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特朗普经济学：双赤字还是双分叉？

特朗普税改法案《减税与就业法》已于2017年末正式生效，法案的重点侧重于简化税收程序、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跨国公司属地征税等。综合来看，这一次税改的减税力度较大，根据美国财政部对历年税改法案减税力度的估计，这一次税改的减税力度大于2001年小布什税改力度，也大于里根执政期间1986年第二次税改力度，但是小于里根执政期间1981年的第一次税改力度。

税改法案的通过以及近期公布2019财年4.4万亿美元预算计划都显示，美国的财政政策将更加趋于扩张。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战已经打响，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该如何理解特朗普税改与美国国际收支以及外汇市场的关系？这是讨论特朗普税改经济影响不可回避的一环。

目前，关于特朗普税改的讨论已经开始涉及税改和贸易之间的关联，例如瑞士信贷的研究表明，美国税改将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外贸易及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也认为减税意味着财政刺激政策和更高的财政赤字，这将使得特朗普无法实现其贸易目标。这一问题也延伸至中美贸易关系的讨论，如果减税意味着更高的经常账户赤字，那么特朗普确实有可能会采取更加严苛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以对冲这种影响，那将对目前已陷入阴影中美贸易关系产生更加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种“双赤字”(Twin Deficit)——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真的会发生吗？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上，这种双赤字观点是存在争议的。

理论上，减税带来的财政赤字上升将同时带来经常账户赤字上升的结论，直观的源于经常账户的定义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帐户余额是经济体总体储蓄减投资（不考虑误差与遗漏），即净储蓄。按照部门划分，经常账户余额可以被进一步分解为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净储蓄之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政府的净储蓄和经常账户余额应当同向变动。

这一基本逻辑也被用于特朗普税改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之中。但需要注意，由于是恒等式关系，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同等变化的情形，暗含的假设之一是其他部门的情况不发生变化。但是，在财政赤字冲击下，其他部门却往往会出现相应的应对。

一方面，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就指出，在政策财政赤字扩张的时候，家庭和企业部门往往会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将要偿还得债务。另一方面，私人投资在面临政府财政赤字冲击出现短期下降，这主要是通过实际利率上升的渠道实现的，反映出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私人部门储蓄改善和私人部门投资恶化共同作用，使得私人部门的净储蓄的上升会抵消甚至超过超过了政府部门净储蓄的下降，这使得在净效应上，经常账户余额出现改善。从恒等式来看，经常账户的主要构成在面临政府财政赤字冲击时发生了如下变化：

这种悖论，与传统理论的“双赤字”相对应，在美国国际经济的研究中又被称为“双分叉”（Twin Divergence）。事实上，在美国数据中观察到“双分叉”的情况是更为普遍的。里根第一次税改于1981年推出，其经济背景是滞胀，但美国经济从1983年起开始好转，因此，税改过后仅两年，政府储蓄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在1983年起开始改善，而经常账户则由于经济走出衰退之后的投资繁荣在1982年之后持续恶化。第二个时间段是1992-2000年间，新经济发展带来了产出正向冲击，这一时期，政府财政状况出现显著好转，财政由赤字转向盈余，而经常帐户余额则进一步恶化。

由此不难看出“双分叉”的第二个原因，政府的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变动可能同时受到产出冲击的影响。经济衰退造成产出下降将导致政府财政恶化，经济繁荣造成产出上升将导致政府财政收支好转。而产出下降如果带来投资的放慢超过了国民储蓄的放慢，则会使得经常账户出现好转，产出的上升如果促进了投资繁荣，其增速超过国民储蓄，则经常账户将会恶化。无论是在正向还是反向的产出冲击下，政府财政和经常账户都将呈现反方向的变动。

“末日博士”鲁比尼及其合作者在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上曾有一篇著名的研究，专门就此问题仅系国内探讨。他们发现，“双分叉”得产生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往往是产出冲击的结果，在面临产出正向产出冲击时，政府预算余额将出现持续多年的改善，财政余额呈现顺周期特征。但是，此时的经济扩张往往带来进口需求的增加，这又会造成经常账户赤字。

但是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研究专门控制住产出扩张的影响，发现结论依旧没有变化：即使剔除了产出冲击的影响，财政赤字规模的上升同样导致了经常账户余额的好转，这将进一步导致“双分叉”，而非出现“双赤字”情形。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中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或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这支持了上面提到的情况。

那么，在目前情况来看，究竟美国本轮减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本次加税的时机是经济快速复苏阶段，而非传统“相机抉择”理论所强调的衰退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就业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有效需求并非是不足的，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并不会带来有效需求的过份膨胀，而极有可能是替代私人部门的需求，造成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储蓄增加。另一方面，美国目前处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随着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不断提高，私人投资的增速可能会被进一步下降。因此，美国的减税很可能会进一步造成经常账户盈余的扩大以及美元的贬值。“双分叉”极有可能会在2018年及之后再次上演。

参考文献：Soyoung Kim, Nouriel Roubini, Twin deficit or twin divergence? Fiscal policy, current account, and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 (2008) 36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