朱琳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女儿国国王。

在影视圈里，朱琳出了名的低调，也是出了名的乖女孩，这大概也是导演杨洁当时看中她的原因，“女儿国国王不是说就是我这样，而是我化妆定造型之后，大家以我作为一个标准。”

拍摄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幕后故事呢？朱琳避而不答，“所有幕后的故事都在镜头前的一颦一笑中表现出来了，其实没什么，都是正常合作、正常交流。”

如今不管走到哪，提到朱琳，女儿国国王都是她甩不开的话题和标签，然而她并不把标签当成难耐的束缚。

“一个人一辈子演无数角色，大家记住的应该是最经典的几个。” 朱琳笑说，这样一部根据名著改编的经典，这么多反复在寒暑假播出，一代又一代观众收看，就给它加分了，“后面也出了无数版本，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解读，不同创作者有不同的理解，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那一版的审美在这样一个高度，很难超过，所以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

闲暇爱看小说听歌剧

从影三十多年，朱琳最近一部播出的电视剧，定格在《重案六组4》（2011）。

她在戏里演一个私人会所女老板，亦正亦邪，挑战起来十分过瘾，“这样的人往往被写得很世俗，层次不高，其实恰恰不是，真正生活中，这样的女性可以很自如，她有慈母的面容、蛇蝎的心肠，是可以挖掘的。”

朱琳感概，如今影视剧里的中年女性角色都容易写得不正常，“这个角色的分寸感把握比较好，和生活距离不远，不是那么戏剧性。现在的中国影视太假了，提炼得过多，人的情感没有细节。”

演绎角色时，朱琳追求对人性的挖掘，这也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她着迷的原因。

“这部作品讲的是人性，很多中国作品为什么没有人性？它有故事、有矛盾、有冲突、有起承转合，但恰恰没有人性，剧中故事就像你家发生的事，她们就像是你身边的人，妈、婆婆、岳母……但没有东西可挖，就一张白纸在内。”

这或许也是朱琳不再频繁拍戏的原因。到了一定年龄，家庭剧和婆媳剧似乎是女演员的必然归宿，然而朱琳自觉不合适。

在她看来，家庭剧里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符号，“每次接戏，每演一个人物，我都会问她是干什么的。如果退休了，她退休前是做什么的，老师、医生还是干部？她的细节和行为举止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个角色只是一个妈妈，我就看不见摸不着了，不知道往哪里努力了，就没有深度、没有个性、没什么价值。”

除了演舞台剧，在电台录“有声小说”如今也占了朱琳很大一部分精力，《歌剧魅影》《乔家的儿女》《大卫·科波菲尔》都是她的代表作。

“你无法借住形象去表现人物，唯一可以运用的表演工具就是声音，播音员一辈子靠声音塑造形形色色的形象，这是一个功夫。”比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作者深层次想表达的内容都在字里行间，影视改编只是节选可视性的东西。你要慢慢去理解，反复阅读。通过电波，读者和听众有一种互动，这种东西可能只有听广播的人才能感受到。”

最近，配音综艺《声临其境》大火，不过在朱琳看来，节目无法完全还原配音演员的创作过程，“他们拿出来的都是最有意思的段落，可是在话筒前录小说，是一个让心静下来的过程，有意思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回到文学本身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闲暇时，朱琳就在家看小说，最近正在读美国作家阿图·葛文德的《医生三部曲：最好的告别》。作为一名资深文青，朱琳是看小说长大的。青年时期，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娱乐，欧洲大文豪带来的艺术滋养和熏陶，对朱琳成为演员也是必不可少的助力。

朱琳也爱听古典音乐，尤其是歌剧。歌剧里音乐性和戏剧性的结合让她迷恋。

她迷恋的作曲家，通俗一点的有普契尼，《蝴蝶夫人》是她喜欢的，口味重一点的有瓦格纳，有人嫌瓦格纳的歌剧沉闷、难懂、篇幅长还不中场休息，朱琳却很迷恋他歌剧里的人文色彩、人性思考和哲学思维。

在北京，朱琳时不时就会出门看演出，但更多时候，她选择在家看碟，“到了这个年龄，我看东西对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追求就比较低了，我会经常问为什么，问自己为什么，问创作者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