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地方史脉络下的山西与票号

“山西”，大山之西，东联太行，西接吕梁。山西省70%的区域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1000米。带着现代意义的后见之明，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如此地貌，正好证明了对山西的定义——一片近乎与外界隔绝的内陆。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在山西中部，700公里长的黄河支流汾河（亦称汾水），流淌过最适宜耕种的土地，那里不仅孕育了省府太原，更是票号的发祥地。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跨欧亚的视角探索山西的历史，那么山西并非明清时期的所谓“内陆”，而是把长城以内地区与蒙古高原、俄罗斯远东地区连接起来的中心地带。在地域上，“历史的山西”直到20世纪早期，都要比今天的山西省大出个四分之一。具体说来，当时的山西还包括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十分之一，计有著名的归化（今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东部以及包头。

山西省太原市汾水阁

山西作为内陆地区，在地貌上的缺陷，在地理位置上获得了补偿。明清时期，山西地处天下之中。这对顽强追求财富与繁荣的山西人而言，绝非生态的限制，而是大自然的馈赠。晋商向世人展示了非同一般的经营头脑。将其放置在全球历史中，晋商有着在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可以从国内和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悠久传统。有明一朝，晋北是中国的北部边疆。正因为此，元代之后，山西处在对抗残存的蒙古部落的前沿阵地。1370年，明朝开始推行“开中法”（一项关于盐粮交换的政策），允许胜任的从事区域贸易的商人垄断向边防重地运送粮食以换取盐引的业务。晋商抓住出现在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良机，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通过运粮换盐，逐渐积累起财富。明代晚期，最成功的晋商后代把财富转化为知识，跻身士大夫阶层，从而登上更高一级的社会阶梯。

发生在明清之间的王朝转换，丝毫没有影响年轻一代山西商人的所拥有的开拓进取、精于算计的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山西作为由满洲统治者、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三方达成的欧亚新秩序的腹心之地，王朝更迭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得到加强。两件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帮助山西跃居跨欧亚贸易网络的顶端。第一个历史事件是18世纪20年代，清廷征讨准噶尔部叛乱。在这一过程中，著名晋商范毓馪（1678-1757）为清军把粮食送到前线，从而取得贸易特权并获颁荣誉官职。第二个历史事件是《恰克图界约》于1727年签署。该条约规定：恰克图是中俄两方可以开展免税实物贸易的边界城市。很快，山西商人就投身于俄国远东地区、中俄蒙古边境和中国南方三地的茶叶、皮革与牲畜贸易。晋商得益于山西在跨欧亚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着他们的资本主义精神，积累着财富，并建立起一个遍及亚洲内外、广大的商业网络。

《恰克图界约》于1727年签署

但，应当指出：从18世纪早期以来，无论晋商有多么活跃地参与跨欧亚实物贸易，如果没有出现在18直至19世纪的有关国际国内发展的变化，票号和它的银行帝国就不可能出现。这些变化包括：全球贵金属货币的新流动；中国国内随着叛乱而来的动荡不安和内战，以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贸易秩序。

尽管从16世纪中期开始，来自日本和东南亚的白银持续流入中国，但是因为亚洲邻国货币政策缺少稳定性，所以明代经济不间断的货币化从未能解决白银短缺这一看似无解的问题。一直到18世纪晚期，中国商人在区域贸易中使用白银方才变得稳定起来。究其原因，在于拉丁美洲取代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更加可靠和更加标准化的大宗银元的供应地。数量充足的可供商人而非国家处置的白银的存在，是晋商缔造的银行帝国得以扩张的最重要前提。这并非巧合——虽然早在18世纪20年代开始，山西商人就投身跨欧亚贸易，但是第一家票号开张于19世纪早期，而不是更早。票号的兴起，取决于两个因素间的互动；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山西作为跨欧亚贸易的连接纽带而获得的地理优势；18世纪中期以来白银的全球流动。

如果说山西的地理位置、区域贸易以及白银的全球流动为票号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发生在国内的叛乱、清政府的非集中化财政体制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就是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声名鹊起的原因。以白莲教起义（1794—1804）为标志，清王朝从19世纪早期开始进入衰落期。从事区域贸易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虽然在大额交易中银锭是可靠的交易媒介，但因为陆路贸易经常被切断，所以远距离运输白银变得愈发危险、愈发耗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家名为“日升昌”（寓意太阳高升、繁荣昌盛）的机构，从其同名的印染业务和茶叶贸易中，创造性地推出对远程贸易而言更加安全、更有效率的支付服务——汇票。此乃票号的破天荒之举。

清政府和商人一样，最终也感受到了极度的社会不稳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太平天国对常规性的“现银委解”，形成了严重的干扰。省府官员为了准时准点给中央政府缴纳税收，很快就转向使用票号的私人汇票。虽然中央政府担心私人汇兑业务会让国家的财政体制变得更加非集中化，但它还是默许票号处理省府税收，以应付节节攀升的军事开销。中央政府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将私人性质、不需要任何实物白银的汇兑业务制度化，以之取代“现银委解”。即便如此，正是在清政府与太平军鏖战尤酣的那些年里，票号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

票号在应对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发展发生位移的情况上，向世人展现了了不起的商业创新能力。19世纪中叶之后，票号的角色是负责处理大清王朝税收的非正式私人金融机构；同时，它在广大内陆与通商口岸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42年以后，通商口岸加入外贸巨流。这带来了中国国内的进出口市场的扩张。票号提供的快捷有效的信用票据，加剧了区域间资本流动，推动了内陆城镇和口岸城市之间全球商品的交易。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从都会到内陆的单向运动，而是在新的条约体系下，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发展中心——即内陆和沿海——共同推动。

票号参与了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所以，票号与通商口岸中诸如汇丰银行之类殖民地银行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而非简单地被后者剥削或碾压。与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绝大多数殖民地银行在通商口岸之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其分支机构分布的地域非常有限；洋人银行经理们亦很少乐意走出通商口岸。结果，殖民地银行严重依赖票号所拥有的广泛的金融网络，以在中国内地完成进出口采购与交易。以汇丰银行为例，截至1895年，汇丰银行仅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天津和北京六地有分支机构或代理。相比之下，从通商口岸到边疆重镇，30多家票号在40多个地方同时开展业务（。“中国内陆资本主义”的最强劲表达，就是通过票号完成的。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世界贸易秩序的大背景下，票号的商人-银行家积极参与金融、贸易和生产。

1895年以后，清政府在征收、转运和经营省级税收方面，逐渐以高度集中化的财政制度取代以往的松散分权的财政体系。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当时，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现代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限制私人金融业者参与公共财政。此时，票号为清政府担起（准）公共财政的挑子已逾半个世纪之久，它已不再乐意为大清朝现代国家建设签名担保。于是乎，票号决定在较小的规模上运营。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曾经兴盛一时的三十多家票号中，只有四家仍旧从事着小规模的汇兑业务。

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

如果观察者仅仅把票号视为具有准银行功能的非个人性机构，那么票号汇兑业务在20世纪初的收缩就会被判定为等同于中国本土经济机构的失败，即中国的本土机构无法积极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入。但是，如果我们从家庭的视角看待票号，将其视为基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单元，那么就会有更多内容被发现，就会有一副完整的图景——在其中，票号持续参与了发生在中国国内和世界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清政府迅速推行公共财政的集中化管理；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快速现代化改革中，也包含了对工业生产的推动。汇兑业务一陷入低潮，票号的商人-资本家即刻投资工业生产，其涉及的领域有丝绸、火柴、煤炭等等。这些商人-资本家及其家庭成员，借助票号与资本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让自己很快适应（或者说重新适应）了非资本主义的生活。票号商人及其后裔，或做了慈善家，或考取功名，或负笈现代军事学院，或成为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他们这样做，既是资本的普适性逻辑使然，但在同时又持续不断地打断了这一逻辑。

（本文摘自《中国内陆资本主义与山西票号：1720—1910年间的银行、国家与家庭》，王路曼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